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关于《西游记》的话题很多，但胡适续写的《西游记》的轶事可能知道的人绝对不多。
据说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胡适几次找到鲁迅，商讨要改写《西游记》的最后一回，胡适认为，社会与人生不只是打打杀杀，妖魔也可以感化。193年，胡适终于改写了《西游记》最后一回，其回目名之曰“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一看回目，便可以知道胡适所写的内容。观音作为救世主，要求唐僧割肉施舍群魔，唐僧从之，舍身割肉，而妖魔都被唐僧的大慈大悲所感化，有的只是啖一小口，便不忍再吃，有的干脆不吃，最后等到东方天亮，唐僧身上肌肉复生，丰润胜昔。而妖魔感化，合十向善，俱不魔矣。
很明显，胡适如此改写，根本不是在意于文学创作，而是借此作为社会学伦理学意识的诉求与宣教。我们知道，胡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深，又受西方文化熏陶浸润，学贯中西，卓然大家。所以，东方文化中的“中和”之道，西方文化中的“博爱”之旨，在他心中得到完美的统一。基于此，他才想要改写《西游记》的最后一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历史没有留下他与鲁迅的讨论具体内容，但从最后只是他一人改写的情况来看，鲁迅是不赞成胡适意见的。鲁迅和胡适，无论世人怎样臧否褒贬，二人绝对是现代历史上的双子星座，是两座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他们二人出生于同样的时代，又同时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但是二人的思想观念乃至立身行事却有着根本的差异。简而言之，鲁迅刚胜于柔，胡适柔胜于刚，鲁狂狷，胡绅士，鲁战斗强于妥协，胡妥协强于战斗；鲁偏狭，提倡痛打落水狗，胡宽容，刻意践行“费厄泼纳”。在“五四”新旧文化交替之际，鲁迅的战斗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胡适的中和之道也不容轻易否定。在任何社会中，宽容绝对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因为只有宽容，才会有爱。即使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也同样有着爱的伟大与辉煌。
这是广泛流传于西方的一个耳熟能详的真实故事，它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圣诞节前几周，在一边的战壕里，是德国军队，另一边是美国军队。在美德军队的中间，是一条狭窄的无人区。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执行任务时被击倒在靠近美军的无人区里，身体被带刺的铁丝网缠绕着，他先是痛苦地哭嚎着，渐渐地变成了令人揪心的呜咽。战壕里的美军士兵能清晰地听到德国士兵痛苦不堪的哭叫声。突然，一位美军士兵爬出战壕——向德国士兵爬去。他的战友们惊诧之下，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射击。德国军官也很快明白了这位美国士兵的意图，于是他命令部下停止射击。战场上一片奇异的静寂。美国士兵先是背负着德国受伤的士兵艰难地向德方战壕爬着。待枪声停息后，他站起身来，扶撑着德国士兵，一步一步向德国战壕走去，在战壕边缘，几个德军士兵接下了他们的的同伴。德军的战地指挥官，一个德军奖励勇敢行为的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从自己的身上迅速摘下这枚勋章，将它别在了美国士兵的军服上。美国士兵转过身，向自己的战壕走去。战场上依然是令人心颤的寂静，一直到美国士兵安然地进入战壕，双方激烈的枪声几乎同时骤然响起。寂静的时刻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深深地震撼了交战双方的士兵，以及在这几分钟内所展现的可贵的永恒的人性。
这个不平凡的故事，向人昭示着爱的伟大！诚然，有时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向人民的犯罪，但是，对敌人的不可仁慈并非一定是要消灭其肉体，只要灵魂能够洗刷干净，敌人就绝对不是敌人了。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自古攻战，以攻心为上策，如是则圣人之道也。固然，坏人不乏花岗岩脑袋，但不是所有的“坏”都是如此；要知道，很多时候，英雄与罪犯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唐僧割肉饲群魔，未必每个魔鬼都可以能被感化，胡适如此写来，也是他的理想的表现；但是，绝对有一些魔鬼可能被感化。如果从“教化”的角度看，哪怕有一个魔鬼受到感化而皈依善道，唐僧的肉就没有白舍。况且，这些魔鬼，大多还是从天宫神府逃遁下界而成魔的，这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成不成魔，与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譬如在中国，处处脏乱差，所以随地吐痰、丢纸屑都成习惯；但如果去了纽约，去了巴黎，四处干净得一尘不染，于是自我约束也不敢乱扔纸屑乱吐口水了。这就说明，环境的“恶”，能使人性中的“恶”极大的释放。胡适要改写《西游记》的最后一回，其目的就在于告诫人们，心存善念，处事宽容，则柔能克刚，善可化恶。如果毎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天使，魔鬼也许就能变成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