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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放鞭炮还是放枪都不需要了，日本的用兵政策已经确定，7月11日五相会议下午2点结束，下午4点20分首相近卫文麿在叶山皇室别邸参驾请示对华北用兵事宜，天皇予以批准；下午5点15分伏见宫军令总长上奏请示海军用兵事宜，天皇亦予以批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驻屯军继续与宋哲元展开“谈判”，纯粹就是等待部队调集了。
14日夜，中国驻屯军参谋专田少佐与宋哲元开始谈判，提出7项所谓的“个人意见”，其实是从昨天香月清司主持搞出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里的7条具体化而来。其中比较要紧的是第37师撤出北平，北平的警备由公安部队负责。如果不答应就说明没有诚意，日军就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29军也要撤出冀察。
这对宋哲元来说缩头是一刀、伸头还是一刀，但是无法张口拒绝，只好说原则上没有问题，不过要求缓行。宋哲元转回来立刻派代表再去谈判，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立刻去找桥本群参谋长，争取一些转圜——
第一，处罚责任者问题，日方要求是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中方请求改为营长金振中；
第二，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中方请求改为秦德纯；
第三，北平的警备，日方要求是撤出第37师由保安队担负，中方请求改为第38师担负。
现在新司令官已经上任，参谋长已经不能做主，况且桥本群也了解了司令官准备大打的企图，自然不会答应张自忠等提出的要求，只不过现在还是准备兵力阶段，敷衍敷衍就算了。天亮之后，15日，中国驻屯军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期作战目标就是击溃北平附近的第29军部队，计划于7月20日开始；第二期作战目标就是保定，准备进入石家庄，与中央军决战。
宋哲元一直等不到日军的答复，但是日军的战备行动可是看到了，如此心神不宁挨到17日挨不下去了，17日夜张自忠向桥本群提出，由宋哲元道歉，两三天内处分那个营长，北平警备由宋哲元直属卫队担负等等。
参谋长桥本群自然很清楚15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当然不会对张自忠的“谈判”要求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认可，但是为了拖延时间也不会完全拒绝，就这样稀里糊涂不给实话。宋哲元认为日方没有拒绝就是已经认可自己所提出的态度，随即于第二天18日13时拜访香月清司，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表示致敬和问候，企图用此方式达到日方所谓的“道歉”要求。
香月清司自然不会当面给宋哲元难堪，虽然上午朝鲜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已经率领先头部队抵达天津并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报到，但是时间还是不够。
而日军内部的所谓“不扩大派”代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在7月18日提出了以下意见，“……本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数目，为三十个师团，其中仅有十一个师团安排在中国，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是，照此发展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就象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该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国境线，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中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 石原莞尔总是所谓的兵家，其对局势的前瞻是日本军政两界无人可及的，不过正是由于其过于正确的正确性才不会得到支持，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宋哲元被香月清司的和缓态度所迷惑，认为事情就算过去了，19日晨率领各位部下返回北平。但是日军在“谈判”中所要求的第37师撤出北平、处罚第37师师长冯治安等条件引起第37师官兵极大反弹，19日当天沙岗的一名日军军官遭到射击受伤，夜间沙岗日军又遭到迫击炮袭击。
日军中国驻屯军在19日22时对这两次事件作出反应，声明“从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天津的张自忠、张允荣立刻找到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23时签订正式停战协定。宋哲元在20日晨5时命令第37师向西苑集结，21日集结完毕后22日向保定撤退，其防务由第132师接替。
宋哲元同时命令撤除北平市内一切防御设施，撤出增调市内的军队，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发布和平解决的布告。
不过19日的枪击、炮击甚至人员受损的事件，这使得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更加强硬，20日晨日军参谋本部召开部长会议，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
被迫撤出北平的命令引起第37师的极大反弹，从14时30分开始向日军沙岗射击，日军重炮、联队炮予以还击。八宝山的何基沣第110旅也派出部队向沙岗展开攻击，但被击退。15时，中国军队永定河西岸的炮兵集中炮火射击沙岗，造成日军伤亡，由此双方断续炮击一直持续到21时。
1938年7月，“事变”一周年，日军在沙岗竖碑纪念“支那事变发端之地”。
此碑原为北平中山公园“总理奉安纪念碑”，日军将原碑文凿去重新刻字迁至宛平沙岗。抗战胜利后被平毁。
即便如此，14日派遣至华北观察的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在回国之后的21日晨做局势报告时认为第29军“已大体上逐条达到了我方对中国方面的要求。”“没有必要再从国内派遣师团。”
与此同时，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以个人名义向参谋本部提出《关于国内动员师团运用的意见》，其中也认定“29军已全部听从我方要求，现已转入实行阶段。”
在这份《意见》当中，桥本群反对从国内再派遣师团到华北，理由是没有“击退第29军建立新政权”的必要，而且“恢复混乱局面将需很多时日，而且帝国经济负担的加重、国内形势的恶化都会由此而来。”
桥本群认为，如果派遣国内师团，一种意见是“进入山东、满洲、长江沿岸，从侧面协助华北工作。”其实就是全面战争；再一种意见是“在平津地区集中更多的兵力”可以压迫南京政府、甚至促其崩溃，这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如果南京政府采取退守、持久政策，日军将陷入进退两难，目的达不到又不得不撤兵……”
桥本群的这个意见可以是说与中国驻屯军7月15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完全相反，可以认为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是所谓的“稳健派”。桥本群此时向参谋本部提出与司令官香月清司意图完全相反的《意见》，可以说明在中国“驻屯”的日军内部意见极其对立，从香月清司的回忆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香月清司从一开始领受命令之后在飞往中国的途中，7月 11日在平壤与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和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会面，小矶国昭提出“应以此事态为契机，实现征服中国之雄图”；7月12日，香月清司在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会面，二位建议“乘此时机给予冀察一击。” 三位还具体商议了“如何解决在黄河以北的华北作战问题。”
如此刚下飞机一上任，香月清司还是信心满满得，先是情况《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再就是7月15日的《作战计划》，都是准备将第29军先彻底击溃，然后前进至保定与中国中央军决战再说别的，但是香月清司事后谈到，“……但在中国问题上，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在此意义上讲，我自己认为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实在是不称职。在此复杂微妙的目前形势下，突然调我补任现职。到现地听了同事们及其他所谓中国通的意见，几乎是一人一样，从中找不到一定的见识。就中国问题来讲，我确实拿不出准确的见解。”
“一人一样”的意见充分说明了日军或者说日本的战略思想混乱，其本质就是巨大的侵略野心和小国资源匮乏的矛盾，现在的具体问题就是对所谓“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办法。
香月清司的这段话当然也是事后推卸责任，而在9月底侵占保定之后是非常神气、猖狂的，“我，香月清司，是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的司令官，在事变发生之际被任命的。接受任命后，依靠帝国的支援，发扬天皇的国威，至今天有幸解决了此次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