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邂逅（28）相见只一次，难忘江上舟
（从海南回上海任中芯国际董事长时的江上舟）
李小怀与我中学同学六年，我们是一生的朋友，至今已六十多年了。
1990年，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工作，小怀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朋友也在海南，名字叫江上舟，让我有机会去见见他。他和小怀一样，都是红二代。
江上舟，1987年四十岁，在瑞士留学八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点，都想着回国。回到国内，他才发现，当时搞移动通信专业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江上舟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是一件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省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去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过。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云南的一个工厂干过八年，吃苦算不了什么。
1993年，和妻子吴启迪（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先后去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一起归国。吴启迪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与夫人分居多年的江上舟找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他去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任管理局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即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七十年给外商是“丧权辱国”。邓小平1989年4月28日的批示，平息了这场争论。邓小平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江上舟正是在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出任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当时，他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但没有下属，直接由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以一项业务为主、另一项业务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襟怀宽阔，善待部属，肯与左右共享功劳，写就仅供领导参阅的《战略思考》，分赠相关处室，声明“奉献知识产权”。能使助手增知识、长才干，广见闻；愿意帮左右排忧解难，但讨嫌部属工作节奏拖沓。
大约在1994年四、五月份吧，我去儋州市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去洋浦与江上舟相见。
我去的那天，他比平时更忙一些，见面就说：“小怀跟我说过你的情况，坐下慢慢聊吧。”
我们坐下来不一会，省政府有关部门就来电话，通知他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到洋浦视察工作。他放下电话，立即让秘书进来，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省领导请示一下，陈副总理来视察，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吃饭时是否需要我作陪？”
秘书出门后，我们继续聊天。他非常关心海南省的教育现状，尤其关心外地教师来海南后与当地教师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他准备去内地招聘教师来洋浦办学。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秘书进来看着他，欲言又止。他说：“李老师是我的朋友，你说吧，没有关系的。”那位秘书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地开口说：“局长，请问你刚刚要我去问什么啊？”
江上舟看了看我，那眼神分明是在告诉我，你看这秘书怎么连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了？！他长叹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去问清楚，第一是陈副总理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第二，如果在这里吃中饭，是否要我作陪。要快！”
秘书出门后，江上舟笑着问我，你们语文老师现在教不教学生学习说话和听话呀？我告诉他，因为恢复高考以来，语文从来就没有考听和说的能力的，所以语文老师一般不重视这两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他莞尔一笑，原来如此，那我就不能批评我的秘书了！
聊了一会，我见他实在太忙了，起身告辞。他也抱歉地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见再聊。
难忘的相见，更是难得的只有一次的相见，让我一睹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英才风貌！当时江上舟是海南也是全国唯一的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市长，然而，他只懂执着地追求理想，拼命地努力工作！本来与他约定再见再聊的，后来他还是回上海再创辉煌去了！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江上舟一生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是金子不论在哪里总会发光的！
补记：
红二代陈小鲁在海南三亚不幸病逝，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在海南的红二代江上舟，于是就写了《难忘的相见》。
我与江上舟难忘的相见写完之后，先发给小怀，请他看看有没有不太恰当的地方，请他指正。他告诉我，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肖蕴诗，当年与江上舟夫妇都是清华的同学，而且后来又一起回校读研。
于是，我又把这篇文章发给肖蕴诗。肖蕴诗当时是同济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回复如下:
我们与江上舟是清华校友，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同返清华读研，因此与吴启迪的先生江上舟比较熟悉。你文中的无纸化办公就是我们当年去洋浦开发的项目。你短短的一次面晤就抓住江上舟的主要特点，不简单！
我的突出感觉是：江上舟十分务实，思维敏锐，工作要求严格叫真，说他是战略科学家不为过。工作是拼命三郞型的，夜里工作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日夜颠倒是常态。在洋浦那一段岁月，他精力过人，客观、主观因素都让他处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无休止循环中。他嗜烟如命，从早到晚香烟不离手，桌上几个烟灰缸内烟头堆积如山，这可能也是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吧。洋浦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髙学历学位的多，可谓人才济济！我们当时的突出感觉是项目交账时，他们也因此锱铢必究、不能有半点糊弄。他的风格特点是工作事业实在执着，雷厉风行，而社会世俗不甚了了??，他是个做事业的人。文中提到启迪93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实际似应为副校长，好像94年民主推举后升任校长的。罗嗦了不少，你去斟酌取舍吧！
【附录】萧蕴诗不忘初心风骨依然
（1997年9月14日萧蕴诗与我在上海交大招待所）
1997年9月14日，我们夫妇送走赴美留学的小女儿之后，回到上海交大招待所，立即打电话给时任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同班同学萧蕴诗，我们高中毕业后三十三年相聚在交大招待所。
萧蕴诗是华中师大一附中64届（2）班的学霸，1964年考取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于清华自动控制系，1981年毕业于清华精密仪器系导航与自动控制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后来还担任过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14年金秋十月，我们64（2）班三十多位同学相聚在武汉。那次聚会时，刘世策老师提议编一本集体回忆录，与会同学积极响应。我被同学们推举为主编，并负责审稿。
在书稿付印之前，几经大家商讨，决定采用萧蕴诗饱含深情写的回忆文章《青春的风华与蹉跎》，作为我们班集体回忆录的书名。
他写的那篇回忆录有一万多字，依序详实抒写了“校园里长成”、“我的兄弟姐妹们”、“难忘恩师”、“多余的话”，我们聚会时，母校早已整体搬到汤荪湖附近的新校区，但在大家的心中难忘的是千家街老校区的一楼一舍、一草一木。萧蕴诗说“那里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立志、取向的关键时期，我们为能在这样一个全面而优越的环境里成长感到庆幸，因结识了一群当年同窗苦读、相亲相爱、携手成长的风华少年而情思未了，更因忆起老师们对我们呕心沥血的哺育和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呵护而油然产生的强烈感恩之情。”
他在写到学校当年的实验室时，深感“那是帮我们推开了知识世界之窗”，生动地描述了理、化、生各科实验室后，他说“化学实验室里最令我难忘的是随时提供氢气的启普发生器——它居然能根据氢气的取用需要，自动控制置换反应速度，妙不可言！那年高考考了与启普发生器相关的化学实验题，看来这道题我早就押对了，哈哈”
他回忆从初中到高中的所有老师，一个不少。“纵观当年教我们的一干恩师的年龄分布，他们正值不惑之年，年富力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我们64（2）班的成长条件真是得天独厚！赖霭林、刘洪翔、邱方达、江会生、许天才英气勃发，倜傥潇洒；张宪松、姜印中、陈熙扬、曹增义学高八斗、教化有方；王声磬、余逸才、张家宝春风化雨、辛勤耕耘；唐启金、许松泉更是我们的灵魂工程师，终身难忘。”他说，“后来才知道，我们班高考升学率名列前茅，是班主任唐老师为许多同学的‘政审结论’奔走和力争，不禁让我热泪盈眶，要知道那个年代唐老师为学生去争取公平公正是有很大风险的啊！”
“善大者德高，德高者寿长。许老师、邱老师等都是九十多岁高寿而终；赖老师、江老师都是健在的年过九十的高寿老人；我们最敬爱的班主任唐老师今年已经103岁了，去年还在亲人的的陪伴下到三亚、重庆旅游，目明腰挺，精神矍铄，皆乃奇人也！恩师们个个都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老师，永恒的楷模！”
萧蕴诗更记得每一位同学的优点和长处，特别善于取他人之长。他至今还记得严向国同学在班上介绍的学习经验,“要我学，能学好”是初级阶段，“我要学，我会学”才算本事。
他说，“传嘉是我的好朋友，除了成绩优异，他的文章和谈吐中溢出那么多的才智文采令我赞叹：‘小脑袋’居然是一个知识和文字的宝库！我等的文章若说还算逻辑清楚、文字流畅，传嘉的文章就应算旁征博引、纵览古今，来有源，去有形，高出一般层次了——难怪他在语文课代表的位置上坐得牢牢的呢。”
2017年12月8日，我得知萧蕴诗夫妇到了美国底特律他们的女儿家，立即给他发去刘传嘉的微信名片。当时他们两位好朋友就联系上了。12日萧蕴诗微信给我：“培永你好！今天我和太太笑纳了传嘉的一次丰盛的中国午餐，相聚暢谈海侃二小时，好不痛快！奉上合影二张，看看我们年过七旬老翁的老态，勿见笑！这次的机会是你一线牽，多谢了！说不定咱们三人还能底特律相聚呢，盼望着！问夫人好！”
我和萧蕴诗相聚于1997年9月4日上海交大招待所，聊起来，我们两个错过了在海南建省初期的一次相聚。他那次是应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江上舟局长的邀请，为该局开发无纸化办公项目。
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上了大学的，其坎坷经历都跟萧蕴诗、刘传嘉差不多。70年，刘传嘉到山东临清，萧蕴诗则到河南交通非常闭塞的睢县下面的一个公社，三年时间与当地农民一起劳动锻炼，72年分配到郑州某化工厂工作。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工厂，不论是农民还是工人，还有各级领导，都对他的为人、学识、能力非常欣赏。领导想提拔他、培养他，可是一查档案，他夫人的叔叔是台湾国民党高官要员严家淦，就没有了下文。
1978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萧蕴诗夫妇双双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从此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
我在班级集体回忆录一书《青春的风华与蹉跎》的封底，写下的几句话，权且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看今朝，幸福夕阳红；逢学友古稀，风骨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