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美元化和希腊的启示
老白（翻译）
阿根廷选了新总统，名字叫鸭味儿蜜来（Javier Milei，以下译成米莱）。他的一个竞选口号是在阿根廷用美元，而不是每天贬值的比索。一个国家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这可能吗？可能，欧元国成员其实就是这样，实际上用的是西德马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华尔街日报评论员约瑟夫 斯腾伯格（Joseph C. Sternberg）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性，尤其是他把希腊的情况拿来进行对比分析。
人们对米莱说要放弃功能失调的比索而拥抱万能的美元有很多批评，但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对狭隘的问题上：阿根廷是否有足够的美元储备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是否有可能进行财政自律来维持它，银行是否可以幸存下来，等等。
这些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是有助于解释阿根廷实际情况的国际例子：希腊。
这个地中海国家没有美元化，但它在 2001 年加入欧元时做了仅次于美国化的事情——德国马克化。欧元是欧盟成员国利用旧德国马克货币稳定性的尝试。在希腊，这首先鼓励了人们过度热情的投资流入。然后，由于政府大量不诚实的会计问题引发了一场危机。
希腊2010年危机时期及其后最令人震惊的发展是该国竟没有离开欧元区，也就是没有通过贬值摆脱困境，而且迫使雅典接受惩罚性政策条件。阿根廷人也有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经验，他们熟悉这些事，因为无论救助如何，条件总是相同的：大幅削减支出（特别是转移支付）、大幅增税以及承诺可能会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后者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这套政策在希腊并不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 2015年，希腊选出了由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和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领导的极左翼反欧元政府，后者制定了恢复旧德拉克马的详细计划。这可以让雅典让汇率贬值，以避免残酷削减工资和消费带来的“内部贬值”。
外国评论员为齐普拉斯和瓦鲁法基斯先生反对欧元的战斗欢呼。希腊人甚至在一次拙劣的公投中投票决定离开欧元区。但希腊最终还是坚持使用欧元，因为齐普拉斯显然认为德拉克马计划在经济上具有太大的破坏性，在政治上也颇具毒性，因此没有尝试。
希腊选民应该已经意识到，当经济偏离正轨时，总会有人受苦。唯一的问题是，谁受苦更多？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惩罚储户和生产性的私营经济，同时却会增加臃肿的政府、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和一些资产所有者的财富。希腊人显然决定以与此不同的方式分摊经济调整的痛苦。
尽管欧元在某种意义上是抑制性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自由的。一个小秘密是，希腊三轮救助所施加的政策条件有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从来没人能通过增加税收来恢复经济健康。但事实证明，这些条件并不一定是成为货币集团成员的必要条件。所需要的是对经济增长的可信承诺，只要全球和国内投资者认为接受援助者的经济计划可行，他们就会为其提供资金。
这就是为什么在 2019 年大选中赶走齐普拉斯的现任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 一直专注于重新获得希腊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是该国今年秋天实现的一个里程碑。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严格的支出纪律，还需要制定促进生产性私人投资的政策。欧元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这让我们可以回到阿根廷。米莱的核心见解似乎是，针对之前造成 140% 通货膨胀、贫困加剧和增长乏力的不正当经济政策组合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将是痛苦的。他的美元化策略并不是承诺一个简单的出路，而是向选民承诺他将让谁为过渡买单。
放弃让货币进一步贬值的选择，可以向阿根廷人保证，储蓄者、小企业家和贫困家庭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为政府的政策错误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相反，臃肿且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政府和有政治关系的大企业将首当其冲地通过他承诺的私有化等改革进行经济调整，这些改革是美元化政策的必要配套。
这与贬值和通货膨胀计划通常分配经济复苏痛苦的方式相反。没人知道美元化是否会拯救阿根廷。但要明白，阿根廷选民并没有把赌注押在古怪的货币政策上。他们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是什么以及不准备为清理经济混乱而付出代价，或者更确切地说，谁准备付出代价，谁不准备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