宝马连续碾压男童致死案当中的法西斯心态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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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连续碾压男童致死案当中的法西斯心态

                   2010年9月14日

何必

昨日,本报报道了在新沂一小区3岁半男童在宝马X6车尾玩耍不慎被车轮4次碾轧致死的惨剧……(略。)

宝马反复碾压四次导致男童死亡!

这种事情,很奇怪么?

典型的法西斯。

现如今,各式各样的新闻和消息当中,这种法西斯的货色俯拾即是。

而传统左派则认为,离开了社会主义才会法西斯。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说到法西斯,人们习惯上都不约而同地将其与国家和政权联系起来,好像这只是权力者的垄断资源。

而且,与此相应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如今,攻击权力者,也蔚然成风。而这里的权力者,只是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主儿,而不是涉及权力概念当中所涉及的对象。

骂掌权者,是个非常具有道义高度、并且很有安全感的事情。在这方面,南方报业集团就是个典型。

在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攻击掌权者,是个很经济的事情,既可以迎合“民意”,又可以引领潮流,还可以借机发财,一石多鸟何乐不为?

像陈永苗那样的宪政派们,也属于此类。他们始终如一地把矛头对准掌权者,并且是中南海那样的权力人物,然后成天到晚就是中国有法律没有法治有宪法没有宪政等等老生常谈。他们会把民生当作是个可以为宪政鸣锣开道的题材,而全然不管这里的“民”到底是什么样的构成,就像“民意”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一样。

自由派们基本上都是如此,太有着以偏概全的本事了。

比如说,在自由派那里,农民工是被神化了的,农民工是现代最苦的群体,因此是不可以骂的,凡是涉及到农民工,就是深仇大恨,就是水深火热,就是苦海无边,就是生不如死,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图腾,一个宗教,只能被顶礼膜拜,不能有半句冷嘲热讽。我则不然,劝自由派们去北京著名的农民工公交车专线300路试试看,亲身体验一下农民工是多么的王八蛋,或者到北京比比皆是的城乡结合部走走,看看农民工是怎么祸国殃民的。

左派则既反权力更反资本,在他们那里,资本并不是权力,而是可以与权力并驾齐驱的力量,资本可以耳提面命颐指气使,可以具有发号施令的功能,但这种力量并不是权力(这种推论在逻辑上就很荒诞不经吧),可却暴露出他们对权力的一往情深和对专制的笃信不疑。

杨帆主编的书籍,也是命名为“以民为本 关注民生”。

因此,右派和左派都是选择了安全性很高的路径,那就是站在“民”的一方,反对“民”的对立面。

但是,“民”却在这种被忽视当中,具备了开篇那种反复碾压四次导致孩子死亡的德行。

这个“民”到底是什么呢?

李延明曾经专门讨论过,毛泽东到现在的语境下,“人民”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公民”这种法律概念。在中国,人民是我党的赞同者,也是我党赞同的群体;非此,则不在人民之列。

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具备权利,就必须政治正确,否则就不具备成为人民的资格。

这就是典型的以党代政的表现吧。从现代国家的原理上说,公民是不考虑其政治立场和诉求的,所有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在中国,政治立场不同,甚至可能锒铛入狱。

因此,“民”对政治的恐惧、厌恶和疏离,也成就了当局为非作歹却乏人问津的社会心理背景。

再进一步,左派和右派都是把国民当作自己争取的对象,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国外右派们,指责米奇尼克,咒骂刘亚洲,但却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对“民”的德行样只字不提。像美国的三妹(此前我误认为是加拿大的)和徐水良这种显然比向中国委府摇尾乞怜的王军涛等要更加入木三分的政论家,也不例外。

三妹在提及今年的自然灾害当作人们的表现时,说中国民间力量已经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而这表明了中国民间力量的觉醒和主动,这将是个非常积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信号。

徐水良在最近为三妹文字击节叫好并且广泛传播之际,指出中国现如今的知识分子比索尔仁尼琴时代的前苏联知识分子要丰富多彩得太多,无论是在功力上,还是在涉及话题的丰富性上,都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同行们。

徐水良此说,招致了三妹的驳斥。

我则连篇累牍地就中国所谓知识分子问题说三道四过了吧。于此不赘。

三妹、徐水良们对开篇宝马碾压孩子的事件,不会从中国全民腐败和中国社会无处不在并且深入人心的法西斯心理去评头论足,而是一股脑都推给了我党,好像只要我党被干掉,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如果没有了我党,宝马也就不会碾压孩子了。

显然,国外右派们也是在偷奸耍滑,懒得去分析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现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和能力,至少他们自己应该先回到梁实秋、鲁迅、李宗吾、柏杨、李敖等的层面上去看待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再来对中国知识阶层说三道四。

宝马碾压孩子事件,有分析人士摇头晃脑地分析说,“法律不给力,碾死最划算”。这种说辞在法律上无可厚非,中国的法律原本就是个法西斯主义的货色,由此诱发法西斯行径也就自不待言。

可问题并不止于此。北京市大兴发生的杀害自家全部亲人的案件、歹徒进入幼儿园杀害素不相识的孩子案件、黑龙江伊春发生的歹徒进入老人院杀害素昧平生的老人(我在连续发生的幼儿园惨案时就曾经指出过,歹徒会把目标瞄准养老院、医院等等比歹徒更加弱势群体没有反抗能力的地方,怎么样,又被我这看空唱衰的乌鸦嘴不幸言中了吧)案件上,还能够用“法律不给力”来瞒天过海敷衍塞责么?

问题到了这里,又回到我经年累月陈词滥调的地方,那就是古今中外,现如今的中国人是最坏的。

我以前在涉及到法西斯话题时,曾经引用崔之元有关十个步骤把美国变成法西斯的文字,并且认为,如果把那里的美国换成中国,简直就是太严丝合缝如假包换了。

昨天,日本邀请二者期间被日本俘虏并虐待的美国老兵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冈田克也向老兵们表示道歉。中国会这么干么?

美国老兵忿忿不平地指出,日本让俘虏成为劳工,残酷虐待。他们不知道,中国是让中国人当作劳工,残酷虐待。

德国纳粹在集中营里进行灭绝人性的生物试验,而中国是用转基因来让全体国民成为试验品。

中国委府是法西斯,这已经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而中国人是不是法西斯,这也不难得出结论了吧。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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