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也是66年夏末秋初的某个下午，厚重的阴云下飘着带着凉意的零星雨点。我蹬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往家里赶。路过当时位于广州石牌的华南师范学院的后门，看到的情景让我捏紧了手闸。那是一位平时在院校里常见到的带着眼镜的教授模样的老人，曾经是灰白头发已被人剃成那种参差不等，典型侮辱人格并且只有“牛鬼蛇神”才特有的“阴阳头”，身上那件在50-60年代很有身份风度的略带黄色的短袖丝衬衣被撕扯得只有一个袖子勉强还挂着，还染上几点暗红色的血迹。老人并没有任何动作，头仰着，透过那副已经只剩一条眼镜腿的金边眼镜望着灰暗的天空。那条被两排高大的木麻黄树相夹的狭窄马路，身后一步之距就是过往的大型车辆。
我很难描述我的感受，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仇视那个政权的敌人，这个“人民政权”从来就不缺乏来自国内外想颠覆它的敌人，况且，这些敌人还不间断地按“人民领袖”的指定的比例在老百姓中生成。即使我这种没有“红色基因”的社会边缘人群也不能允许对“阶级敌人”抱有同情心。我默默地看了老人几眼，蹬车慢慢地离开了。我没敢回头。
人格，尊严，自由就是专制社会的最终奢侈品，人们必须用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得到。
小学同学的父亲是华师的教务长，就在那个时候用菜刀砍向自己的颈动脉来演绎“士可杀而不可辱”。只是用生命抗争对于一个只对权力和奴役有兴趣的政权连鸿毛的分量都没有。还要诬之为“自绝于人民”。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杜甫诗里叹息秋风中的孤老和困窘。而千年之后，在九州大地上那股带着血腥味的红色风暴洗劫的是民族文明，传统，道德，无以计数的鲜活的生命，留下的是套着“伟大，光荣，正确”光环的屈辱，贫困，恐怖，愚昧，萧索，精英断层和无从补偿的蹉跎了年华的世代。这个浩劫从未被完整记录过。
七
当年的广州的广九线和京广线的终点火车站都在市区里，那两条铁轨上三天两头就有人卧轨。邻居家比大我几年的中学生有回亲眼看到的情景，让他很有震撼感，以致在向我们讲述见闻时说话语序都乱了。他说：“看到了，又。”
八
我家附近有一小卖部，让校园里家属可以就近添买油盐酱醋和日用品。附近还有理发铺子和缝补店。
那时人们多不会随意添置衣服，布料并不是有钱就能买的，全都要凭证才能购买。何况人们得顾忌自己生活是否符合那个政党定的道德标准才可免遭物议。不是开玩笑，在那种无所不包的社会控制网络里，被人加上一句不艰苦朴素的评语，这些写进个人档案的“污点”能让人一生无法洗卸，只要活着都得在这上面磕磕碰碰。我们从小就穿打补丁或有洞的衣服，那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时髦”。所以缝补店里的修补衣服生意总是很好。
缝补店由一位胖胖的印尼归侨大妈经营，操一口四声不明显的印尼普通话，很和气，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广州天气酷热，大妈常穿着以前在东南亚侨居地那种很别致的像长裙一样的纱笼。店里有一些可能是她从海外带回来的时装杂志或书籍，有挺俊俏的模特和从未见过的衣服款式，而且是那个时代国内没有的色泽鲜艳精美印刷品。我们看着新鲜，不时去翻看，她也随我们。她儿子是我们小学的高班同学，足球踢得很好，读书也不错的，在学校里是像明星一样存在的。
1966年8，9月，北京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强制暴力行为蔓延到广州。这种所谓的“破四旧”行为是神一样的领袖唆使的无规则无法律约束肆意妄为，谁都不知道自己会触犯到什么被沦为专政的对象。那种弥漫性的恐怖感就是那个制度所需要的。
随着那种反文明行为的蔓延，也不知道那路造反派跑缝补店前贴一大字报，说大妈那身打扮是外国的，资产阶级的，时装杂志里的内容更是腐蚀革命队伍的毒剂。老实说，这招在当时的学校里是比较客气的，别的地方直接就是用剪刀，皮带，斥骂来招呼。听说这也是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著作里教导的：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直说吧，就是要用暴力代替语言。
那位大妈显然吓得不轻，赶紧回家换下我们见惯的纱笼，穿上一身灰色的男中山装，包括裤子，那显然不是她的。她胖，衣服把她包的圆得跟粽子一样，夏天的热汗很快把厚厚的冬装都润透了。当然，那几本时装杂志的生涯就终止了。她只是一个靠手艺挣点小钱的普通人而已。
也许年轻读者会存疑，但上世纪直到80年代，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是等闲不可多见的奢侈品。同学的父母是教授或校领导家里都没有电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