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日本的和谈（一）
日本陆军的假想敌是苏联，日本海军的假想敌是远在天边的美国。中国太弱了，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主要以日本外交部为首的一派建议扶植中国各地的军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蒋介石也看作军阀之一），分而治之，不战而尽取其利；以军方少壮派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莽蛇吞象，独霸中国。
从九一八开始，中方就始终不停地寻求和谈的机会，参与的不光有政界、军方、孙文的种种关系、各国使馆，甚至还有满洲株式会社。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当年在山东的恩怨一笔勾销。
蒋介石自然对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担忧，他怕老朋友德国人移情别恋。不过德方对中国官员保证，德国政府非常了解中国的处境以及蒋的坚定反共立场，因此在与日本缔约的当时就已声明，德国对中国绝无恶意，在将来也绝对不会让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压迫中国的工具。
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的孔祥熙顺道访问了柏林，同德国官员举行会晤商讨中德易货贸易和德日同盟问题。六月十三日，希特勒会见了孔祥熙，表示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将使两国互惠双赢，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领土意图，唯一的愿望就是多做生意。希特勒希望中国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发生纠纷。
七七事变时，日本并没有大打的企图。中国驻屯军在整个华北只有五千六百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天津，而国军光二十九军就有近十万人，还有驻河北和察哈尔的十五余万人。然而那场仅涉及一百多人的小事件成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导火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助手巴雷特（David D.Barrett，又名“包瑞德”）上校认为当时冲突的规模非常小。七月九日凌晨二时，日本驻华使馆北平陆军助理副官今井武夫与北京市长秦德纯已经达成了口头停火协议：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部队撤回原防地；3）芦沟桥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驻守。二十九军迟迟不上报军情。蒋只能凭“听说”作出判断）。
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内，蒋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M.Knatchbull-Hugessen。许阁森的座驾在不久后的八月二十六日遭日军军机袭击，许阁森受了重伤。当时日军得到错误的情报，以为在车內的是蒋）、美国大使詹森（N.T.Johnson。他驻华十二年，是那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詹森主张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尽量协助中国恢复主权。他反对干预中国内战，主张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和重新订立关税协定，并逐渐放弃治外法权。在一二八事变中，他建议美国发表声明要求各国遵守《九国公约》。从一九三0年代中起，詹森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愈感不安，他提出美国应重新考虑对日政策，提倡美国重新武备。到了一九三0年代末，他公开提出美国应以军事装备援助中国）、德国大使陶德曼（O.P.Trautmann）、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D.V.Bogomolov。他在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中被枪毙，后埋葬于莫斯科的一个射击场里）和法国大使那齐雅（P.Naggiar）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介入。陶德曼对蒋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
蒋强调中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转变立场，以此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的影响，希特勒在七月二十八日指示德国驻日大使冯·狄克逊（H.von Dirksen）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冯·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其进犯中国找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将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他表示拒绝终止对华输出军火，拒绝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
八月十三日，由国军主动挑起，淞沪会战爆发。随着中央军包括其精锐的德械师和德训师越打越少，战事必败无疑。而日本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的企图也无从实现。
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德国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能只是华北的局部冲突，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在对日立场上有所改变。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过多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希特勒的亲信、空军总司令戈林（H.W.Goring）和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U.von Ribbentrop）要求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建制派保守势力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的市场和战略原料，他们担心一旦德国政府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
德国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十一月二日，冯·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1）内蒙自治；2）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逻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人的权益。
十一月四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蒋。蒋表示，只要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十一月八日，日军攻占太原，十一日占领上海。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通知冯·狄克逊，虽然日本在华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基本和谈条件并没有改变，希望德国把这一情况转达给中国政府。
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国公约》的签署国在布鲁塞尔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让日本大大减轻了外交压力。
十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在汉口拜访了孔祥熙，转达了广田的通知。次日，他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举行会谈，加紧了他的调停活动。十二月二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乘船返回南京，计划会见留守在那里的蒋。
在会见陶德曼前，蒋召集了在南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征求大家对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满洲國，也没有要求赔款，条件“极为宽大”。
其时百分之八十的人主和，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张群、胡适、傅斯年、张君劢和张季鸾等。连徐永昌、唐生智、白崇禧和顾祝同等将领也不反对。
汪精卫说：“谈与不谈，都打不赢的。两权相较取其轻。与其亡国亡党，不如委曲求和”，“不然就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他主张及早“乘风转舵”。
孔祥熙说：“军方及民间舆论渐行厌战，不如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德国大使调停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
居正对蒋说：你不能出面，我去谈，我愿意背这黑锅。
蒋自己也认为日本提出的七条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
当天下午五时，蒋会见了陶德曼，他感谢德国为调停中日战争所进行的努力，并表示中国已准备接受调停。蒋指示部下：1）接受把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2）不得侵犯华北的主权及政权的完整；3）德国必须自始至终作为调停者参与和谈；4）和谈不触及中国与第三国业已达成的协议。
十二月六日，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徐谟报告陶德曼调停书。常委们基本上倾向接受日方条件。
汪精卫事后反复提起那次会议，强调那是最高层的决议，他并非自作主张，另搞一套。
德国跟中日两国的关系都非常好，陶德曼调停是中日和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机会。
不过蒋非常担心日本陆军的少壮派军人的“下克上”已经蔚然成风，他们既不听东京的参谋本部，也不听首相，就算做出让步，也不一定会遵守，他们没有诚意，毁约是分分秒秒的事。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我与之妥协，无论何种程度，被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尺进尺，漫无止境，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侵略不止”。他又抱怨说：“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日之为何也！……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他坚信“委屈绝不能求全”，对“怀忧丧志”的那些人非常失望。
十二月七日，冯·狄克逊将德国有关调停所做的工作汇总为“调停史记”，提交给广田。不料广田突然表示，目前战场形势已发生转变，南京陷落在即（东京参谋本部原规定禁止日军越过苏州嘉兴一线），因此十一月二十二日建议的和谈条件已经过时，不再适用。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进入南京。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
由于连克沪宁，日本国内的主战派势力进一步抬头，日本政府已几乎彻底丧失了对军方的控制。十二月二十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认为“胜者何必让步”，修改了原来的和谈条件，他们出笼的《日本和谈条件细目》为：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2）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3）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4）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5）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6）中国须确定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7）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8）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和通讯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议；9）中国应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这样苛刻的条件连德国人也看不过去了。德国外长冯·牛莱特（K.von Neurath）谴责日本人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说无法充当调停人的责任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陶德曼转告了日本的新要求。当天蒋感冒，孔祥熙和宋美龄看了吓一跳。孔祥熙说：“这样的条件没人能够接受了。”
到了晚上，蒋看到了日本的新要求，如释重负。因为日本条件越苛刻，越能打断主和派的念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必纠纷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再次举行国防最高会议，还是有人坚持议和。于右任指责蒋是“优柔而非英明”、“莫名所以”。
蒋在日记中写道：“本党老糊涂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蒋告知汪精卫、孔祥熙和张群，他已决定拒绝议和。他慷慨激昂地说：“国民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的机会也。”“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蒋让铁道部长张嘉璈通知陶德曼，拒绝接受日本的屈辱的条款。
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右任和张群去探病，再次试图说服蒋。蒋不为所动，说：“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中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和本党立场之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