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有段有名而且很可爱的片段：娜塔莎-罗斯托夫和她的弟弟尼古拉在树林里打了一天猎后，被他们的"叔叔"（娜塔莎对他的称呼）邀请去他的简易木屋。叔叔是位退役军官，心地高尚、脾气古怪，他的管家阿尼斯娅是他庄园里一位粗壮好看的农奴，从老人温柔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阿尼斯娅是他非正式的"妻子"。阿尼斯娅端来一个托盘，上面装满了自制的俄罗斯特产：腌蘑菇、用酪乳制作的黑麦饼、蜂蜜蜜饯、气泡蜂蜜酒、香草酒和各种伏特加。吃完饭后，附近狩猎仆人的房间里传来了巴拉莱卡舞曲。这是一首简单的乡村民谣，本该不是伯爵小姐应该喜欢的音乐，但叔叔看到侄女被这首民谣打动的样子，便叫人拿来吉他，吹了吹上面的灰尘，然后对阿尼斯娅眨了眨眼睛，开始用俄罗斯舞蹈准确而逐渐加快的节奏演奏那首著名的情歌《街上走来一位少女》。虽然娜塔莎以前从未听过这首民歌，但这歌却激起了她心中某种未知的情感。叔叔像农民那样唱歌，他坚信歌曲的意义在于歌词，而曲调只是为了强调歌词，是"自己产生的"。在娜塔莎看来，这种直接的歌唱方式让空气中弥漫着鸟鸣的淳朴魅力。叔叔这时挥手示意她来一起跳这个民间舞蹈。
“现在，侄女！”他喊道，向娜塔莎挥了挥刚刚弹吉他的手。娜塔莎甩掉肩上的披肩，跑上前去面对“叔叔”，双手叉腰，也用肩膀做了一个动作，摆出了一副姿态。
这位法国家庭教师教育出来的年轻伯爵小姐，是在哪里、怎样、何时从俄罗斯的空气中汲取了她吸进来的那种精神，并得到那种舞姿之精髓的呢？人们本以为，这种手帕舞 （pas de chale） 早已消失了。但这种精气神儿和动作正是叔叔对她期望的那样，是不可模仿、不可传授的俄罗斯式的精气神儿和动作。尼古拉和其他人一开始担心她会做得不对，但她一摆好姿势，露出胜利、自豪和狡黠的笑容，他们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了，并开始对她钦佩不已。
她做得如此精准，如此彻底，以至于阿尼斯娅立刻把跳舞所需的手帕递给了她，而且感动得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笑着看着这位在丝绸和天鹅绒中长大、与自己如此不同的、苗条优雅的伯爵小姐，她竟然能理解在阿尼斯娅、阿尼斯娅的父亲、母亲和姨妈以及每个俄罗斯男人和女人身心中的一切，这让她非常感动。【1】
是什么让娜塔莎如此本能地一听就掌握了舞蹈的节奏？她怎么能如此轻易地融入这种乡村文化，而在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上，她与这种文化相去甚远。难道我们要像托尔斯泰在这个浪漫的场景中要求我们的那样，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民族可以通过本土感性的无形之线维系在一起吗？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本书的中心。我把这本书称为一部文化史。但是，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文化元素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伟大创作，还有各种手工艺品，从娜塔莎披肩上的民间刺绣到农民歌曲的音乐传统。它们不是作为艺术的纪念碑，而是作为民族意识的印记，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信仰、民俗和宗教、习惯和传统以及构成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所有其他精神杂物融为一体。我并不认为艺术可以起到生活之窗的作用。娜塔莎的舞蹈场景不能作为经验的文字记录来看待，尽管这一时期的回忆录显示，确实有贵族妇女以这种方式学习乡村舞蹈。【2】 但艺术可以作为信仰的记录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作者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贵族和爱国者，"1812 年的人"，渴望与俄罗斯农民结成广泛的共同体。
俄罗斯让文化历史学家觉得应该去探究艺术表象之下的本质。过去两百年来，在没有议会和自由媒体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艺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宗教辩论的舞台。正如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几句话》（1868 年）中写道的那样，俄罗斯传统的伟大艺术散文作品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小说。【3】 它们是象征性沉思的巨大诗意结构，与圣像没什么区别，是检验思想的实验室；与科学或宗教一样，它们也被对真理的探求所激发。所有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俄罗斯—它的性格、历史、风俗习惯、精神实质和命运。这个国家的艺术能量几乎全部用于对其民族思想的探索，即使这不一定是俄罗斯独有的，但肯定是非同寻常的。没有任何其它地方艺术家肩负着这样的道德领导和民族预言家的重任，并受到国家这样的恐惧和迫害。俄罗斯的艺术家们因政治而疏离于官方的俄罗斯，因教育而疏离于农民的俄罗斯，他们自告奋勇地通过文学和艺术创造一个具有价值观和思想的民族共同体。作为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是什么？真正的俄罗斯在哪里？在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沙皇帝国还是娜塔莎"叔叔"居住的泥泞的小村庄？在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每一位严肃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画家和作曲家、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在思考这些"该诅咒的问题"。它们就是在本书艺术表象之下隐藏的问题。这里讨论的作品代表了一部思想和态度的历史--俄罗斯试图通过这些作品来理解自己的民族观念。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们可能会成为观察一个民族内在生活的窗口。
娜塔莎的舞蹈就是这样一个开场。它的核心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相遇：欧洲上层社会的文化和俄罗斯农民的文化。1812 年战争是这两种文化第一次以国家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在农奴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娜塔莎那一代贵族开始摆脱外来社会习俗的束缚，寻找基于”俄罗斯”原则的民族意识。他们从讲法语转为讲自己的母语；他们将自己的习俗、衣着、饮食习惯和室内设计品味俄罗斯化；他们到农村学习民间传说、农民舞蹈和音乐，目的是在所有艺术中形成一种民族风格，向普通人进行宣传和教育；此外，像娜塔莎的”叔叔”（或《战争与和平》结尾处她的哥哥）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圣彼得堡的宫廷文化，试图与庄园里的农民一起过一种更简单（更”俄罗斯”）的生活。【译者感言，读者可以继续：虽然有些偏激，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样发生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苏格兰所发生的启蒙运动正相反的，相当于，苏格兰低地的人们，包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没有向英格兰看，没有向新的现代世界看，没有写出面向未来的《人性论》和《国富论》，而是向苏格兰高地看齐。发现自己跟英格兰太紧了，要发掘出高地的文化，要发展出有苏格兰自己特色的文化。俄罗斯人一直徘徊在与欧洲对比的拐角处，或者觉得自己不如欧洲，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或者觉得自己的文化胜过欧洲，东正教的正统继承者，成吉思汗的后代，但是这种徘徊不前或者向后看齐的后果就是，迟迟不能进入现代世界。当然这样做，让他们又了自己风格的文化，但其实彼得堡的西化文化也是俄罗斯式的，没有启蒙的，宫廷式的病态模仿。那么在继续向东看，向莫斯科看，向过去看，向乡下看，仍旧是独特但不是进步的，不论这种文化是多么精致。当然，我这样说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认为这样说是把文化上升到政治，但不妨把这个意见记在心里，继续阅读，看看是否有道理。或者，也许他们觉得，俄罗斯民族文化比苏格兰高地文化更高级、更值得学习？或者，俄罗斯太大了，苏格兰无法比？】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对十九世纪俄国的民族意识和所有艺术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互动是我们在这本书里要讨论的的主要特征。但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单一的"民族"文化是其结果。俄罗斯太复杂、社会太分裂、政治太多元、地理太不明确，或许也太大了，单一的文化不可能成为民族遗产。我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俄罗斯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而欢欣鼓舞。托尔斯泰的这段描述之所以如此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将众多不同的人带入了舞蹈之中：娜塔莎和她的弟弟，这个陌生但迷人的乡村世界突然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叔叔"，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阿尼斯娅，她是一个村民，但也和"叔叔"生活在娜塔莎世界的边缘；还有打猎的仆人和其他农奴，他们无疑是带着好奇的兴致（或许还有其他情感）观看美丽的伯爵小姐表演舞蹈。我的目的是以托尔斯泰展现娜塔莎舞蹈的同样方式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作为一系列邂逅或创造性的社会行为，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和理解。【译者：我是一方面欣赏作者的叙述，欣赏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一边思考着俄罗斯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否可以找到端倪和答案。】
以这种折射的方式看待一种文化，是对纯粹、有机或基本核心概念的挑战。托尔斯泰想象中的那种"正宗"俄罗斯农民舞蹈是不存在的，就像娜塔莎跳舞的旋律一样，俄罗斯的大部分"民歌"实际上都来自城镇。【4 】托尔斯泰描绘的乡村文化的其他元素可能来自亚洲大草原—这些元素是由从 13 世纪到 15 世纪统治俄罗斯的蒙古骑兵传入的，他们后来大多在俄罗斯定居下来，成为商人、牧民和农夫。娜塔莎的披肩几乎可以肯定是波斯披肩；虽然 1812 年后俄罗斯农民披肩开始流行，但其装饰图案很可能来自东方披肩。巴拉莱卡琴（Balalaika）源于中亚的多姆布拉琴（Dombra），这是一种类似的吉他（哈萨克音乐中仍在广泛使用），于 16 世纪传入俄罗斯。【5】 十九世纪的一些民俗学家认为，俄罗斯农民舞传统本身就源自东方舞蹈形式。俄罗斯人的舞蹈是排成一排或一圈，而不是成双成对，有节奏的动作是用手和肩膀以及脚来完成的，在女性舞蹈中，微妙的洋娃娃般的手势和头部的静止非常重要。没有什么比娜塔莎在第一次舞会上与安德烈王子跳的华尔兹更不一样了，模仿所有这些动作对她来说一定很奇怪，就像对她的农民观众一样。但是，如果从这个村庄的场景中无法挖掘出古老的俄罗斯文化，如果任何文化的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娜塔莎的舞蹈就是本书观点的象征：没有真正的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只有神话般的民族文化形象，就像娜塔莎版本的农民舞。【译者：我少年时代读过一本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评论书，叫做《论情节的典型化和提炼》，里面提到托尔斯泰各种提炼的故事。因此，这里也是一种提炼，现实中不一定存在，但提炼出来的东西更典型化，看起来也可以更真实。】
我的目的不是要"解构"这些神话；我也不想用现在学术文化史学家的行话来宣称，俄罗斯的民族性不过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建构"。在"俄罗斯"或"欧洲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关于民族身份的神话之前，就有一个足够真实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于 18 世纪强迫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方式行事之前，历史上的俄罗斯就是古老的莫斯科，它与西方截然不同。在托尔斯泰的有生之年，这个古老的俄罗斯仍然受到教会传统、商人和许多乡绅的风俗习惯以及帝国 6000 万农民的影响，这些农民分散在森林和草原上的 50 万个偏远村庄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它是这个在娜塔莎的舞蹈场景中回荡的俄罗斯。托尔斯泰认为，年轻的伯爵小姐与每个俄罗斯女人和男人之间都有一种共同的意识，这肯定不是天方夜谭。因为，正如本书所要证明的那样，俄罗斯人有一种气质，有一套本土的习俗和信仰，有一种内在的、情感的、本能的、世代相传的东西，它帮助塑造了俄罗斯人的个性，并将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这种难以捉摸的气质比任何俄罗斯国家形式都更持久、更有意义：它赋予了俄罗斯人民在历史最黑暗时期生存下去的精神，并将 1917 年后逃离苏维埃俄国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这种民族意识，而是要指出，对这种意识的理解被载入了神话。由于被迫成为欧洲人，受过教育的阶级已经与古老的俄罗斯格格不入，他们早已忘记了如何以俄罗斯人的方式说话和行事，以至于在托尔斯泰的时代，当他们努力将自己再次定义为"俄罗斯人"时，不得不通过历史和艺术神话来重塑这个民族。他们通过文学和艺术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俄罗斯性"，正如娜塔莎通过舞蹈仪式找到了自己的"俄罗斯性"。因此，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穿这些神话。而是要探索和解释这些神话在塑造俄罗斯民族意识方面所具有的非凡力量。
十九世纪的主要文化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虚构的俄罗斯民族形象展开的：斯拉夫狂热者，伴随着他们的"俄罗斯灵魂"神话、农民中天然的基督教，以及他们对莫斯科的崇拜，将其视为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方式的承载者，代替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想要接受的欧洲文化；西化派对圣彼得堡这个"通往西方的窗口"有着与之相匹敌的崇拜，圣彼得堡的古典建筑群落建在从海上开垦的沼泽地上，象征着他们自己的进步启蒙运动雄心，即在欧洲的网格上重新描绘俄罗斯；民粹派，他们与托尔斯泰相去不远，认为农民是自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乡村制度将为新社会提供一个模式；以及斯基泰人，认为俄罗斯是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元素"文化，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它将扫除欧洲文明的颓势，建立人与自然、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新文化。这些神话不仅仅是民族身份的"建构"，而且也是从最崇高的个人和民族身份到最普通的衣着、饮食或语言，塑造俄罗斯政治的理念和忠于对象，即在发展自我概念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斯拉夫狂热者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奉行本土基督教原则的宗法家族，基于 19 世纪中叶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的组织核心，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古老的外省贵族、莫斯科商人和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以及国家官僚机构的某些部门。俄罗斯民族性的神话概念将这些群体聚集在一起，对政治想象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影响了政府对自由贸易和外交政策的立场，以及贵族对国家和农民的态度。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斯拉夫狂热者采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服饰风格、独特的社会交往和行为准则、建筑和室内设计风格，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学和艺术方式。总之，标志是韧皮鞋、家纺外套、留胡须，白菜汤和克瓦斯，民居式木屋还有色彩鲜艳的洋葱头圆顶教堂。【译者：总之，不是关于启蒙，即，不是关于个人自由，而是关于自我标识，就如同只关心头型和穿着一样。或者说，在自我标识下，如娜塔莎在农村跳舞那样，而不是在彼得堡宫廷里那样，他们更能感到自由。事实上，不论在彼得堡还是在乡下，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些文化形式往往被视为"原汁原味的俄罗斯"。然而，这种看法也是一种神话，即异域俄罗斯的神话。这一形象首先由俄罗斯芭蕾舞团输出，他们将娜塔莎的舞蹈异国化，然后由里尔克、托马斯·曼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外国作家塑造，他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捧为最伟大的小说家，并兜售他们自己版本的"俄罗斯灵魂"。如果说有什么神话需要破除，那就是将俄罗斯视为异国情调和世外桃源的观点。长期以来，俄罗斯人一直抱怨西方公众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抱怨西方人从远处看俄罗斯，不想了解其内在的微妙之处，但这就像他们对待自己领域的文化一样。虽然这种抱怨部分是出于不满和受伤的民族自尊心，但也不无道理。我们倾向于将俄罗斯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归入"民族流派"的文化区域，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个性，而是根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刻板印象来评判他们。我们期望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他们的艺术很容易通过使用民间图案、洋葱圆顶、钟声和充满"俄罗斯灵魂"来区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模糊人们对俄罗斯及其在 1812 至 1917 年间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正确认识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伟大人物（卡拉姆津、普希金、格林卡、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迪亚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和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和爱森斯坦）并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他们也是欧洲人，这两种身份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像他们这样的俄罗斯人都不可能压制自己身份的这两种身份中的任何一部分。
这种欧洲俄罗斯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人行为模式。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和舞厅、宫廷或剧院里，他们非常"得体"（comme il faut）：他们几乎像公共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表演欧洲礼仪。然而，在另一个也许是无意识的层面上，在不那么正式的私人生活中，俄罗斯本土的行为习惯却占了上风。娜塔莎到"叔叔"家做客就说明了这种转变：在家里、在罗斯托夫宫殿里、在向皇帝献礼的舞会上，人们期待她表现的方式与这个乡村场景截然不同，在这里，她的表现欲得到了自由的释放。显然，她在这种轻松的社交环境中的愉悦感正是通过舞蹈表现出来的。娜塔莎的许多同阶层俄罗斯人，包括她自己的"叔叔"，似乎都有这种放松感，在俄罗斯环境中变得"更加自我"。乡间别墅或别墅里的简单娱乐活动--在树林里打猎、去澡堂洗澡，或者纳博科夫所说的"非常俄罗斯的寻找蘑菇的运动"【6】--不仅仅是对乡村田园风光的追寻，更是一个人俄罗斯气质的体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读诸如此类的习惯。我们利用艺术和小说、日记和书信、回忆录和描述性文学，试图理解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结构。如今，"身份"是一个时髦的词汇、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文化是如何体现在社会交往和行为中的，那么文化就没有多大意义。一种文化不仅仅是由艺术作品或文学论述构成的，而且是由不成文的规范、标志和符号、仪式和姿态以及共同的态度构成的，它们固定了这些作品的公共意义，并组织了一个社会的内在生活。因此，读者会发现，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与日常生活（童年、婚姻、宗教生活、对风景的反应、饮食习惯、对死亡的态度）中的一些情节相互穿插，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民族意识的轮廓。在这些情节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看不见的俄罗斯共同情感的线索，就像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舞蹈场景中想象的那样。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有必要说几句。这本书是对一种文化的诠释，而不是一部全面的历史，因此读者应该注意，一些伟大的文化人物可能不会得到整页的篇幅。我的研究方法是主题式的，每一章探讨了俄罗斯文化特征的一个独立方面。各章从十八世纪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但为了主题的连贯性，打破了严格的时间顺序规则。有两个短暂的时刻（第 3 章和第 4 章的结尾部分）跨越了 1917 年的障碍。与其他少数历史时期、政治事件或文化机构的处理顺序不一致的情况一样，我为缺乏详细俄罗斯历史知识的读者提供了一些解释。我的故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它所描绘的文化传统在那时达到了一个自然周期的终点，而之后的故事很可能是新的开始。最后，还有一些贯穿全书的主题和变体，如圣彼得堡的文化史和两大贵族王朝沃尔孔斯基家族和谢列梅杰夫家族的家族史。读者只有在最后才能领悟到这些曲折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