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文学城
» 博客
»借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
借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借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逝世后，饯行走资派邓小平改革开放"摸石头"的邓小平的接班人们，“摸"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多地把公众的利益摸到了走资派自己和自家私人的兜里了。把巨量国营资产及共有的生产资料摸到官僚、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手里了。
正是新生的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资本家们，在这些年走资派邓小平们任意处置国有资产，走资派邓小平们通过各种途径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处于官僚资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中，走资派邓小平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勾接，形成卖办资产阶级，官僚、洋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走资派统治。
走资派邓小平们在不缺钱和让工人叫资本家爸爸的舆论中和谐，去掩盖下岗职工之痛，血汗工人之死和难，农民工之讨薪，尘肺工人之开胸，博士研究生因老娘一个床位而自杀，大学生被金钱所迫去卖淫，无家可归者之露宿冻死，…...。
走资派邓小平们取消四大，在不爭论、主要防左声中，不让人民讲活，把原来的党、工会等各种组织逐渐变为一言堂，并禁止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走资派邓小平们取消了工人罢工自由，…。人民在温饱线上徘徊着，但却失去了保障线。
劳动人民承受的所有这些没保障、受压榨、受欺辱、被奴役、被剥削，如今的官却真的像官了。那真是个个腰缠万贯，有的甚至几百万、几千万、数十亿。不仅自己花不完，甚至不需要花，因为还在源源不断地广收博采着。就连自己的三亲七故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谓“老子大官，儿女大款”。
而工人农民则是承受着“失业、下岗、官剥、商欺、黑社会、流氓、地痞、无赖、警匪”等的重重压迫和欺负，资本家的黑工厂、血汗工厂、黑砖窑等的残酷压榨，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养老）的无奈，妇女姐妹的被迫卖淫（已经很不幸了，还要同时遭受警察的打击和盘剥）。他们居家不知道开发商何时来扒屋，出门不知何时盗贼来偷窃；在家说不定何时遭到毒打与抢劫，出门不知啥时遇车祸。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爭，进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领导集团中修正主义，即走资派复辟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将经历重新组织阶级力量，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历史进程。
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贵”的反面教员，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改革”骗子、复辟狂，即走资派邓小平及其之后的接班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说：“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泽东说：“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说：“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列宁：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294页
斯大林：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在邓氏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这里的《经济建设》是模糊的。《经济建设》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前者几百上千年。后者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时只有苏联实践过。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有谁懂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大家都不懂。不懂就要学习。所以就有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集体学习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在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懂吗？也不懂，但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没有认真学习，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感兴趣。这才有文革。
《文革》后走资派邓小平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于是乎所有的大小走资派放出来的极右派以及牛鬼蛇神，和改革开放后走资派教育下的砖家禽兽马户又鸟，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及少数地富反坏右和毒运轮们，齐上阵煽风点火大量宣传至今，现如今一切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描述文字的地方都有此谣言影子。
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是毛泽东自己在多种场合说的，那么走资派邓小平说了，为什么是谣言呢？
毛泽东自己说的《不懂》，只因不懂再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去学。而走资派邓小平说的是：《否定》毛泽东通过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所取得的成果。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中的社会主义完整的工业体系，大三线小三线等第二套工业体系。农村人民公社及社办企业。原子弹等科技工业，军事工业，民用产品工业等都有很大成果。
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事实，都能装作看不见？！而谁的钱多了？谁富了也都能装作看不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
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
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
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
我说：“不晓得。”
他说：“你讲话太谨慎。”
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O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
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观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 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
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
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观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
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
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O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冷淡漠不关心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
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九七年底），《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页
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页
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页
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页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斯大林：《阶级斗争》（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页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页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页
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防卫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们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见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富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谓自发的发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去，那末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斯大林：《关干农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页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页
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页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页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恩列斯毛：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恩格斯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三页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八四七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O四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八六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页
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恩格斯：《工联》（一八八一年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八四页
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O年版序言的补充》（一八七四年七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六六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三——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一页
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八三九页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五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六四页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像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一八四七年六月），《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六十九页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一八八三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页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五页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八七二年五月——一八七三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四五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八O页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O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一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O页
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页
自一八三O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指小资产阶级——编者注）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八四九年八月——一八五O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三O页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一八七一年四——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九四页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四四三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十——十一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列宁：《论策略书》（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三页
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页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列宁：《什么是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给农村贫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页。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一九O七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页
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四O——三四一页
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一九O七年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六页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时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八九七年底），《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页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页
每一次历史上的独特变革，都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形式上引起某些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页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三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一九二O年七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六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八十七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列宁全》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一二三六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九十五页
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都必然是很长的，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被压迫阶级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引起压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压迫阶级政权的新尝试。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三五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三页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二页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九二O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七三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五页
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页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六一页
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列宁：《公社的教训》（一九O八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四五六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二O年十一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八九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七一七百
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一九一五年二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页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O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一六页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六三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洽，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八页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九O九年五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页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无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页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依法用民主决策特赦战犯
毛泽东共产党是如何民主决策《特赦战犯》的？
《特赦战犯》民主决策的过程：
依法：《特赦战犯》。
三大纪律八大注意中的《优待浮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十五）决定特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法律关于特赦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法律中对特赦制度一直都有明确规定。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职权。
1954年宪法规定将大赦和特赦的决定权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第31条第15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
同时1954年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最高领导人提出《特赦战犯》的请求：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特赦问题。参加者除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外，还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向党内外人士反复征询意见：
1955年5月2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表示已经把毛泽东关于特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并说：“对于特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进一步收集和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应否特赦及如何特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听取全中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协为主体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然后将意见上报中央。
毛泽东在修改通知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特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3、134页。
经过进一步征求意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确定，何时实施主要是时机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确立了宽大处理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赦免政策提出以后，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针对日本战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宽大处理，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至于国内战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这就需要对待国内战犯的政策与这个新方针相适应。
第二天，周恩来在陆定一《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准备赦免战犯的重要信号。
如何执行赦免政策，关系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日本战犯“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7、558页。
并提出宽大处理的方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到会的程潜、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郑洞国、刘斐、王芸生、侯镜如、邵力子等“纷纷发言，盛赞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并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程潜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认为党的宽大政策很好，听后很振奋。
蔡廷锴同意对原国民党中将范汉杰的处理意见，说：“虽说中央统战部在调查他的历史罪恶时我曾把他出卖十九路军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现在我撤销这个材料，对他的仇恨不算账，同意释放他。”
傅作义两次发言，认为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问题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还写过书面建议。
与会者普遍认为党的政策“不是宽大无边，而是伟大无边”。《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
经过两天讨论，对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与会者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在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11日，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各党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通知强调：从宽处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
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上专门加了一段话：“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多数人都同意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认为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宽赦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感激；杀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愤怒。我们虽不怕他们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为愈。”
因此，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对宽大处理方针表示异议，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不符合“首恶必办”的既定政策。参见《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35、36页。
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
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国内战犯“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7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7月15日。
有鉴于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56年没有作出有关特赦问题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要向老百姓作说明……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2日。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终确立了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蒋介石的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劳动人民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进一步凸显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和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全过程贯穿着民主协商这一显著特征。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但又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民主形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取决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实践探索，取决于本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包括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贯穿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劳动人民不但可以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而且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拥有持续参与的权利，避免了西式民主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弊端。
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是民主的基础，也是民主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如人大立法和选举过程中，总是事前经过充分协商，然后再付诸表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也是首先进行协商讨论后再作出决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还继续协商讨论，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及水平。发挥民主管理的社会治理效能，必须通过广泛协商，让民意进入决策层，实现科学决策。民主监督是寓监督于协商之中的协商式监督，是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劳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人民民主的真谛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显著特征和优势。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治理型民主，要求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就是把民主价值、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的一种，是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劳动人民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劳动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人民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求发展选举民主，更要求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是全层级、全方位、全领域的，协商主体要涵盖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方面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内容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要求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协商渠道，使协商民主形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生动实践。
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体现在决策前、决策中与决策后诸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展型民主，要求不断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有、独特、独到的民主形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由此可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不但不能缺席，而且还要大力发展。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新中国历史上总共七次特赦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我国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6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例如杜聿明是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但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又如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特赦之前，副所长曾找溥仪问关于特赦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特赦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获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在内战期间，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又如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文强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
解放战争期间，文强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王友直是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出狱后脱党。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西安解放后，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新中国历史上总共七次特赦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我国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6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例如杜聿明是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但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又如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特赦之前，副所长曾找溥仪问关于特赦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特赦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获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在内战期间，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又如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文强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
解放战争期间，文强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王友直是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出狱后脱党。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西安解放后，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