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合法性焦虑与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任何统治都需要被证明合理合法，即合法性，也叫正当性。英文是legitimacy，指在法律、道德、公理上的正当性。而那种仅靠暴力威胁、强力或者谎言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体必定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出于社会稳定以及统治效率等因素的考虑，统治者会尽力去论证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并试图说服被统治者，让其接受并相信统治秩序是非强制的且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唯其如此，统治秩序才能名正言顺、长治久安。卢梭说：“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缺什么，补什么。越是追逐合法性，越说明合法性焦虑严重。任何政权都借以下几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上位的正当性；民意； 政绩和宣传洗脑。
得天下手段不正危害王朝的合法性：晋司马氏以禅让为名篡位，上位手段卑鄙猥琐。于是埋下了祸根。从一开始，不祥的预感就笼罩在晋朝君臣的心头。《世说新语》载，晋明帝问大臣前世何以得天下。王导叙述了司马懿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司马昭怎么杀害高贵乡公曹髦等等。明帝闻之，抱头卧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晋得位不正，特别心虚。所以有晋一代，特别笼络士族。同样的还有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假借禅让上位，也怕人说闲话，所以有宋一代，反复声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本朝不杀大臣，事胜前代。
清朝以鞑虏身份坐华夏，特别着力于宣传得位之正。康熙大谈“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认为大清天下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在为明复仇征伐李自成的过程中，“顺天命”得之。但是清朝得天下杀戮太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大同之屠、南昌之屠、同安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清军屠蜀，留发不留头等等。268年后，这些血债仍然未被忘却。《扬州十日记》一本小册子让大清丢了天下。
历史大家孟森说：得国之正，唯汉与明。说明历代中国大小朝代83个，得国正者寥寥。孟森的论断其实是推崇草根打天下，暴力夺取政权。老军头王震也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两千万人头换来的，谁想要，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完全是草寇思维。武力能打江山，但难以构成合法性的来源。一个纯然依靠武力的政权，被民众视为草寇或军阀。新朝通过暴力上台后，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决不能鼓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力价值观，一定要寻求一种更具合法性的理论体系，来劝服民众归心，以及警示潜在的实力派，让他们相信自己代表的才是历史的趋势和正义的方向。于是当张之洞说“舆情不属，必激变乱”时，摄政王载沣淡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被张叹之为亡国之言，果然被历史应验。王震的话也有同效。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手足相残，逼父让权，其权力的获得缺乏合法性。于是李世民倾力打造文治武功，贞观之治，对外扩张，讨高句丽，灭东突厥，称天可汗，万邦来朝。用“绩效合法性”为自己包装。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成王败寇，合法性也可由胜利者编织而成。李世民改写历史，把自己打扮成顺天应人，解民倒悬的大救星。中共上位走的是同样思路。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号召革命，土改是中共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宣传，是中共立国的合法性。但是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不激烈。土改之前，拥有五十亩以下的农户占比95.18%，占土地的66.14%；千亩以上之户数占比0.02%，占土地的1.57%。梁漱溟河北定县调查发现，农村大部分是自耕农；一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民国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和租佃。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自由的租赁或契约关系。没有人身依附的强制。这种关系和今日中国的资本雇佣关系没有实质性区别。中共说地主和农民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却不敢说这样的关系在今日中国大量存在，因为这会从根本上推翻中共闹革命打江山的合法性。即使中共不像台湾一样用赎买方式和平土改，仍然可以采用非暴力，不杀人的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中共选择暴力土改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权力上台。让农民双手沾血，立投名状，和中共绑在一起，共同进退。号召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据保守估计，中共在土改中至少杀人二百多万。暴力土改在中国既不合国情，亦非必要，加上杀戮。彻底否定了中共立国的合法性，详情见前文。
古代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和天命之上，而现代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或者民心之上。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说：“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但是威权国家可以通过宣传、灌输、洗脑和愚民政策营造国民的信任，因此合法性不能简单来自国民的主观态度和信念，而需要有真实表达民意的体制来保障。民主自由体制为民意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如林肯所言，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体制因其性质，合法性已经来自政体本身。历史上任何其他制度本身都不自带合法性，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合法性。
中共以人民的名义盗取合法性。打出人民旗号，宣传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搞一党专政。人民在中国到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日报，人民网等等。正是缺什么补什么。他们标榜的是抽象整体的“人民”，而极其藐视组成人民的具体的个人。共产主义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人民没有自由选举权，监督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怎么体现人民的代表性？剩下的仅仅是一个号称代表人民的政党和领袖。这和自封受命于天，民之父母, 替民做主的皇帝有什么两样？人民被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整体弘扬，个体蔑视。中国的政体在制度上不具有代表民意的合法性，只能靠宣传、洗脑和愚民政策维持虚假的民意。人民只是一个空洞的旗号而已。
习近平上台后，有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他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对抗人民的信任危机。但是宣传用力过猛，反而产生反作用。靠洗脑和愚民政策维系的执政合法性千疮百孔，不能自圆其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经济正在急剧减速，他所有的施政都是在加速危机。一个高速转动的车轮能够维持平衡，但只要一慢下来，就会东倒西歪。中共最后的执政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显露败象，就要失效。继文革和六四，这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三个合法性危机。中共靠改革开放渡过了第一次危机，靠武力和经济发展渡过了第二次危机。应付第三次危机，黔驴技穷，孤注一掷，习近平求助于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希冀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文治武功，欺蒙过关。2023新版地图在纸上开疆扩土，引起周边国家抗议，就是一个信号。习近平和中共能否度过这次危机？不可逆料。但是从历史上看，财政危机往往是引发政治变革的导火索，英国《大宪章》起源于约翰王的财力不足；美国革命起源于茶叶税；法国大革命起源于波旁王朝在财政上的严重困境，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旧政权的毁灭往往是在面临危机之即，不变革则困死，变革则找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制度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人民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革命常常不在邪恶最为猖獗之时爆发，而是在变革开始之际爆发。在楼梯走了一半时，人们自己从窗户里跳出来。法国大革命如此，89苏东巨变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