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教改是史无前例社会实践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工农兵大学生》，应当看作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针对中国的教育历来是资产阶级的又是私有化教育的一次革命的社会实践，也是一次需要认真总结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新生事物的新尝试。虽然只持续了10年，也只招生了六级学员，有94万《工农兵大学生》，却影响着中国之后几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响。
为什么会有《工农兵大学生》，这需要全面对毛泽东思想中对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脉络作一疏理。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为《从 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导致了老三届和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另一面。毛泽东此时考虑十分成熟，他的回答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人民日报，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与他多年的观点，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提出“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一个初中、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就能独立工作。而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还要经过多年实践才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符合多快好省原则。
上海机床厂培养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作的探索，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认可，并在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批示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毛泽东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认识。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改造大师，用了不到30年实践，成功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实现了历史性的改朝换代。在毛泽东看来，很多学问实际没什么用处，很多大师实际也没有什么学问。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指示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所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课程设置为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及专业课等。专业课结合本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但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分配的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等等。
《工农兵大学生》生源来自五个方面：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农民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低于初中文化，小学甚至半文盲也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五方面生源，后来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青年干部，后几届几乎不见踪影。解放军战士，主要集中在部队院校，地方一些医学院校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多数高校，这一比例逐渐下降。知识青年，在后几届这一比重则逐渐提升。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七年收6级学员，总计约94万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学员才毕业。时间跨度前后十年。这是严格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
张铁生事件是这场社会实验的重要插曲。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和丰富的基层实践，文化程度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初中学历的生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体。1971年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还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为什么会这样？新中国建国时很多是文盲，至70年代初的20年内不断扫盲办学校，中国人的普通学历都低。
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两年前开始的推荐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在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在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交了一份被视为“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成绩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他自知理化成绩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信中又说“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
张铁生这封信，实际是一种情绪抱怨：自己很忙，平时没有时间复习，希望能够给予机会。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录取，1975年1月，张铁生当选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
“四人帮”被走资派们篡权下台后，1983年3月23日，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6级12月入校。
1977 年，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工农兵大学生》随之停招。
1980 年年初，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走出了校门，《工农兵大学生》从此成了历史。
1993年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当时规定普通班学制暂为2至3年），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
94万《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基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但接受三年及以上教育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需人才。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参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40多年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些基础厚实、志向远大的学员。三年或三年半的学习，实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他们努力抓住，并勤奋努力。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冯友兰等大家都曾给学员执教。因此，有心学习、自制力强的学员是有机会得到难得的教育。有些人不但积极参与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的改革开放，还积极地参与了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更加积极参与了颠倒黑白造谣说谎抹黑文革。
特别是1975年和1976年入学的同学，他们在校期间，国家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大学学习氛围愈益浓厚，更促使他们勤奋学习。1976年级学员更甚。走向社会后，他们抓住一次次发展机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争先富发私财，或报考研究生，或出国深造移民国外，或当官发财从政抓权官商勾结贪腐捞钱找情人包小三。同样走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国务活动家等。他们也积极参与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改革开放。
例如在科技领域，有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优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院士（浙江医科大学，1970至1973年）；有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副国级领导人陈竺（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1975年至1977年）等。更有一批担当大任的领导人，包括省部级、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例如正国级领导人张德江（延边大学，1972—1975年 ）、王歧山（西北大学，1973－1976年）、王沪宁（上海师范大学干校，1972-1977年）等，他们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并影响了当代中国发展。虽然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后被走资派特色政府所用于复辟资本主义，尽管这些人不认可这段经历，但也否定不了他们是94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的历史存在。
中国是一代人一代人前赴后继建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局限。当年工农兵学员作为社会实验样本是个人不能左右的，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这项社会实验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改革开放强行废除了。但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工农兵的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又是史无前例社会实践。《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群体每一个人积极努力，大多数在不同的起点上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值得后人铭记。《工农兵大学生》和各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同样是中国的建设的参与者，这94万《工农兵大学生》是否定抹黑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