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五四运动之前的正式文字还是文言文，然而文言文并非客观的文字，而是带有依赖主观诠释的特性。文言文是言而不尽的语言，所有文献都有保留解释权的特性，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思想，都带有强烈的依赖主观和权威诠释的特性。
文言文的语境与中国的权威等级思想体系相扶相生，影响中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数千年。因为文言文思想的主流化，使得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具有权威主义的特性。这个脱离实际的权威性与实际情况的客观性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已经在中国历史的“乱-治-乱”的历史规律得到验证，和广泛接受的“中国人治政治轮回论”得到验证。中国权威政治高层的政治哀叹，“吾民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正是政治高层对这个现象的宿命性的哀叹。
中国政治要走出这个轮回，需要结构性地重塑国人的客观观念。
第一步就是要扬弃文言文。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经做到了。感谢胡适，赵元任，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还任重道远，因为中国人使用文言文几千年形成的思维习惯，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经受过客观言论概念的基本训练，还没有真正重视言论的客观性。
中国知识分子依赖权威的思想有三种形式，一个是依赖自我权威，即说话不说尽，保留自我解释权，是为圆滑。另一个是依赖过去说不清的古典权威，而自己又没有新的观点，是为迂腐。第三个是依赖政治权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和失去脊梁的真正原因。
作为现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深刻认识到文言文基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要深刻认识“原罪”，并且广泛地普及和推广客观概念，和具有客观概念的思想，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这个思想习惯。
有了客观的概念，客观的个人人权才会被尊重，客观的制度才能够被理解，被接受，并付诸实现，中国政治才能够走出人治轮回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