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从69年“疏散”到70年“一打三反”的几个记忆片段
许子明(6005)
(一)疏散广西买柚子出洋相
记得当时北京是穿棉衣季节,但到了广西,到处绿油油, 一片升平景象,北京寒冷和压抑的政治气氛一扫而光。当地天气炎热,由于行李还没到,只好穿着宽大的棉袄罩衫,三三两两在街上晃来晃去看热闹,在一个水果摊上,第一次看到了像葫芦大的柚子,感到很
新鲜。
“这是什么水果?”我们问店员。
“这是广西有名的沙田柚。很好吃啊,买个吧!”她说。
“买个尝尝!”我们几个人合计着,“多少钱?”
“五毛钱。”那卖柚子的姑娘答道。
五毛钱,对每月五十六元工资的我们来说还是够贵的了,我们挑来挑去捡了一个小的让那姑娘称称:“你看这个几斤?”
“我们是论个卖的,一个五毛啊!”那姑娘笑了。
“啊?论个卖?——那就捡大的挑吧!”我们大家乐了,挑了个大的。
“大的不一定里面的果肉也大,要挑重的选。”那个姑娘笑眯眯地教着这些北京来的大学老师。最后还是姑娘帮着挑了一个,虽然不算最大,用手一掂量果然沉甸甸的(这个经验直到现在我买柚子都在使用)。
柚子是买了,可如何打开?“我帮你们剥开吧!”那姑娘拿把刀子先把皮对称划成4瓣,接着拿一个竹片“嗖嗖”把皮剥开。
“这皮你们要吗?”
“不要。”我们不知道,当地人用柚子皮做粥,去火。 后来我有机会吃过柚子皮粥,味道确实很好。从那之后,沙田柚子成了我最喜爱的水果,它酸甜中带一点苦味,很清爽。
离开北京“轰轰烈烈的运动”,在柳州每天都很开心, 这里没有“运动”,当地人很实在,很“崇拜”北京人,有些姑娘还喜欢上了我们的老师(如五专业的翟老师爱人就是在柳州可控硅厂找到的)。如果说这里的缺点,那就是蚊子太多,虽然是冬季,还得挂蚊帐。
据说,韦国清(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是6系主任何作涛的老上级,听说我们疏散找地方,建议迁到桂林,还提供了二处房子(好像是炮兵学校)。据黄英达说,他作为科大代表还特意去广西了解情况。但听说科大迁到了合肥,去广西的打算也就放弃了。
大约3月份,我收到了科大从合肥寄来的信,让我回去参加“校学习班”。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当过《六教红旗兵团》的头头,又是校革委会委员。开始我没有理会,“天高皇帝远”能拖就拖,可过了些日子又一次来电话,这次口气很强硬,说如果不按时回去可能挨批。无奈之下,只能回去,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广西,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就联系了我们系在桂林半导体厂的骆世兴,告诉他我路过桂林,想一起去阳朔一游,在桂林半导体厂的老师借此机会组织了五、六个人,我们同船沿着漓江而下,游览阳朔,那时漓江的游船很少,到了阳朔,旅馆都空着,一晚才八毛钱,次日乘车返回,连吃带玩加住宿,每人才花5元钱。可有的女老师为了买“的确良”,就没舍得去玩(那时“的确良”刚兴起,不要布票)。经过杭州时,畅游了西湖。最后拖了一周才到了合肥,美好的心情从此结束。
作者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留影
(二)进学习班当晚就被李大队长呵斥
“你!”突然一声大吼,他指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许子明”我答道。
“别吹啦!”他命令我。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反驳他。
“你!你……”显然,他被我的顶撞气坏了,两眼露出怒火,嘴一张一合,嘴角露出的银牙闪着阴森的寒光。“你!你没看到人家(黄英达)在写材料吗!”他在找借口——黄明明在写信!
“好,不吹了。”我也屈服了。
他背着手气哼哼地转身出去了。黄英达小声告诉我,刚才那人是“李东林大队长。”这时我才体会到“一打三反”的恐怖气氛。
(三)李大队长导演“批斗会”尴尬收场
第二天,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王师傅找我谈话,告诉我 “老许,你是依靠对象,要主动地参加批判。”我没想到,竟然是“依靠对象”!但也高兴不起来。上午,说要批判方树尧(六系 58 级)。李东林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咬着牙,巡视着每个人,坐在边上督阵。王师傅问:“方树尧,你那天排队吃饭,和沈莲官(65 级学生)说了什么?”
方树尧如实说了过程。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有几个学员也装模作样“批评”了几句。接着就没有人说话,冷场了。
坐在一边的李大队长一下子跳了起来,指着方树尧喊: “你,滚出去!”
方树尧脸也吓白了,溜溜地出去。
这时李大队长指着我们班上的学员开始训话:“你,你,还有你!这是批判吗?要站起来,冲到他对面,点着他鼻子才行!”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北京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才知道安徽原来比北京还牛!
“重新来!让他进来,重新批斗!”
方树尧是我们的同事、“战友”,他是58级,又是我们学长,没怨没仇如何恨起来?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突然听到“哇”一声,孙贞寿(65级)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做不到!”
这场李大队长想导演的批斗会就这样尴尬收场。
(四)李恒昌进“学习班”当晚悬梁自尽
校学习班地点在合肥工学院,参加校学习班的人是文革的两派头头和有“问题”的干部及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所以被定为“依靠对象”。可李恒昌(原校保卫处干部)就不同了,他当时任校“文攻武卫”队大队长,很红,可不知谁举报他说过林彪后脑勺的包是“反骨”,队长被撤,还被送到了“学习班”,突然的打击让这个东北汉子绝望到底,他在学习班教室的门框子上悬梁自尽。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太大了!一大早在厕所(那个厕所没有隔断)解手时,战纪科(原校政治干部)就议论道:“看来压力太大了!”,大家也认为这“一打三反”的搞法有点“过分”。这些议论,不知被谁“及时”报告了工宣队,李大队长立即要求“学习班全体紧急集合”。大家刚刚坐定,李东林背着手,用凶狠的目光来回扫视大家,会场静悄悄的,猜不透李东林又要发什么飙,就在这时他目光落在后排的战纪科身上。
“战纪科!站起来!”这突来一声大吼把大家吓了一跳,战纪科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战纪科,你今天早上在厕所说什么啦?”
战纪科想了想,小声说:“我说他(李恒昌)可能压力太大了。”
“胡说!”李东林立刻打断战纪科的话,接着说:“他反林副主席,是反革命!他自杀就是对抗‘一打三反’!他死了活该!他是死有余辜!”
“学习班”后勤组的刘家华过后告诉我,吊在门上的李恒昌是司有和抱下来的,在等待法医来之前,李东林让刘家华一个人看着。她当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过尸体,看到躺在地上的李恒昌瞪着眼,脖子右边一道被绳子勒的紫色痕迹,吓得全身直发抖。李东林安排刘家华遣返李恒昌爱人和两个可怜的孩子回东北原籍,他们在落实政策后都回了科大,这是后话。
(五)闫宝根跳楼,工宣队见死不救
“学习班”开班一个多月,就迁到合肥师范学院的教学大楼四层。闫宝根是二系学生,进“学习班”的罪名是“反搬迁”。据说,有次李东林去他们宿舍,他站在床上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大喊:“欢迎李大队长!”。李东林不是傻子, “好小子,给我鼓倒掌,这不是明明是在挖苦我吗?”立刻把闫宝根揪进了“学习班”,派专门人看管。期间有人举报,闫宝根说过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依山傍水,风水好”,其意思不就是说,毛主席所以当了国家领导人是靠了“风水”吗?这么大的“罪名”让闫宝根对前途失去了希望。面对分配,他说,“大不了带着我女朋友(同学)回家种地”。就是这个愿望,工宣队也不让实现,使出了文革中惯用伎俩——找他女朋友谈话,对她施压,让她提出分手。这招让闫宝根彻底地失去了生的希望,在一天中午午觉时,趁看守人不注意, 突然翻窗从四楼跳下。“跳楼啦!”正午睡中,突然听到有人在走廊里喊。我们爬起来跑到窗边往下看,外面静悄悄地,没有任何人,于是我又回到床上。
刚躺下,就听到窗外喊“哎呀,我的妈呀!救救我吧!” 这时,我又回到窗前往楼下一看,原来他跳下时正好先落在窗下一辆旧轿车上,又弹到地上,开始他晕过去,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只见他从地底上坐起来,用手一摸脸,鲜血把他本来发白的脸一下子抹成了红脸。看到这恐怖场面,我难受得几乎要吐出来,立马回到床上躺下。后来有人把他送到九七医院,据说工宣队不让医生抢救,闫宝根就大呼“医生老爷救救我吧!”到了下午他喊声渐弱,五点左右喊声没了, 生命戛然而止。
这是我在“学习班”第二次见到的自杀情景。
(六)女生宿舍丢表,我被强迫写证明
一天中午,沈莲官从楼梯对面女宿舍出来和我一起下楼去吃饭。她说:“倒霉,昨晚一宿没睡好!”“什么事?”
“我们宿舍刘×的手表丢了,工宣队挨个搜查,闹腾一晚上。”
吃完饭回到班上,我把此事当新闻随便一说:“听沈莲官说女宿舍有人手表丢了。”班长曹×(马列教研室)立刻向工宣队做了汇报。下午一起床,曹通知我“到学习班办公室一趟”。
一进门,麻子脸孔师傅就问:“听说沈莲官向你说了什么?”
“是的。她说她没睡好,有人丢了手表。”
“她为什么向你说?”
“我哪知道!”
“这说明她心里有鬼。”
“不知道。”
“那好吧,你如实写个证明材料。”
“这有什么可写的?”
我心里想:“这不是举报人家吗?”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沈莲官。但孔麻子把纸笔都推到我面前,看来是不写不成。 我想了想提笔写:“奉工宣队之命,……”,没想到,这下惹出更大麻烦。孔麻子一看到这句“奉工宣队之命”,立马不高兴,“你们大学老师文化水平高啊!什么‘奉工宣队之命’,这不是有情绪吗!”
回到班里不久,开会回来的工宣队王师傅告诉我,刚才石政委开会点名说你对“工军宣队”有抵触情绪,要求好好反省写个检查。无奈,我只好狠狠自我批评,写了一个违心的检查交上去才算过关。
这简直就是‘白色恐怖’,恨不得“学习班”早结束,赶快离开学校。
(七)“一打三反”的反思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开始在全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就是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工军宣传队借“一打三反”之机,对科大广大师生残酷打压迫害,制造“白色恐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造成十八名师生被逼自杀,他们的这些行径令人发指,人类历史上也只有法西斯分子可以与之并举。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那些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所谓的“工宣队”头头背后的冰山轰然倒塌,臭名昭著的李大队长——李东林,也威风不再。但科大人是理性与文明的,大家虽然痛恨他,但科大人没有象他“批斗”别人 一样批斗他,只是在学校礼堂了开一个会,记得他在台上耷拉着脑袋,没有了往日的趾高气扬,再也不敢说“谁不斗,就斗谁”了。据说李东林死于肝癌,不知道他在生命的终点时,有没有反思与后悔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一打三反”中,因为有人“举报”,有些师生受到批判和斗争,甚至迫害致死,在我看来,那些“举报人”很卑鄙,但我更憎恨那些“工宣队”——如李某某之流,这些恶棍对科大的无辜师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那些“举报人”和“工军宣传队”又能怎能兴风作浪,耀武扬威?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庆幸以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在科大建校六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目的是让以后的科大师生知道,在科大光辉的六十年历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尽管很短,但很痛,这种痛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不能忘却。
[后记:为了响应《情系科大六十周年》群的号召,写了上面几个回忆片段。毕竟时间太久,时间、地点和情节都记得不太准确,如有不当或错误,请告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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