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模式下:香港的民生應該更好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只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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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國(居)民民生福祉,我想全世界都差不多,無非“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的人道關懷問題。前者是福利制度安排,後者則是照顧服務計劃。

只是最近發生的這起荃灣父女雙尸案,令到“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問題,再一次浮上香港治理的水面,令人感到痛心。一起不應該發生的低級悲劇。

痛定思痛。香港的民生福祉問題,到了徹底檢討、反思,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候了。

面對這些不大和諧的個案,稍微有點正義感和良知的人,都會理直氣壯站出來說:“一國兩制”的香港民生,沒有理由不超越港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愛國者治港團隊更沒有藉口不去觸碰社會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一定有能力,有智慧,令民生福祉再上新台階。

過去老話講“不當家不知油鹽柴米貴”。今天的特區政府就是香港的當家人。沒有人比特區政府更貼近港人,這是絕對的。

既然是當家人,自然要學會賺錢,也要懂得花錢,特別是有“一碗水端平”的公共資源的平衡能力。

香港好多事情,千頭萬緒,複雜多元,很多時候,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發展和繁榮的紅利,未必會全部落在民生福祉上,或做到發展與民生同步,這也是現實存在,看看基尼係數,便知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是存在的。

有的時候,特區政府既要考慮賺錢,夯實財政盈餘家底;又要滿足居民的意見和訴求,決策輕重緩急,有時或兼顧不過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過往這麼多年,在賺錢與花錢的問題上,幾屆特區政府班子雖然風格迥異,各有盤算,但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居民好,有自己的接濟民生的做法,也是見仁見智。可能最受歡迎的莫過於派糖。似乎得到大多數居民的擁護和支持。

老實說,派糖並非最好的民生福祉方式,因為是平均主義,無法精準個案扶持。未來的香港,是否應該有些新思維,新辦法,有些比派糖更好的舉措,有個一勞永逸的持續接濟民生的長遠的好制度,令香港人對國家有歸宿感,對香港有自豪感,那就很了不起了。

有位國家領導人說得好“好多事情再難,總有個開始的時候”,道出了香港的民生福祉與社會發展,的確存在一些矛盾的。

但如今是“一國兩制”的管治時代。我們有愛國者治港的巨大推動力,要超越以前的做法,應該沒有問題的。可能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勇氣和擔當,甚至需要做一些導向的轉變。畢竟,發展和繁榮香港的紅利,更多惠濟到750萬香港人身上,總是沒有錯的,這也是最大的德政。

在我看來,德政的功績之一,就是政府有本事賺到錢的同時,花大氣力解決好居民的“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問題。因為是繞不過去的社會矛盾,也是最大的民生系統工程。

相信未來的“一國兩制”的香港,在發展和繁榮的同時,政府能打造一個卓越的“生老病死”系統工程,以及一套一流的“老弱病殘”照顧服務體系,使之成為香港的真正的軟實力,可能是當務之急。

我們展開來說下這個“生、老、病、死”系統工程:

所謂“生”指得是人從母親懷孕開始,到胎兒檢查,以及嬰兒出生後的養育過程中,發生的所有由政府承擔的一攬子激勵政策,比如女人懷孕的帶薪假期天數;以及嬰兒出生後的父親帶薪陪護假期天數;嬰兒養育過程中的公共教育、養育補貼、免費醫療服務等非常具體到位的資助,有和沒有,有多少,都可以比較。反映了政府在“生”的方面人口政策的福利力度。

我就不知目前的香港生育政策——未來的“生”的政策如何,是否有適齡青年優生優育的獎勵政策:比如BB的奶粉錢,你能發放到孩子幾歲;比如免費教育,你能供孩子上學到什麼階段,是幼稚園,還是小學,中學,或是大學;比如公共醫療服務,如牙科,以及身體檢查,你能為孩子免費提供到什麼年齡;等等,真的要好好算下這筆賬。如果把“生”的政策做到位,相信香港出生率自然可以滿足到本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所謂“老”則是指居民進入65歲或以上的年齡,由政府對其的一系列生活救助津貼、公共醫療服務以及娛樂旅遊開支等兜底開支計劃。有和沒有,有多少,都有具體指標和額度,這和特區政府原有的個人強積金以及年金制度沒有一點矛盾。相反,如果在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基礎上,改革為:基本保障(政府兜底基本費用)+富裕生活(個人強積金+年金計劃)的退休雙保險制度,或許確保香港居民“老”有所養,有比較自尊或優越的晚年生活。

內地有14億人口,城鎮居民也有差不多3億人,各類退休人士沒有2個億,也有1個億,國家以城鎮居民退休養老保險制度,堅持了十幾年,不但穩定了城市,也穩定了退休人士的人心。很多城市老人靠著足以支付基本生活費用的退休金,以及按比例報銷的公費醫療制度,過著比較知足的生活到今天。老實說,還是很不容易的。

一個1億人,一個750萬,誰的壓力大,高下立判。都知道財政支出要精打細算,但有些事情,為了算政治賬,算穩定賬,算民生福祉賬,算大賬就是值得的。我相信,這套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中國政府最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特區政府應該學習國家的這種做大事,算大賬的做事謀略。

所謂“病”是指經過公立醫院診斷並醫生書面確認的中長期病患者,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我們的社會,應該為這些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提供到位的生活費用。雖說疾病是動態過程,只要每半年對病人做一次病情評估和檢查就好。社會應該關懷,而非歧視,甚至謾罵。畢竟,被確診為需要資助的長期病及大病患者,沒有人願意或故意這樣做。

我個人認為,參照物價和通膨指數,其生活費用應該在當年居民收入平均中位數上打五折比較合理,而不是現在的4000-5000元水平。

對於病人來說,錢寬鬆一些,終歸是好事情。理由很簡單:

長期病患者有錢可以請工人照顧自己;有錢可以做物理治療,舒緩下病痛;有錢可以買些好東西食,讓自己暫時快樂一些;有錢可以出去看看世界,放鬆下心情。如果我們的決策者懂得算賬,病人能自己搞定,不給政府添麻煩,從節省成本的角度,還是最經濟的。

當然,這取決於政府財政盈餘的支付能力。

我們的社會應該體恤病人,不應該有歧視,因為沒有人願意患病,尤其是患上大病。

所謂“殘”則是指各種原因造成的先天或後天的殘疾,經過公立醫院醫生的書面確認後,按照殘疾程度,提供比較有自尊的生活費用。包括照顧者,都應納入這個“殘”字計劃。

你像這位荃灣的截肢的自尋死路的中年女人,每天坐著輪椅進進出出,明顯是辛苦不方便的,有可能還會遭受一些異樣的眼光歧視也說不定。何況家中還有一位需要照顧的80多歲的老父親。心理壓力大,性格矛盾複雜,父女相依為命,完全可以體會到。看似表面剛強,內心是很無奈的。哪一天,精神崩潰,突然選擇絕路,一點不要感到意外。

毫無疑問,成為“殘”疾人,便意味著不健全的,是需要特別呵護的弱勢群體一族。說包袱也好,負擔也罷,免費為他(她)提供輪椅,但改變不了他(她)在社會上的二等公民的待遇。社會應該有這樣的高度共識。

所以,我們的社會,對待殘疾人,應該有同理心,同情心,這是一種境界,一種素質。但我看香港,殘疾人通道不少,但社會化照顧服務還需要行到一步,進一步加強才行。

老實說,香港的平安鐘服務是很不錯的。但這個人道的最實在的為老弱病殘提供人道服務的惠民好處,政府沒有包攬下來自己做,卻外判給私人企業當做生意來經營,則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我算了一筆賬,假設全港有需要安裝的“老弱病殘”平安鐘自動跟蹤服務的有20萬人,按照現有私人企業的收費標準,也就3000元/人。一次性投入也就6個億。每年也就4個億的維護費用。如果用AI系統來管理,可以節省多少服務機構及社工外包服務人工,都是花錢,那一種服務最有效,一目了然。更重要是社會效益以及對國家的歸宿感和幸福感,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其實,與“生老病死”對應的,還有個“老弱病殘”中的“弱”勢群體非常值得關注。

這個“弱”涵蓋兩種人:

一是那些父母喪失勞動能力的家庭中的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失去雙親的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子女。

二是因為各種原因(包括生病或家庭其他突發問題)導致的失業待崗的家庭及個人,沒有公屋,沒有收入,還有仔女返學,以及需要支付房租等剛性費用的失業居民。

前者是這些未滿18歲的子女,本身已是不完滿的家庭和青少年的不幸,無論心智還是身體,都遭受一定的重創,人生處在重要的發育時期,我們的社會如果有條件,理應為他們提供比較卓越的社會養育費用,包括基本生活費用,免費公共教育、必要的學習工具,課外訓練計劃以及醫療服務和旅遊娛樂等多項福利。

後者則是家庭發生變故,臨時出現生活困難,或沒有工開,或生病住院,或仔女有學習的額外需求,導致經濟拮据,而尋求政府的幫助,按理應該無條件幫扶到位才是的。聽說政府對這樣的困難家庭和個人,資格審核有自己的嚴格的流程,加上時間上的等待,估計有些家庭和個人頂不順,覺得遠水解不了近渴,就放棄尋求幫助。如果是性格剛烈的人,就可能無奈走入死胡同了。

相信這樣的家庭和個人,應該不少,也是社會福利資助的一個大的矛盾。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真的需要研究和突破。畢竟,一個發展和繁榮的香港,幫扶有需要的家庭和個人,在人家最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絲毫不亞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積德的大善事。我們的社會應該有這樣的同情心和善良。

另外,我也不斷看到新聞,總有一些未滿18歲的香港少年,做了一些成人應該承擔的犯法之事,而受到檢控,令人感到痛心。

相信特區政府為此也是傷透腦筋的。

最近福利署發出的希望社會收養200多個孩子的信息,讓人覺得政府也是不遺餘力。相信這些孩子有一部分是問題少年。收養家庭及個人必將付出更多的愛心和精力才行,資助可能還是次要的。我就覺得,一個收養家庭以及社工的幫助,是否比他們的原生父母的教養效果還好?應該值得商榷。我們的資助到底該給到誰,從源頭上杜絕問題,效果或更好。

我還看到一些不該發生的悲劇,總有人為父母返工或養家糊口,甚至為了經濟考量,搞出的不少單親家庭,以及不倫不類的組合家庭個案,為大人辯解或開脫責任,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作為和諧的香港社會,原生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責任人,然而才是政府及其他人的幫助。這個順序是不應該改變的。父母好,則子女好;父母衰,子女一定出問題。我們應該為問題少年的父母,提供必要的幫助以及教育指引,從根本上解決不應該發生的社會問題。有一句話說得好“解鈴還須係鈴人”。原生父母當然是係鈴人。

一直以來,香港的社會化服務,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在亞洲前列,曾經得到過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和讚揚。如果我們可以行多一步,民生問題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說到底,民生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

當然,投資民生項目不來錢,回收期長,收益低,私人企業不會涉獵,這都是事實。但民生的事情,只能算政治賬,而非經濟賬。特區政府是香港人的父母官,有責任,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更多的善事,做更多的積德的民生大事。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手機瀏覽資訊的便利,今天的居民非往日的居民,尤其是年輕人,更喜歡比較和發表意見,這也是客觀現實。相信很多居民還是實事求是的。香港的民生總體來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

說比上不足,當然是指香港的民生福祉水平,從香港開埠以來,到今日回歸中國25年,香港民生還是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有些項目甚至可圈可點,但與北歐國家相比,比如瑞典、丹麥和冰島等,香港在“生老病死”的福利安排上,還是有差距的。人家好些東西都值得香港學習和提升的。

說比下有餘,當然指香港這幾十年,在亞洲地區和城市(包括一些國家),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尤其是社會化服務方面,還是名列前茅的。比如香港的綜援津貼,關愛基金,傷殘津貼,特殊家庭的中下學生學雜費補貼,以及公營養老院申請制度和特殊人士的醫療接濟等,還是幫到了不少人,香港人的生活品質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比較高的,這從香港的消費水平以及食品品質,可以感受到。

不然,香港的社會福利投入不會逐年增加,以至於成為每一任財政司長財政預算案,必須要特別報告的一個數據。

只是,今日世界在變,各國國民追求好日子的胃口在變大,生活的要求日益更高,目標更精細,這都是客觀事實。俄舞戰爭的烏克蘭是這樣,土耳其大選和泰國大選更是如此。

任何政府,面對這個新情況,新問題,只能有所改變,有所作為才行的。比如養老保障問題,免費醫療問題,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價問題,生活成本與絕對收入問題,以及公共教育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問題,必須與時俱進,平衡好利益關係,有更多的投入才行。

然而,要做好民生福祉這種事情,說來容易做到難。任何政府和話事者,有心只是第一步,有力才至關重要。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錢可以辦大事,辦好事,賺到錢是第一位,其他的事放在第二位。沒有錢,再好的想法都是百搭。

所以,大多數居民都祝福政府多多賺錢,也非常緊張政府的財政赤字,也是基於有了赤字,民生福祉投入一定會打折扣的顧慮,這是理性的見識,政府應該包容更多關心香港,希望香港好的居民和有識之士。

哲學上有個著名的論斷叫“透過現象看本質”。

這句話套用在香港民生問題上,應該也是恰當的。

看看香港街頭上那些拾紙皮的老人,反映了社會福利接濟嚴重不足的問題;看看那些坐在高樓打著“有汗出沒糧出”條幅的地盤工,反映出勞資關係還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問題;在公立醫院急症室等候好幾個小時都看不到病的尷尬,反映出我們的公共醫療硬件服務,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還有一些單身的公屋老人去世後無人問津的殘像,更反映出我們的社會人道關懷還不夠到位的問題,等等。

這些表面看似不和諧的景象,背後折射出的是民生的本質問題。

為何說“一國兩制”模式下,香港的民生應該更好?!

我的信心是:

一是“一國兩制”模式,為愛國者治港團隊觸碰社會深層次矛盾,提供強大的鬥爭底氣。

沒有人可以否定,香港回歸中國25年,中央政府駐香港的聯絡辦,解放軍駐港部隊,外交部駐港公署,以及諸多的中資企業,是特區政府等三權合作機構對香港社會管治的最堅強的後盾。

還是一句話,以行政主導的三權合作機構,要敢於碰硬,敢於鬥爭,敢於面對社會深層次矛盾,為了民生福祉,為了絕大多數香港人希望過好日子的共同訴求,敢於打破利益藩籬,踢開第一腳,打開局面的。

二是香港的好多民生問題與壟斷係係相連。不打破壟斷,民生問題或難徹底解決。

香港的壟斷有哪些?

不說太遠的,就說居民生活的經常性開支。比如煤氣,石油氣,電費、車資以及大眾食品,如新鮮牛肉。你能想象,煤氣和石油氣竟然要40港元/立方左右,一河之隔的深圳只要10元人民幣左右;電費也比深圳貴過三倍不止;香港新鮮牛肉120港元500克,內地同樣的品質新鮮牛肉只要50元人民幣。而香港居民絕對收入跟深圳常駐居民收入卻差不多。

在我看來,香港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應該允許世界各路產品來港自由競爭。只有競爭才會保持合理供求,以及價格區間。否則,壟斷和剝削,一定是提振民生的最大的頑疾。

有人說香港居民的“經常性開支猛於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相信,我們的管治者,在“一國兩制”的撐腰下,是可以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國家也一定會支持政府大刀闊斧改革民生的。

三是“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選擇民生問題為突破口,是“一國兩制”模式的客觀要求。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金子招牌,更是未來香港的富裕、法治和自由的代名詞。“一國兩制”絕對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有著豐富內容的含金量很高的管治模式。這個偉大的創舉,有賴於特區政府通過改革民生福祉,讓“一國兩制”綻放光芒,具有示範效應,無論對香港居民的未來生活,還是國家利益,甚至世界各國探索不同社會制度的管理方式,提供新的經驗和樣板,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期待特區政府以此為戒,打造香港居民期待,國家樂見,世界看好的最卓越的民生福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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