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患了癌症之后

 

昨天收到导师彼得的电邮，这位导师，我曾在博文《抑郁的他成马克思了》之中做过介绍。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任何事到了他那里，经过他抽丝剥茧，就成了社会话题。

 

这封电邮是关于他弟弟的癌症。先来读一下他的长信吧：

 

自从两个星期前首次听到我弟弟将死于癌症以来，我一直处于阴影中。我怀疑除了表达我对即将失去他的痛苦之外，我还能说什么？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诊断和后事的安排，我觉得，说一些超越表达悲伤的话应该是合适的。 

 

先说一下背景吧。20年前我父亲在医生的照顾下死于癌症。在他庆祝了与我母亲结婚60周年后的第三天，他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第四天就去世了。去世前，他接受了6周的辐射治疗，这大大降低了他的生活质量。辐射治疗使他精疲力尽，无法读完曾经每天要读的一份报纸。他的治疗也让我弟弟心力交瘁，弟弟每天早晨6点起床以保证我父亲能接受早上7点的治疗，然后赶在8点半之前去上班。 

 

我不知道，其他家人也不清楚，辐射治疗有什么意义。辐射治疗从来都不是为了改善我父亲的整体病状，当时癌症已经扩散，而辐射只是为了控制他肺部柚子大小的肿瘤，因为该肿瘤压迫神经，使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喉炎患者。

 

停止放射治疗四天后，他死于肺炎。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有相似的经历，停止辐射后，容易导致肺部蓄积液体，结果病人无法呼吸，溺死在自己的液体中。 

 

父亲的这段治疗经历跟我弟弟眼下的病情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硬要扯上关系，那就是他在带我父亲接受辐射，以及后来在我母亲动了乳腺癌手术的几个月里，精心照顾她，这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心理压力和体力消耗。

 

到目前为止，他女儿和我都不知道我弟弟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 是否转移、以及在他这种病例中，病人的生命持续时间。他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死去，也可能持续6个月。不知道，一切都不知道。

 

我在中欧的生活给了我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本地医生不愿意像对待一个聪明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去对待病人。我曾三番五次向医生询问，而且必须有坚定的态度，还必须举起我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旗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为详细的病情说明，以帮助我自己做出判断。

 

我认为，医生的假设是：“非医学专业人士”无法理解诊断的细微差别，从而没有必要告诉他们太多。然而，随着社会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向病人解释已经被搁置太久了。这次，看到在观念更“先进”的美国文化中，也残留着这一成见，一切由医生决定，而不听取病人对自己治疗的选择，我感到很痛苦。 

 

我父亲的治疗是这种情况，现在是我弟弟。因此，我建议任何患有危及生命疾病的人，甚至还不危及生命疾病的人，自己提出问题。虽然开始可能听不懂，但是可以学习，可以观察，通过提问和学习，可以了解正在发生什么，有助于改善目前的生活。这样，就不会困在不确定或不知之中，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选择。

 

下个星期，我会被迫打一个我以前打过的电话：“你好，我是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某某博士，我需要和你谈谈我（父亲/ 母亲/弟弟），他是你的病人......” 

 

说了半天，彼得关心的是病人的知情权。许多人相信，当自己知道了真相之后，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的正确决定。或许某些特别明智的人能从中得益，然而，这是否适合于所有的人呢？

 

有些人自以为聪明，完全不听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可能耽误自己的治疗，把自己早日送进坟墓。也有的人就此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余生失去了快乐，围着疾病转。因此，我并不认为，每个病人必须知道病状的所有细节。

 

实话说，读完他的信，我的第一反应是，既然患了绝症，死亡近在眼前，不如过一天是一天，何必花时间去网上查找各种病状、治疗方法、预期生命等等，仅那些专业名词就会搞得人昏头昏脑。若是打电话给医生，光是听录音和没完没了的音乐便令人烦躁不安。哪怕对诊断了如指掌，又如何呢？差别无非是死得清清楚楚或死得糊里糊涂。

 

有时候，糊里糊涂也不是坏事。曾有个邻居老太，突然体重剧减，家人带她看病，说是胰腺癌晚期，可能还能活几个星期。家人也不告诉她了，她回到原来平静安宁的生活里，该干嘛干嘛，过了一个星期去世了。这样也未必不好，老太在生命的最后一周，没有精神负担。

 

多年前，听到一个访谈。有个专门替人做深度清洁的公司老总分享自己创业的经历。不少深度清洁都是去打扫突然死亡的现场，有正常死亡，也有非正常死亡。老总坦承，有些现场相当可怕，而最常见的是，不少人家是极度的脏乱。这让他得出一个结论，预知死亡比突然死亡好，至少可以事先做点儿准备，比如说家里不要搞得像猪圈一样，免得身后还要被人说，这家人家又脏又臭。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到底是干这一行的，为了职业名誉，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