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下,客厅放置的一张小床上，老豆紧皱着眉头闭着眼，睡着还是没有生命迹象？说不准，浮肿的腿架在在两个摞起来的枕头上，老豆已经很久不上二楼卧房了，每周三次洗肾令他头晕眼花，浑身酸痛，疲倦不堪，虚弱得走平地都勉强拖脚挪步，每次见医生都问换肾的机会，医生总是遗憾无助地告诉他还没排到，老豆心情低落地感觉离死亡只差一步路，医生提示说，除非有亲朋好友自愿捐肾，可立即做换肾手术。
老豆的太太欧尔召集老豆的四个姐妹和自己的二姐开家庭会议，说：“老豆如果不能换肾就是死路一条，排队等捐献遥遥无期，我已经申请捐肾，验血，验尿尿和体检了，如果通过身体检验，还有心理检验，假如通不过，我想……, 对了，强调一下，我不许孩子们捐肾，即使他们符合标准，也不让他们为我们牺牲健康。”
其实欧尔已经知道自己不符合标准，因为两周前她查出妇科癌症。
几位姐妹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申请捐献的程序。
身体检验的结果，只有欧尔的二姐妮可符合标准，欧尔原本期待老豆的姐们们至少有一个符合捐献标准，毕竟是为自己的兄弟捐肾，合情合理，没想到竟是自己命运坎坷的二姐。
老豆和欧尔是在菲律宾出生长大的青梅竹马，父亲是驻扎军营的美国大兵，和老豆母亲在夜总会相遇并结婚，生养了七个孩子后跑回美国销声匿迹，母亲四十多岁时癌症晚期病危，将孩子们叫道床前，叮嘱他们向美国政府寻求优先移民权，母亲去世后七个孩子陆续来到美国，欧尔随老豆拿到美国身份后，申请全家移民美国。老豆有两个兄弟都因肾病去世。
欧尔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大姐四十岁过后出现狂躁精神病，把家里砸的无一幸免，丈夫被砸跑，儿女被砸得东躲西藏，不到六十岁死了。二姐妮可曾是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年，因偷盗被关进青少年教养所，释放后选择去寄养家庭，不久又逃离并且流浪街头，欧尔在街上看到她在垃圾箱里翻找吃的，把她拽回家安顿下来。
妹夫老豆苦候婆心地开导妮可要做独立自主的人，终于她开始打工挣钱养活自己，还接受帮助抚养大姐两个孩子的责任。孩子们高中毕业后，妮可开始推他们出去工作挣钱，付她生活费，结果他们一个跑去当警察，一个去做餐馆，坚决不和妮可来往。
妮可结过两次婚，每次没超过五年便离婚。打过餐馆，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只要能赚出生活费用，她都做。忙里偷闲的她还收集瓶子卖钱，欧尔和住在附近的亲友都帮她攒瓶子和纸盒，她每周走访大家收了就去换钱。
偶然的机会妮可参加一个社工集会，“家庭看护”工作引起她的兴趣，只需要上一些培训课，找到雇主就可以挣钱了。之后妮可通过广告找到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单身女乌兰，由于眼疾，乌兰需要有人开车送她看病和购物，并希望陪她聊天。相处是缘分，乌兰虽然琐碎，要求多多，但是付钱上守信用；妮可比较粗线条，有了这份工作她不必东拼西凑地找活干。乌兰和朋友约饭局时，介绍妮可是朋友，还替她付饭钱；而欧尔的各种家族聚会时，乌兰也是座上客。
得知妮可符合捐肾条件后，欧尔不敢问姐姐的想法，倒是妮可开了口：“我愿意送一个肾给老豆，安排我去签字吧……, 只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法帮助乌兰了，不知怎么对她说。”
老豆和欧尔感动得热泪盈眶，欧尔说：“看看乌兰想怎样，她想另外找人就随她，否则我和孩子们顶替你帮助她。另外如果我和老豆不在人世了，孩子们会一直照顾你的生活，放心吧，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他们都会承担一切责任的。”这下轮到妮可热泪盈眶。
乌兰听到消息说：“你把肾卖给你妹夫吗？他们应该付给你一个好价钱，你未来就生活无忧啦。”
“啊呦，你说什么啊，医生讲了，美国法律不许买卖器官，包括肾脏，只容许自愿和无偿捐赠。肾移植要做一堆的医学检查和心理评估，手术后可能有几个月我需要休息和康复。”妮可解释到。
然后就将欧尔的话转述个乌兰，“我不会另找人的，咱们相处得那么好，我等你，有需要我就告诉你妹。”
两个月后，妮可送了一个肾给老豆，医生宣布手术成功完成，之后两人术后伤口都没有发炎感染；却都服用强功能止痛药多日。医生给老豆开了多种抗排斥药物，解释说：接受肾脏移植的患者要终身服用这些药，以帮助抑制免疫系统的反应，防止它攻击和破坏新的肾脏，从而减少排斥反应的风险，否则会导致肾脏功能衰竭，需要重新进行移植手术，老豆说我吃我吃，不然也没地方再找个肾了……
一年后的老豆变得笑容满面，谈笑风生。经常一把药放进嘴里时，调侃到：大姨子送我一个肾，医生送我一把药，我是最大收获者。
亲友们经常夸赞妮可捐肾的善举和奉献精神，妮可得意地说：送出一个肾得以晚年生活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