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
德方
最高指示: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岳建一：
你像个孩子似的用手比划成“手枪”瞄准我说：“我就是要逼你写出你的全部感受！”
刹那间，白毛风尖利悲凉的呼啸竟像充满了你的办公室，那阴暗寒冷的小屋又显现在眼前。我的泪夺眶而出。
也许你以为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所以认为我会坦然细腻地讲述这个胖儿给自己接生的故事，可你不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我生活的组成。那天发生的事情，只有我和胖儿知道，我们本是行同陌路的两个人，却被一个私生子连到了一块儿，使一件原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挥之不去。
胖儿的感受、想法，没人知道。她用沉默封存了往事，一直到她再也不用张口。她的沉默——在我们相处的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让我领受得够够的——正如不久前一位朋友所说：那种面无表情下的封闭、封锁，那种日日无言的相对、审视，代表了怎样严密的防卫、时时刻刻的戒备？需要怎样严酷的环境才能逐步形成？难以想像。
当我们所有的沉痛和悲伤都只能用沉默和无为显示的时候，生命就必然在精神层面提出生存的索求。在阳光、空气、水和食物……之外，精神的生存需要着另外的空间。由肉体与精神构成的生命不能永不统一，不能总是缺失着自己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疯狂地撕裂与扭曲中，我们开始追求生命的完整，开始寻求人性的善良。
只是由于你选择了“中国知青情恋报告”这个大题目，我才能在《以活着的名义》中讲述了胖儿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看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但我没想到，你却还要揭开伤疤，面对溃疡的伤口，让我写出我的全部感受。这样的回忆往事，永远使人撕心裂肺！
我想到了纳粹的集中营、毒气室。毒气室造成成千上万人肉体上的死亡。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说、还在写、还在展示、还在提醒：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而我们的经历，回忆起来时，多像透过毒气室的观察孔在观看，观看我们自己在精神毒气的窒息中无望地挣扎——它比肉体的死亡更残忍。
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你提出的这个“活体解剖”的任务。我将尽力。
或许我们的经历真能成为一种借鉴？
60年代末，说是为了屯垦戍边，曾经在中蒙边境组建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6年冬天，照例很早便放了假，返城和探亲的人们一走，各连队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即便是这样，煤依然眼看着一天天少下去。大雪早已封了路。听人讲，师部招待所的床桌椅凳都被来往的兵团战士劈了烧了。有什么可说的，零下四十多度，又没有煤，不生火就意味着冻死。
这段时间，成批的兵团战士离开了，插队的知青被抽调上来，补充团部所在地连队的空缺，我也到了团部。
同屋的兵团战士小茹办病退走了，那一排宿舍，大大小小五六间土坯房，只剩下我一人。选了一间居中的小屋，把煤从各屋收集起来，也不过两麻袋，存在后墙的小储藏室里，好像存住了温暖。
这排宿舍，是兵团战士们刚来时（1969年？1970年？）自己脱坯盖的，几年来少维修，墙上挂的灰皮已经脱落了不少，残余的悬在那里，狂风大作时就细声呻吟并瑟瑟发抖。我猜，这排宿舍可能是他们盖的第一座建筑，因为它的布局完全是内地式的，没建防止大风直入房间的走廊，也没安双层的玻璃窗。现在，单层的窗玻璃上，冰花已经结得快三指厚了。炉边水缸里的水也已经冻透。炉子是用半截汽油桶做的，不是不好烧，而是没的烧。
在我们那儿，冬天，房子基本上只起挡风的作用，一没火，屋里的温度很快就会降到和外边一样。而我的小屋，室内与室外相比，只有风力大小而不是温度高低的差别。
门外，是连队修理车间前的大片空地，很难见到人影。风悄悄地赶着雪，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房后屋脚就已堆积起渐渐齐到房檐的高高的雪坡。
离门口六七步远，冻得硬硬的一个小垃圾堆，是我每天倒脏水和炉渣的地方。水是不能乱泼的，否则门前就成了溜冰场，但是要在严寒中走得更远点儿，又实在太不情愿。
那时，我白天在外面串门，晚上回来点火、化冰，烧一点儿热水，洗洗自己、暖暖屋子。然后用极快的速度钻进被窝，飞速地摩擦全身，把自己身上擦出点儿热气，否则，到天亮时脚还是冷冰冰的。直到如今，想起那段日子，还不由得紧咬牙关，心生寒意。
尽管这样，我仍不愿与这个连队其他的人挤到一起。
我有我的仍在北边牧业连队里的朋友们，每当他们到来时，在炉子里烧起早就捡好备用的旧轮胎、破蓄电瓶壳……各种虽有异味但能发热的东西，屋里便变成了一处温暖的小天地，可以让我们窝在里边说东道西了。
胖儿，连队的会计，平时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的，这会儿仅仅凭着一句说明性的话——“连里说让大家住紧一些，省点儿煤”——就闯进了我的宿舍。这真令我很不高兴。我与胖儿原来牧业队的一些知青是朋友，知道胖儿在她们被审查的时候曾看管过她们，并苛刻地对待她们，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所以，她的入住就是干扰，我的宿舍不再是我和朋友们自由聚会的天地。
我和胖儿的格格不入彼此心照不宣。小茹病退的手续刚到，胖儿就来预定床位。那晚，我坐在床上，正嗒嗒地敲着捡来的那架被称为“打字机”的破手风琴教小茹唱《红河谷》。小茹被这首优美的外国民歌迷住了，见胖儿说完正事，马上盛情邀请她跟我们一块儿唱歌，胖儿却一下拉下脸，不屑地说：“我从来不唱这种歌。”小茹愣在了那儿。我觉得胖儿欺人太甚，就在一边说：“噢，我忘了，你只会唱《东方红》。”
胖儿搬来大约半个月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地住在一起，倒也安然无事。
一天我和小伟、阿明在他们暖和的宿舍里不知不觉聊到夜里3点多。踏着咔咔作响的积雪从基建连返回时，没有风，天上的星星亮得特别透澈，而月亮却裹着一团浓浓的晕。一看就知道，又要变天了。刚才被小伟灌了几口酒，脸颊发起烫来，成了我焐手的暖炉。哈气忙着在上下睫毛上结着冰珠，眼睛眨慢了它们就会冻在一起。几只狗远远地叫着，四野显得更空荡、更寂静。
推开门，黑暗中，在门轴吱嘎的响声里，我听见胖儿像一直没睡似的清晰地问：“怎么这么晚？”
“聊天。”我随口答着，惊奇着她这从来没有过的关心。
很快我就睡着了，但不久，却被隐隐的哭声惊醒。那是一种被拼命压抑后终于冲出胸腔的窒息的哭声，如果没有我的存在，那该是怎样的长号啊！
“你怎么了？”被哭声搅扰得实在无法入睡，尽管同样的问话刚才没有得到回应，我仍再次支起身子问她。半天，她抽了一口气，终于回答了我，虽然带着哭腔，话却冷冷的、沉沉的，就像冻结的黑暗：“没什么……鼻子不通气。”
那明摆着的谎言带着一股寒气钻进耳朵，我钻回被窝儿，重新将自己紧紧裹严。唉，又在自找没趣，我自嘲着。
难道她该哭的理由还少吗？
就在她搬来的那天晚上，我回屋时，看见刚刚洗完澡的她，正坐在几乎摆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抻直身子半闭眼睛在吁吐长气。她恣情惬意地享受着洗浴后的满足、轻松、慵懒，就像很久没痛快地洗过澡了。我疑惑地看着她那被棉毛衫紧紧绷着并怪异地凸起的胖”肚子，不由得心里一沉，她怀孕了？没过几天，这个猜测就得到了证实，我听到了家属们的议论，说胖儿快生了。从此，胖儿在我心里成了极虚伪的人。如果说《红河谷》是黄歌，我们唱唱就是罪过，那她未婚先孕，算什么颜色的行为呢？
所以，第二天凌晨，又被她的抽泣和喘息声惊醒时，我连动都没动，并且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决不再自找没趣。从她牙缝间溜出的长叹几乎立刻就被屋外呜咽着的风声掩没了。修理车间没有玻璃的门窗在大风中砰砰乱撞。
第二天，1976年12月24日，胖儿在那天早晨生下了她的孩子。
你们东北兵团那边也很冷吧？不知道你们那里会冷到什么程度。听比我早来的知青讲，我们这儿最冷的那年到过零下五十多度。我曾很仔细地追问他确切的度数，因为我想告诉北京的朋友们。他说，那是老牧主家一个很高级的温度表，最低刻度是零下五十度，没有确切度数的原因是温度表冻炸了。
我们后墙的小储藏室挂满霜花，就像现在该除霜的冰柜。屋里的东西样样冰手，在不戴手套的时候，我常常用袖口当垫儿用，所以我棉袄的袖口碎成了条儿。
屋子很小，我和胖儿的床成直角靠着最里边的墙，床头对着床头。我们的头几乎挨在了一起。我睡眠极轻。凡在牧区放牧下过夜的知青，睡觉时都极为警觉，也算是职业习惯吧。就是这样，在这么近的距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一直到婴儿哭起来，我才发现：胖儿已经给自己接了生。
起初，蒙眬中我听到一只瑟缩在寒冷中的小猫在哀哀地叫，它柔弱地凄切地哀求着，像在乞求着一点儿温暖。半睡中的我很奇怪，哪儿来的这么小的小猫呢？不可能啊，整个团部都没有一只猫呀……接着，心中一抖，孩子，小孩子的哭声！我吓醒了，在婴儿细微断续的哭声中一下子翻身坐起来，同时听见剪子咔嚓响了一声。这是剪断脐带的声音，宣告着接生主要程序的结束。昏暗中，剪子的锐响冷静、干脆、果断，一如胖儿以往旁若无人般的冷漠。
胖儿就坐在我的眼前。看着她只穿着单衣的后背，我愣住了。一瞬间，我感到贴身的衬衣一下子变得冰凉。我跳下床，捅开炉子，扔下冻得粘手的通条，返身看着胖儿：“要我帮忙吗？”
胖儿没理我。她手托赤裸的婴儿坐在铺满报纸的床上，头都没动一下儿。
寒气嘶嘶地朝骨头里渗着，我赶紧穿衣叠被，不管胖儿的态度怎么样，我总得有所准备。
我们屋，把火捅开半个小时后，才能有点儿热气。胖儿只穿着单衣坐在报纸上，该有多久了？……屋外白毛风的呜咽似乎比以往更凄厉。结着厚厚冰花的窗户透进光来，天亮起来了。
等我穿完衣服再看胖儿的时候，胖儿还托着婴儿坐在那儿，就像冻住了，姿势都没变。昏暗中，胖儿身下有滩黑乎乎黏腻腻的血迹，而婴儿颤抖着身子，似乎哭不出声了。我有点儿害怕，那婴儿好像快要冻死了。在这么冷的屋子里，身上带着血和羊水，该是多么冰凉……
我朝胖儿的床上看去，空荡荡的床上还放着一把剪子。就是平常用的普通的黑剪子。
你问我那剪子是否消过毒。如果冷冻也可算作消毒方式的话，我们屋及屋里的一切都消过毒了。
我又往我的床上看过去，看见了放在最上面的枕巾。枕巾不干净，我不由得痛心地说：“连包她的东西也没有……”我以为，只能用那块脏枕巾应急了。
胖儿打断我的话：“还包什么，扔了算了！”严寒中那声音竟一如以往，凛然、冰冷、平稳、平淡，没有语气和重音，我一下儿就傻了。
她顺手从身边拿起一张没沾上血的报纸，三下两下地把那小小的婴儿包了起来。报纸发着脆响包在孩子的身体上，似乎那只是一件物品。然后，她从坐着的报纸下面抽出一条小棉被，在报纸外面再包了一层，随手把孩子放在了墙和枕头之间。
这条两尺见方的、她早就盖在脚下的“压脚被”，曾因其太小而引起女生宿舍所有人的注意和嘲讽，却没人想到是为孩子准备的。
胖儿的举动将我定在地上，动弹不得。
在牧业连队的时候，每到4月中，接羔期就开始了。相对而言，那时的春寒胜过北京的严冬。出牧时，老天常常突然变脸，风雪交加席卷而来。如果没带装小羔的毡口袋，我们就把刚生的身上沾满黏液的小羔揣在怀里给它保温，从没有人怕过脏。胖儿缝了小被子，为孩子的出生做了准备，可这会儿却又这样，她怎么了？
一位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说：“孩子的皮肤多娇嫩啊，用新布包都觉得硬，用报纸？那么黑乎乎的，那么脏……”
是啊，报纸是黑乎乎的，那么脏，但是，还有寒冷呢！寒冷使报纸更脆硬。
胖儿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包在小棉被里？
满床厚厚的报纸，随着胖儿的每个动作咔嚓咔嚓地响着，因胎盘的脱落而再次涌出的血都没有浸透它们。等胖儿把所有的报纸卷成一团儿扔到床底下，露出干干净净的床单，一点点儿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留下时，留给我的便只剩下了沉默。
面对一个活孩子保持沉默。
对她猝然的出生保持沉默，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内疚而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
有人向我形容，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像胖儿这样生孩子，不仅是她，孩子和我都被逼到了鬼门关。
怎么会这样？！
我不能说我对胖儿生孩子一点儿精神准备都没有。我知道她怀孕了，也知道她快生了，否则怎能猜出那柔细的声音是婴儿的哭啼。
我看出了胖儿的遮掩。虽然没有明显的表露，但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我想过，生孩子最大的危险是难产、大出血。卫生队的医生我都认识，找到他们并不难。我知道胖儿的血型，也认识几个与她血型相同的人，只要需要，可以随时找到他们。
我从没给人接过生，但我给羊接过生，几年的接羔经验积累下来，或许也能顶半个人医？不知道胖儿搬来时是不是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想过，对胖儿的帮助可能要从她阵痛时的叫喊开始，或许她的叫喊能够打破我们之间的封闭？
我一直以为事到临头时，胖儿就会是个敢生敢养的人。她是个那么有主见的人，一向给人非常敢做敢当的印象，所以，从没认为胖儿的怀孕会与我有什么关系，也没当成什么大事。我只是想，谁还没个难处，该帮时帮一把就是了，大不了开批判会时陪陪绑，还能怎么样了？
我没料到她一声不吭地生下了孩子，更没料到她要把孩子扔掉。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预料，比我的设想得坏得多的现实摆在面前，我吓坏了。
那天，白毛风刮得昏天暗地。在窗外不断传来的催促声中，胖儿打开塑料床单，把孩子罩住，就穿戴好去上班了。她步履艰难地往前挪动着。我默默地站在门口，目送着她，一直到她在风雪中显得很模糊的身影拐过了房角。那风声像哭泣。
一位好朋友在看了上篇稿子后，等不及天亮就打电话骂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帮胖儿找个理由不去上班，为什么至今仍认为她自作自受，并极愤怒地指责我冷酷、冷血……
可是，胖儿那么坚韧地咽下了每一次阵痛时的呻吟、咬住了每一声撕裂身体时的惨叫，那么刻意地用报纸遮掩了一切生孩子的痕迹，那么苦心地隐瞒着怀孕及生孩子的事实，那她又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我想，胖儿穿着单衣坐在严寒里，是因为我们都只有一身棉装，如果棉袄被血沾污，她就无法照常外出。而胖儿忍了常人不能忍的痛苦，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不就是为了能显得与往常一样吗？
正因为事实上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胖儿上班后，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若无其事地与这孩子共处一室。压抑？窒息？恐惧？绝？……我不知如何才能说明当时的感受：明明天已经亮了，屋里却显得更黑；平时我的门外冷冷清清，这天却总有人走来走去；孩子的哭声几乎听不到了，咳嗽声却异常清晰；几次走近床边想看看孩子，却伸不出揭开床单的手；拿起一本书看着，却发现自己在发呆；怕有人推门而入把门插上，却又怕更引人注意……我在屋里不知所措地转着，心在咚咚地打鼓，脑子里一片空白，而耳朵和头发却立着。直到觉得没法再呆在这间屋子里时，我逃跑了。我把炉子封上，把门锁上，走了。而孩子，被包在报纸里，躺在墙和枕头之间，在冻得硬邦邦的塑料床单下面咳嗽。
但是，就这样不吭声地等着这个婴儿死去吗？
我站在锁上的房门前，让风卷着雪沙打在脸上，尽量使自己清醒起来。看着不远处的家属区，我决定去找同从牧业队调上来的珠子。
珠子正在为她的第二个孩子做衣服。屋里处处显现出对即将出生的婴儿的关心和等待，与我们屋子的阴冷形成强烈的对照。我不敢细看珠子向我展示的“婴儿系列用品”，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只觉得自己更无法思考了。
或许作为一个母亲，珠子会帮助我？我决定“选择性地不沉默”，在终于再也忍受不住完全沉默的时候，向珠子讲了刚刚发生的事。我们坐在炕沿上面面相觑，半天，她用我问她的话问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只好又从她家逃走了。
后来，我到了小伟那儿。小伟想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了，就是不把这事儿说出去。小伟劝我等到9点以后再回去，那时团部熄了灯，四周更黑了，要给胖儿留出扔孩子的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了。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不能找到大人和孩子双保全的办法，就选择了保存前者。
我从没想到，这种选择所造成的谴责会延续这么久，变成了我的心病，变成了我必须偿还的心债！
一位朋友尖锐地说：“你们不能直接动手杀死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严寒里，是死是活由她去。假装自己没有责任，逃避良心对自己的谴责。你们实际上是有良心的人，却拿良心赌一把！”
朋友们的评论使我向自己内心深处注视。
假手寒冷来做我不能直接去做的事情，自欺地认为能因此而逃避良心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良心碍事？因为那是个不要良心的年代？那么，良心又是什么？是那天地间总是冷冷看着我的眼睛吗？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它在这事儿上从没原谅过我。
我从小所受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使我一直以为，对于我们这些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一代人，“牺牲”就是我的宿命。习惯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教导，习惯了越小的个体越要承担越大的牺牲的现实，所以，我就以为这个不该出世的、不会说话的孩子是没有权利的——那时，我不知道，就在1776年，整整的两百年前，《美国独立宣言》已使 “天赋人权，不可侵犯”的呼声震撼天地，而我更不知道，人权到底是些什么。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人权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而美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头号敌人。
正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中，有力者获利处处可见，使我那时一直认为“权力”和“权利”意义相同，所以在成人的失误中，就以为用孩子无辜的生命保护成人的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总说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特征，那么，人的世界强在哪里？强者本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为什么强者的失误却要由弱者来承担恶果？
那天晚上，熄灯以后，我怀着听天由命的念头向宿舍走去。天黑黑的，风还在刮着。高原的严寒包围着我，我的心中一片茫然……
推开门的时候，我被镇住了，这间冰窖小屋居然使人有了暖洋洋的感觉。只见炉子里火光熊熊，好像一冬天的煤都在里边烧着。原先扔在储藏室角落里的那些灰头土脸的自制的煤油灯，这会儿全被擦得明晃晃的，在桌子上、窗台上和钉在墙上的小玻璃条架上闪闪发光。我离开时还阴惨惨的小屋，此刻竟有了豪华奢侈金碧辉煌的气势。就在这间变得灯火灼灼春意融融的小屋里，胖儿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贴在胸上的孩子，在闪烁跳跃的灯火映衬下，像一尊塑像。听到我进门，胖儿缓缓地抬起眼睛，温暖地微笑着，用我从没听过的柔软的声音说：“你回来了？”我没法说话，背靠在门上，腿有点儿发软。
看着那只在胖儿胸前晃动着的小手，我知道孩子还活着。胖儿决定把孩子留下了？往后该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闪过，却没有一个有答案。我徒劳地想着。背后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我紧紧地顶住门，直到胖儿迅速地把孩子放回了墙角，才转身开门。
胖儿用与以往相同的平静与进门的咪咪夫妇寒暄，咪咪脸上并没有往日阳光般的微笑，却隐含着一种沉思。不知他们为什么来到这装满秘密的小屋，因此寒暄过后的冷场使人心惊肉跳。
许久，孩子的咳嗽打破了尴尬。
“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咪咪问胖儿的口气，显然是一直在等着这点儿动静。
“女孩儿。”胖儿随着回答，坦然地把孩子抱起来，低下头看着。
“你准备怎么办？”
“反正也没奶，过几天还不就死了。”
这是胖儿一天里第二次提到“死”。我感到寒冷回到了屋里，满屋的灯光也不再明亮。我看不见胖儿的脸，但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又冷又硬。我以为，晚上的炉火灯光表达了迎接新生命的决心，却不料它们与早上的寒冷黑暗意义相同。我又错了。
还是冷场。最后，咪咪说：“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先把孩子抱走，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过来再谈。”
咪咪的丈夫抖开他夹来的小被子，把一声不响的孩子裹严，抱走了。
好多好多年后，直到“西风压倒东风”时，我才知道，这天正是平安夜……
第二天，我到咪咪家询问，才知道我离开珠子家之后，坐立不安的珠子也“选择性地不沉默”，她找了另外一个家属讨主意。
你肯定想不到，就在几天前，我再次与珠子谈起胖儿时，她又补充了几段往事。
珠子说，她和那个家属当时就决定去看看孩子。她们去时，胖儿正在洗脸，床上铺着干干净净的白床单，根本没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向胖儿要孩子。刚开头，胖儿不承认，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从床底下摸出一团儿塑料布、烂报纸，打开后见到了还活着的孩子——她确实准备找机会把孩子扔了，只是还没来得及。
“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条小生命啊！是活孩子啊！”珠子回忆着对我说，“我们对她讲，你这样是犯罪啊！”
“幸亏有你们！”我欣慰地说，“那时我昏了头，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没有你们，那孩子就完了。”
“你哪儿能有主意，”珠子宽厚地对我说，“那时也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后来想，就是把孩子送人，也得先找个奶妈呀，就想到了咪咪。咪咪和胖儿原来在一个队里，而且咪咪的孩子还小，咪咪的奶也够。”
就这样，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天黑以后，咪咪夫妇去看看情况，如果孩子果然没扔，就先由咪咪照料一下，然后大家都帮着打听，只要有人想领养孩子，就送出去。
送人？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把孩子送人，必须要承认孩子的出生。对一个连孩子的出生都要隐瞒的母亲，不会想到把孩子送人。而对一心只想帮助隐瞒的我，更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只有送人，才能使母亲与孩子干干净净地划清界限：只有失去孩子，才能使母亲获得人身的解脱；只有永离生母沦为孤儿，才能使孩子获得清白的历史，获得生存的权利。
曾经以为刚出生的婴儿最清白，在那个年代才知道是错的，因为个人的出身是查到前三代的。既然有“自来红” 的革命者，当然也有“自来白” 的反革命。那时有多少人想求个孤儿的身份而不可得啊：他们宣布着与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所求的不就是孤儿的这点儿悲凉的清白吗？
一条小生命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咪咪与胖儿的谈话是我没想到的。咪咪让胖儿主动写份检查，使事情公开了，然后再面对现实：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还在乎别人的态度吗？
胖儿仍是没有一点儿表情地听咪咪讲着，什么也没说，然后趴在床边儿，写起了她的“检查”。
经过一位朋友的提示，我才明白，为什么珠子和咪咪一开始就不想隐瞒这件事。因为她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就算真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也瞒不住。而且，她们更知道，刚生完孩子的人应该得到认真的照顾。
受政治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从小就习惯了把政治生命放在首位的思维模式。但正如许多挨过整的人一样，我不希望为“黑五类”的队伍增添人丁，所以，我想帮胖儿隐瞒。可我没有看到，大自然的惩罚会落到一切不尊重它规律的人的头上：即使我们真的能把一切隐瞒得天衣无缝，胖儿的身体能承受“正常工作”吗？对她来说，正常工作就等于摧残。
我为沉默终于被打破感到轻松，也为秘密平和地被揭开感到庆幸。当沉默将人引入绝地时，还能沉默下去，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的了。所幸我的不沉默没有引来灾祸。
而我最初选择了沉默，是因为我以为沉默也是解脱之道。后来才明白，沉默是思想、感情宣泄前的一道闸门。正因为沉默常常不是正常状态，甚至往往是预警现象，所以才有人爱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胖儿呢？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感到了轻松。或许几个月里灵肉的折磨已使她疲惫不堪，这样倒也是种解脱？或许她早已麻木，无所谓公开不公开？或许尽管她仍不愿公开，但因已经走漏了风声，想不公开也不行了？
胖儿在她力所能及的极有限的条件下，经过严谨地安排，完成了她大部分的计划：在当过赤脚医生的基础上，她跟着医生玉莲进行接生实习；在缜密的操作下，她给自己的接生完成得干净利落；在周密的布置中，她使自己产后能马上抹去一切痕迹。但是，如果她能找到一间空屋子，如果她能使我不吭声……她真能把一切处理得人不知鬼不觉吗？
我没有告诉胖儿家属们对她的议论。在这件事儿发生之前，我从不知道，那些妇女们有着怎样入骨三分的观察力。我不知道，在她们闲来无事时，都交流些什么见闻，只是觉得似乎什么也瞒不过她们的眼睛。如果我早点儿让胖儿知道了这事儿，她还用费心费力地瞒着吗？报纸只能抹掉一些痕迹，事情早已被在人们看在眼里，不能挖出来了。
胖儿瞒住了所有能帮助她的人，就以为瞒住了一切的人。她不知道，她只能瞒住她自己。在那些洞若观火的旁观者中间，也有等着看热闹的人。
这次，一位朋友听别人说我在写胖儿的事，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 ：“就在头一天我还见到她，就在你们宿舍里。我还说她，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连擞火都弯不下腰了？她还说她胖呢！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
我惊问：“第二天？……你怎么知道的？”
“她不是查账去了吗，起来的时候，椅子上都是血，就赶快让她回去休息了。当时，我就在那儿。”
我一下想起第三天，指导员在炊事班问我情况时花瓶儿插的话：“其实，好多人都看出来了。那天，庞胡子就说胖儿出事了，今儿上午对完账坐在那儿半天没起来。我傻乎乎地还追着问呢……当时屋里的人全笑我，我哪儿能想到是这种事！”
那可是冬天，穿的可是棉裤啊！
第三天，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了。听珠子说了我才知道：那天，指导员一进家门，一群男生就把他团团围住，说，指导员，你可得问出那男的是谁。她给我们开工资时从来连头都不抬的。我们得知道是谁那么有本事，能让她有了孩子。问不出来，我们就说那孩子是你的。——你可要小心了！
指导员把我叫去了解这件已闹开了的事儿，我把胖儿的“检查”交给了他。在“检查”中，胖儿写着，家里正给她办回京手续，一结婚，按政策就不再算是知青，也就回不去了。
看完“检查”，指导员半天不出声。最后，他长叹了口气，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三十岁了，还没个家，没个孩子……”
后来，指导员告诉那些男生说，孩子的父亲已在回城后死于唐山地震。
其实，孩子的父亲活着，倒不是什么头头脑脑的人物，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兵团战士。他比胖儿小好几岁，两人曾在一个毛选学习小组共同学习。听人说，胖儿是想结婚的，但那男的家里不同意。
我非常奇怪胖儿为什么会找个那么小的兵团战士。有人告诉我，几年前，有个北京知青想与胖儿交朋友，胖儿说“你去学学王国福”——那是当时树立的“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典型，是只重革命事业不重个人生活的英雄人物。这件事惹了众怒：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犯得上说这种话吗？从此没人再去找她。
是啊，革命革到只重事业时，还成家干什么？
第四天，咪咪把孩子送回来了。胖儿下了点儿奶，可以自己喂孩子了。孩子极安静，除了饿了、拉了、尿了，没有一点儿哭声。
这是什么样的胎教？从这么小就知道不该生出来，从这么小就知道应该保持沉默！
有人在纷纷的议论中说：“孩子哪能一下儿就生出来，会不会头天就开始了？也不知道她难受了多长时间，咋忍的？”
我想到了那天夜里，那窒息的哭声。
当我们只能靠粗糙的心去体验生活的时候，是幸运，还是不幸？
第六天，胖儿接到了家信，通知胖儿办手续回京接班。
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咪咪。因一时找不到要领养孩子的人，咪咪让胖儿做个思想准备：也许她得把孩子抱回北京去。
胖儿喂孩子也喂了几天了。我听家属们讲，亲身喂过孩子的母亲与没喂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她们对我说：“奶过孩子以后，再与孩子分开，就像从身上硬生生扯下一块肉来。”
胖儿一言未发，头也不抬，只看着孩子。
这个孩子实在有着极顽强的生命力，居然挺过了那样的严寒。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达娜”，是蒙语“结实”的意思。含有希望，含有祝愿，也含有内疚。
第十八天的下午，随着门外的刹车声，咪咪推门进来，告诉我们，领养孩子的人接孩子来了。尽管咪咪曾说过“要让我跟我的孩子分开，我肯定受不了”，但她还得帮着胖儿把达娜送出去。
分别的时刻就这样突然降临，像达娜的出生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我已经习惯了达娜静悄悄的存在，习惯了默默的看着她。她会那么善解人意地用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忧郁地注视着你，这么小就已经会用眼睛说话。后来，我曾在许多孩子的眼中发现过达娜的眼神，有那种眼神的孩子心中都含着辛酸。
虽然胖儿面无表情地看着接孩子的夫妻俩欢天喜地地抱着达娜，什么话也没说，咪咪仍然把达娜要了过来，让胖儿给她喂最后一次奶。
我背对着胖儿站在窗前，静静地听着达娜吧哒吧哒地吸吮着胖儿的奶水。似乎同样不忍再看的咪咪也走过来，和我并肩站着。
达娜肯定还是像以往那样知足地闭着她的黑眼睛，把一只小手搭在胖儿的乳房上……
达娜的每一口吮吸是不是都在胖儿的心上划开了一道伤口？达娜的每一下轻轻的触摸是不是都在那伤口上撒了一把盐？那伤口会不会永远不能愈合？那盐会不会永远浸沤？死别用句号把一切结束，而生离的后面延续着无穷无尽的问号。生命可能承受这重？……
小车好像怕胖儿追出来似的飞快地跑掉了，胖儿其实并没有出门。她站在窗前，默默看着那条把达娜带走的路。那路铺满着雪，惨白惨白的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夜里，胖儿的啜泣让我心惊。她并没有大声嚎啕，嚎啕会使人感到倾吐的力度，但胖儿的抽泣让人肝肠寸断。她在真正旁若无人地哭泣，不再是压抑的、掩饰的。她沉浸在自己悲痛的世界里，身外的一切已与她无关。我在她的泪水中漂流。人的一生一世中会有多少泪能这样地流淌？我不知道……
再也没有“达娜”了，她的养父母给她起了别的名字。
终归已是1976年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摧枯拉朽的阶段已经过去。胖儿总算平安地过了关。
上篇稿子出书后，我托人带给小伟看。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以此纪念我们以心相扶的岁月。
几天后，小伟、阿明和我再次相聚。
西下的阳光从对面商场的玻璃墙上反射进小伟的宿舍。在渐渐变暗的房间里，一向乱扔东西的小伟急急忙忙腾出桌子椅子，细心的阿明把带来的下酒菜一样样摊开摆好，我把茶水小心地倒在自己的玻璃酒盅里，这样，不带茶叶的茶水就很像啤酒了。三人举杯，碰杯，一饮而尽。
回忆起上一次三人喝酒正在胖儿出事的前一天，小伟斟了一盅酒，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要不要知道胖儿最后的事？”
见我们惊讶地看着他，就说，他在胖儿临终前几天去看望过她。
“胖儿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我，”小伟讲给我们听，“她说胖儿已经绝食好几天了，希望我与胖儿聊聊，让她重新吃饭。”
………
就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小伟向我讲了胖儿最后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刚刚写完上面的那段话，我就写不下去了。
我曾以为，回到北京，胖儿的苦难也就走到了尽头。但没料到，更悲惨的情节却在北京展开。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心态，向胖儿的丈夫讲述了那段往事，胖儿余下的生命，便在冷言恶语中碾轧。
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下去的悲哀，它让我的心紧缩起来。我不知道这种天良绝灭的“人”都是些什么东西。我原以为胖儿因生达娜身患绝症，这已足够令人叹息，但没料到那竟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我攥着拳头坐在桌旁看着眼前的稿纸，听着座钟滴答滴答响着，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阴惨昏暗的早晨，那如泣如诉的风声……
为了使紧缩的心和手指松开来，我必须打断自己的思路。
其实，在小伟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他对面听了。对我早已只是一个名字的胖儿，在我心中活了过来，一片无名的悲凉掩向心头。我在屋里转着，胸口憋得像要炸开，可眼泪还在往心里倒灌。终于，我不可遏止地开始大骂，骂胖儿的丈夫、骂那多嘴多舌的人，骂那些专以刺探别人隐私为能事、以传讲渲染绯闻为乐趣并给人设下陷阱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份伤痛延续成这样？他们为什么喜欢触碰那血淋淋的鲜活的、而且注定不能愈合的伤口？他们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生活变成无望的痛苦的煎熬？这是从怎样阴森凄冷的地狱中带来的邪恶？是什么原因，又是为了什么要让它这样弥散！……
现在（两个多小时后），试着再写。
小伟说：
“胖儿见到我时双目无光，她无力而疑惑地问我怎么会来看她。我说，是你的朋友们请我来的，因为她们认为只有我能把话说开。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孩子的事儿大家早就知道了。我又开门见山地问她，这么多年，她们对你的态度改变过吗？
“正因为你以为她们还不知道，你还想瞒，还怕她们知道，她们只好请我来向你说破。捅开这层窗户纸，大家才好讲心里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吧？
“她们找我来，是为了劝你恢复吃饭。你的朋友都希望你能好起来。既然她们始终对你是这么好的话，你有什么理由离开她们呢？再说，你身边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也需要你呀。”
小伟告诉我们，他从胖儿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渊般的凄凉，但也流露出对死的不甘愿。他说他可以感到胖儿绝食是因为活着实在太痛苦，这是她万般无奈中最下策的选择——胖儿依然与过去一样，她不惧怕肉体的痛苦，只是不知如何摆脱精神的摧残。在看不到光明的心中，这该多么凄惨。
小伟说，只有提到达娜时，胖儿的眼里才能微微有些亮光。胖儿请小伟帮助找寻达娜，她想见见这个孩子。达娜应该二十岁了。
小伟说，他拒绝了胖儿：“不要打破孩子的平静了。”
我不必再写小伟列举的种种理由，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只知道，胖儿从那天，1977年1月10日，从那辆小车带走达娜起，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再也没有见过达娜，那个曾把小手搭在她的乳房上，不着急不着慌地吸吮着她的奶水的孩子。
我不能忘记那条铺满雪的带走达娜的路，也不能忘记那天晚上胖儿的啜泣……
我想起我问医生玉莲的话：“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忍的。”
“唉，到了那个地步，想不忍也不行啊！”
今天，我把这些话从记忆里顺序整理出来，心中又显现出一句问话：是什么力量在把一颗心击碎时，竟连呻吟都没有？
小伟说，他与胖儿说完话的第二天，胖儿恢复了进食。但胖儿丈夫的话也更难听了。又过了两天，胖儿去世了。
听说，去世前，胖儿拒绝了所有的探视，也拒绝了最后的告别。
有个姑娘看到这里，瞪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她们母女见面？”
我反问她：“你也是知青的后代，如果你发现这里写的达娜就是你，你能承受吗？”
她定住眼神想了一会儿，摇摇头。
在我们小时候曾上演过一出话剧，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挑起“真实”这个重担的。所以，我们往往愿意忘记过去。
胖儿去世后一个星期，她的朋友们到她家表示慰问。不料胖儿的丈夫早把胖儿的相片从墙上清除一净，把房子粉刷一新，他已迫不及待地着手“向前看”了。
有人说胖儿不该绝食，因为她还有一个孩子，绝食不合逻辑。而一个身边有孩子的母亲竟会自杀，要按逻辑分析，这生活又该是怎样的无法忍受？我不能再想……
至今为止，每当提到胖儿的事情，我只能说出一个“惨”字。它惨在我们心灵上的扭曲，扭曲得让人不堪回首。
而你会不会看到，在整个事情发生过程中，我的理智，甚至是下意识的选择中所包含的理智都让人感到冷冰冰的？这使一些人接受不了。其实，这也是使我自己都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才会提笔，才会接受你的要求，在自己身上动“手术”。
正因为有那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经历，我的感受就要从更深的地方挖掘。
1973年夏天，平凡曾在我们放羊的小河边说：“在把光明都写在了报纸上给人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把黑暗写在人心里去了呢？”
不少人问我，胖儿为什么会主动搬进你的宿舍？
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她怀的是私生子？
这种怀孕，用当时很浓厚的封建意识看，是伤风败俗、下流堕落。兵团战士小叶在胖儿生了孩子以后对我说：“……在我们家乡，像胖儿这样肯定是没人理的，家里人也不理的，觉得丢人……”
在当时，就是因为这种封建意识，使不少知青因恋爱、怀孕而被自己的同类所排斥，认为他们“给知青丢人”。他们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从此沉沦下去。
而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衡量，这样则是极端腐化的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是道德败坏的性解放……随着怀孕而来的，是一顶已高高悬在头顶的“坏分子”的帽子。如果此事败露，胖儿被党组织重点培养多年的身份、一贯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就将荡然无存，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前景近在眼前。
是因为她要掩盖？
煤荒严重的团部空房虽多，已不可能找到享有配给煤的单身宿舍——尽管那些煤非常有限，得像“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分配，但总不至让人冻死——胖儿只能与人合住。谁都知道，人多眼杂，瞒一个人总比瞒三四个人容易。现在小茹的病退造成了空位，为脱离众目睽睽的处境提供了条件，早在盘算和期待的胖儿怎么肯错过这个机会？与我的四处漏风的土坯小屋相比，她住的是“温暖舒适”的砖瓦房。在那间屋里，住着唐山、保定、呼市的兵团战士，都比胖儿小好多岁。那是炊事班的女生宿舍，为了省煤，天天在那儿炒菜做饭。与我的冷清僻静的小屋相比，那里可谓人烟稠密热闹非凡了。
她为什么要掩盖？
那时，谁能料到，十几年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会使人工流产简便易行，而有情人未婚同居，也可算是正常的家庭组建形式？在那个年代里，未婚生子意味着当父母的马上会被列入“坏分子"的行列，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队伍中的一员。而政治生命沾上的污点，使人跳进黄河洗不清。掌权者们，通过没完没了地填写个人履历表来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历史清白”的重要。表格上的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栏目翻着白眼等着你，像等在陷阱里的困兽，随时准备扑向新的牺牲。对于被列为“黑五类” 及其子女的人们，就这样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死亡判决书上签着字，一次又一次……
现在的人们喜欢调侃，但以后的年轻人还会知道什么是“黑五类”吗？还会知道在那场“大革命”中，由人而不是由粮食组成的“黑五类”们，每天遭受的飓风般的革命洗礼如何“毁人不倦”吗？ 所以，正如很多人拒绝“样板戏”一样，我对超市食品架上的“黑五类”十分反感。这种轻佻调侃与黑色幽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黑五类”的称呼在它诞生的年代带给许多人的摧折、屈辱，正如南京大屠杀一样，是不能当笑话讲与听的。
胖儿不愿丢人现眼，更不愿成为“黑五类”的一员，就要掩盖自己的怀孕。
她为什么不打胎？
打胎就要去医院。
在那个对全民族“全面专政”的时期，医院、学校、舞台……都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场所。革命的大好形式在不断深入展开，“阶级斗争”需要更多的新的敌人暴露出来，尤其是那些“无形的”敌人。为了使无形的敌人无处藏身，每个“革命群众”都要百倍警惕：又要找到阶级敌人，又不能让别人抓到自己头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这样在“群众运动”，也就是运动群众的锻炼中百炼成钢：为了自保，就要谨小慎微沉默是金；为了“进步”，就要整人告密心硬如铁。
医院里也是如此。打胎必须有单位开的证明。没有单位证明，医生不给手术，有的医生、医院还会通知怀孕人的单位，使“坏分子”逃不出恢恢天网。
正门的关闭迫使人们转向后门。或者开份假证明，或者求助于医生，或医生的熟人。而长年在外的知青，碰上这种事儿，如不能求助于亲朋好友，就一筹莫展了。
难道她没有亲朋好友？
这事儿第一要瞒的必然是父母及亲属，除非再也瞒不下去。而“朋友”，在那个年代，往往正是出卖你的人。
似乎她没找过任何人。或许因她曾苛刻地对待过一些人，所以她不敢相信别人？或许因她曾用那些极左的口号要求过别人，所以更害怕同样的标准？
她为什么选择了我的宿舍？
我知道胖儿认为我“风流”，有人告诉过我。“风流”在当时是不检点的同义词，与“坏分子”似乎只隔层窗户纸，而我猜不出她的根据。我有一本精装的丹纳写的《艺术哲学》，上面有一些裸体画，但她这个北京著名女中高三的学生能不知道那些都是名画？我有朋友们抄写寄来的不少外国民歌，即便就是唱些“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又怎么了？我跟男生们的交往多，的确如此，从小我就爱和男孩们一起疯玩儿，上房爬树，网蜻蜓扣蛐蛐，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一说。而今，我的女友们不是嫁了就是走了，难道我就只能向隅而泣？如果胖儿因我的“风流”搬到这屋，是要引我为“同类”，取同流合污之意？但在界定“风流”的标准上，我们显然不同。
我的出身不好，而且“不求上进”，不求上进就不会拿人当垫脚石，因此在功名利禄上，对人就不会构成威胁。如果怕被告密，或许我这里很安全？但这样，她是否就选择了一个“异类”而否定了自己？
或许，她根本就无法选择？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下，她只能搬进我的宿舍？
也许，我的猜测完全错误。我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们同在那个年代走过，我们犯过相似的错误，我们曾有太多的共同的教条作为标准，当我们从惟独没有人性标准的年代返回头来，才明白，在人性寻找回归善良之路的时候，自认是善良的我们，必要破灭许多幻想。我与胖儿的区别，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
我为什么没向任何人谈起过胖儿的怀孕？
1975年秋天，我和小祥在牧业队参加打草。因为任务很重，团里调来了一些外连队的兵团战士帮忙。在这伙儿兵团战士中，有一个帮厨的女生，怀着明显的身孕却得不到一点儿照顾，她无声无息地生活在充满鄙视的眼神中间。不久，我和小祥发现，哪怕无意中对她有稍许关照，都会从她那似乎是木然的眼里流露出感谢，这种无言的感谢令人心碎！听说她因怀孕而被批判过多次，写过许多检查。同样的劳动，对她则含着惩罚与示众的意味。同样的蓝天白云下，她没有其他兵团战士那样的青春的欢笑。
胖儿的怀孕、生子一旦败露，她将怎么面对她周围的人们？我不知道。
而如果因我透露了胖儿的怀孕而使她受到批判、处分，我就会被我所看重的朋友们看不起。他们会认为我“不是人”、“不干人事儿”、“卖人”……会认为我只求解脱自己而不顾他人死活。我将无颜面对我周围的人们。
在那时，哪怕是平常最招人讨厌的人，一旦挨整，不管表面煽惑得多热闹，总会有相当数量的人默默不语冷眼相看。一个在对方不能还嘴的时候，“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批判别人的人，不管他的批判稿如何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可在这些沉默着的人们眼里，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人品。
沉默的内涵是很广泛的。
有位二十左右的男孩子看了这封信稿后，失神地在屋子里绕着圈儿，几次停下来站在我面前，又几次转开去。最后终于黯然地看着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救孩子？”
我愣住了。虽然觉得有满肚子的话，但面对这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却又张口结舌不知从何说起。为什么？为什么！我嘴里重复着这句问话，眼泪溢满眼眶……
是的，我当时想都没想过我可以把孩子抱过来，我可以把孩子包起来。那么，除了胖儿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我为什么马上接受了胖儿的决定？我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胖儿在别人屋里生了孩子，我会幸灾乐祸，我也知道，如果在雪地里见到一个弃婴，我会把他抱回家。我并不认为私生子及其母亲有罪，但为什么一个私生子在我的屋里出生，就把我逼到了犯罪的边缘？
我怎么了？
我怎么会这么冷酷、残忍地做这种事？
如果替孩子选择生存，孩子的出生就不能隐瞒，需要马上报告领导，这是当时的规范行为。按这种规范行事，我不会冒任何政治风险，也不会承担杀婴帮凶的内心谴责，还会“干净”得让很多人无话可说。但在内心呢？在我明知道这是个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在我明知道胖儿和孩子很可能因此而被列入“黑五类”的时候，我该如何选择？如果因我而使她们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我将如何自处？我是替孩子选择吗？不，实际上我是在为自己选择，选择如何做人。
也曾有朋友对我说过，要是我，我才不管胖儿同意不同意呐，上去就把孩子包起来，哪能让孩子这么冻着！从她的话语里透出了对我的谴责。那是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心上。后来，隔了很久以后，在我终于能够触碰这个问题时，我了解到她父母受冲击时，已是文革期间。那天，我们才发现，有过家庭温暖金色童年的人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会有怎样巨大的差距。
我的出身不好，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在这个骨子里透出酷冷的世界生活。我那时觉得：与其这样年年月月被提醒着，忏悔那莫名其妙的“父辈的原罪”；时时刻刻被监督着，划着那不知如何才能划清的“与家庭的界限”，还不如满门抄斩、灭尽九族呢！死了倒干脆！
就像现在很多人支持“安乐死”一样，当生存将由无数的噩梦缀成时，按“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我默认了胖儿为孩子选择的路是最好的。那是个连自杀都不自由的年代，自杀者会因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株连亲友，使他们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人不能那样狭隘，那样自私，在用死去寻求自身的解脱时，却使亲人陷于困境。——假如可以自由选择生死的话，我也会为自己选择死路的。我一直认为，好死胜于赖活着。
孩子的存在就是使她的妈妈成为“坏分子”的人证，而她的“私生子”的身份也会被某些高尚者广为传播，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人还分层分等。她还得戴着“坏分子子女”的帽子，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队伍中排队，甚至在上学的时候，也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之内去碰运气。而这种碰运气的前提是：她必须对她妈妈冷酷到“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而我，一个连结婚都不敢想的人，自己是“黑五类”子女，再带上个“黑五类”子女，这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我知道私生子是没罪的，正如我知道自己没罪一样。可我知道有什么用？我又是什么？总说出身是没法选择的，但是，我们从出生就顶着的“罪”字，是谁写上去的？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生存，而不是肉体的存在。如果心灵时时处在政治旋风的裹胁之中，怎么能不伤痕累累？在那样的泥潭中摸爬滚打，在自己都常常想到死的时候，在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时候，怎么救孩子？
而在连一个孩子都救不了的时候，怎么救得了全世界？
你还记得吗，那时总有人在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是一个什么位置？而我，是该被消灭的，还是该被解放的？
或许看到这里时你会认为我其实还是善良的？不希望任何人受伤害，也不希望伤害任何人，甚至看到这伤害无法避开时，仍然希望把这伤害减到最小？然而，能让善良显得这样冷酷的世界，应该如何面对它？！
上篇稿子写完后，我曾因与胖儿相处时间太短而怀疑自己的判断。远远近近地询问了一些朋友，小华在电话里说：“她（胖儿）就是你写的那样，不阴不阳的。不过，我没想到她把孩子送人后还会哭，看到她这会儿才有点儿人味儿，我都忍不住掉了泪……”
我也曾对胖儿的冷漠及她那张不变的脸惊奇，直到有位母亲说“我觉得，胖儿死的心都有”时，才发现，自以为已经对胖儿非常关照的我，是多么麻木，多么不谙世事。
因为出身问题，使我不喜欢别人打听我的事，也使我不爱主动询问别人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日本电影《望乡》，阿崎婆为什么不问那女学者的来历？心中没有隐痛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尽管胖儿选择了与我同住，但在思想上我们并不交往。我们就像站在一堵玻璃墙的两边儿，咫尺天涯。
我总以为她早做好了一切准备，胸有成竹。可实际上，她是不是在无奈中沉浮，自己也不知道会漂向何方？她是不是找不到依托，只好用冷硬的外表支撑软弱的内心？我不知道。
我的直觉感到，她有时需要我，可她需要的似乎并不是任何具体的帮助。更多的时候她推开我，因为我的存在使她无法遁形？她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的接近，她怎么会有那么深的恐惧？
我总以为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应对有方。可实际上，我是在无知中冒险。在可能要对两条生命负责的时候，我竟浑然不察。在胖儿的眼里，我是不是也冷漠、麻木得永远是一张不变的脸？
我没有看到、没有感到，我们共守着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秘密，正一同走向绝境。
如果我能像珠子、咪咪那样正视现实，在我发现胖儿怀孕时就果断地撕去她的伪装，或许一切就会改变？但我顺应了胖儿的沉默，帮助了胖儿的虚伪，所以在二十多年后，我仍不能用我与胖儿之间的封闭来替自己开脱。
在这样残酷的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就没有第三个位置可以存放我的良心了——我没有帮助孩子，就是帮凶。
考验我的，不是胖儿的沉默或是虚伪，而是达娜的无助。她来到了一个有我在其中的冰冷、昏暗、扭曲、冷漠、荒凉……的世界，她是那么无辜，那么无奈。她从出生的一瞬间就乞求着温暖，但我却把火封上、把门锁上，只留给她寒冷和死寂。
我那时那么喜欢看鲁迅的书，却没有在意那“救救孩子”的呼声。如果那呼声不能洞穿这世间的虚伪与隔膜，我们的生存又是为了什么？
倘若我们的生活果真是为了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幸福，迎接孩子们的，就应该是温暖、光明、坦率、热情、丰富……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我提到了许多人的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冷漠盔甲下的心灵已经麻木。我不得不借助他人的眼光来穿透自己，把以往隐藏的感受挖掘出来。我甚至不得不借助他人的良心来监视自己，使自己不致在直面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时抬不起头来。
尽管这样，我仍不能写出我的全部感受，这是现在的我力所不及的。请理解我，因为我已尽了全力。我只是想，在生活中我们必须自救、助人，而冷漠、封闭会把我们拖入深渊。
有人说胖儿生不逢时：早一代会是个烈士；晚一代能成个良母；这一代只扭出个“四不像”。可我们只活在这一代。当我们最后脱下各色戏装，光溜溜地告别人生舞台时，检查自己的一生，活过，但在“天赋人权，不可侵犯”的标准下，对自己、对别人、对天对地、对这个世界，我们活出个人样了吗？
阿明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着：
“如今死者已成灰烬，我想临终时的病痛一定净化了她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可以入天国的。而耻辱则永远地留给了社会，留给了苟活至今的如我之辈。
我也曾流下几滴清泪，但无颜去祭洒亡灵，只望能洗去自己灵魂中的些许污浊。”
在三十多年后，回想那段生活，有些事儿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就像阿明给我的信中所写的：“对于人性的回归，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总听到各种“响彻云霄的凯歌”，总用“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格言开脱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和失误。那场“文化大革命”，公开地、赤裸裸地动员全民投入这人性的大表演、大竞赛，把我们民族的文化的传统中的阴的、独的、狠的，发扬光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不知道仅仅被我们口头上否定的那整整一个时代，造就着什么样的“未来”。但如今，让无辜者承受苦难与死亡的事情虽然仍存在着，而我已不再沉默。
插队使我们善良的人性从迷茫与践踏中凸现出来。
人骂人时爱说“禽兽”，而人性负面的内涵，其实是禽兽所不具备的。在牧区生活久了，就不爱用动物与人类比。比如狗是我们的朋友、助手，骂狗的话就不爱听。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没有凑合事儿的家庭、没有强奸。它们总在最适合子女生存的季节、地点筑巢搭窝。它们在该繁殖的时候繁殖，在该迁徙的时候迁徙……它们按自己的生活规律活着，没有口号，也没有宣言。它们真实地、坦然地活着，不制造仇恨，也不树立敌人。威胁它们生存的是人类的残忍、贪婪。
很多知青生育都很晚。
“覆巢之下无完卵”，做父母的，不能不为孩子们着想。在那个无处筑巢的年代，胖儿的悲剧实在不难理解。曾有名言说“生命之树长青”，知青却站在朽木上。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本该都是一张白纸。
等终于知道什么是新什么是美的时候，我已不再是一张白纸。
我所写的都是几十年的经历写在我身上的东西。
正如牲口身上的记号是人为了辨认的方便而做出的一样，我们身上的烙印也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德方
1999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