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啄食，鸦游河，天上秋云变幻多。蟋蟀夜中歌古调，鹡鸰枝上唱新歌。
————《捣练子》
东山中学在反坏斗争以后，有三个月领导班子处在不健全的情况下。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都由果校长一人承担，整天忙得抓头挠腮。为此，他已多次向教育局请求，速派书记来校主持工作。教育局经过多次研究，并报请市委批准，决定由果正任东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教育局组织科科长侍卫中调任东山中学校长。历史教师仇宁任总务处副主任，作为惠立孝主任的助手。至此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充实完毕。学校师生的情绪也慢慢稳定下来。反坏斗争的不良影响也渐渐地消失。
自然界总是这样，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冬天过去了，春天总会到来；春天到了，燕子总会飞来；花开了，蝴蝶总会采蜜。不管是天干水涝，地震星坠，鸟兽虫鱼，仍然要谈情作爱，生儿育女。谁也阻止不了，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东山中学的反坏斗争，虽然如雷霆震怒，一时震得人心惶惶，但是终归雨过天晴。校院仍是花开花放，树上仍见鸟飞鸟鸣。学生又书声朗朗，教师又谈笑风生。
王左图已经二十六岁，但还未婚娶。过去他睁大眼睛在学校搜寻，无奈女教工不多，况且又都是徐娘半老。东中远离市区，地处矿山，也无机会接触外地女性。学校虽多女生，但他认为自己是共青团员，不敢妄加多想。后来在反坏斗争中，他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产生邪念。今年他见学校分来许多新老师，内中颇有几个令他心动的女教师。于是他便暗暗了解，谁是名花有主，谁是待字闺中。终于他得知杜莲尚无人问津，心中大喜。但他又不敢蓦然接触。他还得进一步作深入了解，看看杜莲的政治背景，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因为这会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共青团员，高校时的学生会干部，更是马虎不得。可是还没有等他完全了解清楚，学校便发生了那场反坏斗争，在那种环境下，他不得不偃旗息鼓，全身心投入斗争，以争取政治上的得分。
现在风平浪静了，王左图那点恋情又甦醒了。但他仍未失去政治上的警觉，他还得先完成杜莲的政审工作。杜莲不是共青团员，这一点他早就知道，因为几次团员开会，都没有杜莲参加。但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共青团员，这一点他不了解，既使他纳闷，又使他怀疑。于是他就像一只蝴蝶天天绕着那朵牡丹花在飞，既不敢落下，又怕被别的蝴蝶占领。所以他想抓紧时间，进行他的调查工作。但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无法接触学校的机密档案，他想向秘书是管档案的，又是党支部委员，肯定了解每个教工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想到此，他便想方设法多和秘书接触。但向秘书这人觉悟高，严守机密，嘴上好像有铁将军把门，有关机密的事，一字不漏。有一次，他拐弯抹角地问：“向秘书，今年分到我校的新老师大多数都是共青团员，为什么还有两三个不是团员？”
“为什么？我不知道。”秘书回答。
“是不是他们的家庭有问题？”
“不能这么说，也许他们自己没有申请。”秘书产生了警觉。
“共青团是青年的先进组织，哪有不申请的。”王左图还想套出一点情况。
“这得问他们自己去了。”秘书不知道这小子目的是什么，他保持住警觉。
王左图见从秘书那里问不出情况，只好作罢。他又想到当初尤书记在全体教师会议上说过“今年分来我校的新老师，都是我从教育局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他想既然是挑出来的，肯定没有问题。但他又想，尤书记不是东西，他的话不能当真。不过他又想起秘书那句话“也许他们自己没有申请呢”。如果自己不申请，也算不了政治问题。过去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中也有四分之一不是共青团员。他们只是埋头读书，对政治没有热情，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想到此，他似乎放心了。决定找机会和杜莲接触，开始他的“猎狐”计划。
女人的嗅觉是敏锐的，眼光是犀利的，心灵也是狡猾的，好像这是天生的素质。杜莲见王左图有事没事常往数学组跑，来了以后，又常常走到杜莲办公桌前，有话无话要说上几句，或者在附近办公桌上翻学生的作业本，说是想了解了解他班上学生的数学成绩。不过在翻作业本时眼光常瞟向杜莲，脸上还堆满了笑容。杜莲忽然觉得这种眼光就像贾宝玉在看林黛玉一样。想到此，她忽然脸红了。那天晚上，杜莲迟迟不能入睡，她想自己已经二十四岁了，父母早就催她找对象了。但由于刚走上工作岗位，工作没经验，业务不熟悉，因此她确实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个人问题。可是现在却有人主动向她眉目传情，她该怎么办？她告诫自己：“莫急，莫急！得先了解了解这位公子哥的情况再说。终身大事，绝对不能草率。”于是从此，她在王左图面前越发显得庄重而妩媚，一方面牵着对方的魂，一方面又在暗地进行观察调查。
不过，个人思考的问题常常会被国家思考的问题挤扁，挤得没有空间。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永远跳不出大的环境。在王左图准备打开攻势之前，又一个社会运动开始了。
多米尼加劫难多，
又闻老虎动干戈。
美洲大海怒潮起，
中国声援击恶魔。
这首诗是施惠雨为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反美斗争而作的。
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中，与古巴为邻。都处在南北美洲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美国想称霸世界，对这个地方垂涎已久。但除了波多黎各被其侵占外，此处其他诸国都与美国抗衡。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古巴，像一根硬骨头埂塞在老虎的喉咙，嚼不碎，咽不下。为了进一步封锁打压古巴，老虎又想侵吞多米尼加。因此，激起南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掀起了反美怒潮。中国人民一贯主持正义，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因此，中国人民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多米尼加和拉丁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声明一发，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各地纷纷集合，游行示威，声援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
东山中学自然也不例外，和全国一样，先在校内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而后集队上街游行。书记、校长、主任都走在队伍的前面。队伍从东山村穿过，经矿山工人住宅区，再到矿区，最后到达山头镇。在镇里转了一圈，沿途吸引了成千上万群众。团委书记胡新宪，政治教师康安泰，物理教师王左图，分布在游行队伍的前中后三个地段，负责带领师生呼喊口号。王左图一到政治运动，就像喝了烧酒一样，兴奋不已。等到游行结束，他的喉咙都喊哑了。回到学校接连喝了两大杯水，嗓音还没有变过来，嗓子还隐隐作痛。他只好又跑到医务室要了一包喉症片。杜莲见王左图在游行中慷慨激昂，精神焕发，政治热情那么高，不禁暗自高兴。
施惠雨虽然平时不爱多说话，但今天也是十分兴奋，一路上跟着大喊口号，一句也没有落掉。回到校，虽感疲惫，但还是写下了上面那首诗，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人民就不会安宁。美国在侵略多米尼加不久后，又把魔爪从拉丁美洲伸向东方，伸到越南。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搞分裂活动，发动南北战争，企图消灭越共，占领越南，威胁中国。中国党和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再次声讨，并发动全国人民声援越南，抗击侵略。于是学校开动了宣传机器，发出师生们的正义之声。黑板报和宣传栏内刊载了师生们批美援越的诗文。作者当时抄了几首诗，现在还保存在日记本内。现抄录两首如下：
其一：《斥美侵略》（五律）作者 晁开
虎狼侵印支，战火又东移。
豢养吴家犬，撕伤越共旗。
山河遭割裂，黎庶受凌迟。
不义天人怒，狂徒共击之。
其二：《临江仙》（词）作者 诸丘山
侵越美军燃战火，云翻烟卷天红。人民奋起斗顽凶。北方鼓震，旗举有胡公。
中越友情深似海，山山水水相通。支援兄弟共弯弓。驱除狼寇，南北两英雄。
国际上有风云，国内就会有雨雾。为了反帝反修，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多年来我国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从1963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了1965年便运动到了城市机关学校。这年秋天，由省市两级政府组建的 “社教工作队” 开进了东山中学。学校因为反坏斗争出了名，上级领导自然不放心，处处要给予关心和照顾。
驻东山中学工作队的队长名叫陆万枢，原是江陵市某区宣传部长。副队长是澎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啸言。此外还有三个队员，一个叫孙可，还有一个叫曹兴，第三个叫马也夫，乍听起来有点像苏联人的名字。
工作队进校以后，东山中学反坏斗争后刚刚平静下来的水塘又激起了波澜，教师们刚定下来的心境此时又摇动起来。那些有点历史问题的老运动员又在坐立不安，开始提心吊胆过日子。
和往常一样，工作队首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传方针政策，强调组织纪律。要求大家端正态度，一面积极参加运动，一面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据说运动对象是领导班子。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容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所以也叫“四清运动”。话虽这么说，但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差不多所有运动到最后都会运动到群众头上。所以大会以后，多数老师心里仍然像十五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有新来的那些教师没有思想负担，该吃的吃，该笑的笑，觉得东中又该热闹了。
据说这次运动是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听说中央已经挖出来几个“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批判撤职。而且已公布了一些试点单位“被阶级敌人纂夺了领导权”或“干部被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所以这次运动，不仅群众中有人不安，领导干部中也有吃不好，夜难入寐的。只有像王左图、卓志升、王长新、羊辉那样的青年教师见此十分高兴。他们觉得又有大显身手，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反修防修，就是要首抓阶级斗争。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搞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抓忆苦思甜。过去红军、八路军是一直这么搞的。这一搞，便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终于打败了日寇，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劳苦大众。
工作组进校以后，首先对全校教工的阶级成分进行了摸底排队。这个底都在学校党支部办公室的档案柜里。向秘书最熟悉，因为每次运动他都要翻阅几遍，各个职工的家庭情况，他早已烂熟于心了。所以这个底只要把秘书找去汇报一下就行了。难就难在如何了解教工们的现实思想。尤其是新分配来的一些教工，他们眼前的思想状况，连书记和秘书都不太清楚，这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清楚。
经过了解，工作组发现在新教师当中有几个工农出身的人在旧社会家境十分贫苦，是阶级教育的好材料。于是工作组与校领导商量在教工中召开忆苦思甜大会。
在大会上首先发言的是政治教师汪月轮，他说“解放前，家里七口人，只有两亩地。收的粮食只够吃四个月。没有办法，只有租地主的地种，一季下来，除了交租粮，所剩无几了。没有办法，只好以山芋、胡萝卜、南瓜、白菜充饥。兄妹五个，只有他和弟弟在解放后才上了学，读了书。若不是共产党，不要说上大学了，连学校门也进不了······。”
王长新说：“父母死得早，家里穷，无人抚养，便被送到了澎州市舅舅家，两淮战役时差一点被飞机炸死。”
许台成说：“父亲兄弟三人，一个外出逃荒不见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一个家中养不起送人了。只有父亲守在家里，靠雇工给地主扛活过日子。解放后才分得了土地，有了生活依靠，他也才有机会上学读书，竟然大学毕业。”
在这次忆苦思甜活动中，最大的发现是施惠雨。原来人们以为他文质彬彬，不言不语，除了课堂上面对学生滔滔不绝，其余时间很少和人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整天钻在书本里。所以人们都以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谁知通过忆苦思甜，人们才发现他的家庭在旧社会苦大仇深。
清光绪三十三年，苏北大水，春秋两季颗粒无收。施惠雨的祖父母便带着两个儿子外出讨饭，结果施的祖父与小叔都病饿而死。祖母在无任何人的帮助下，背着祖父的尸体到湖坡上掩埋了。其时施惠雨的父亲只有七岁。第二年，祖母又带着孩子二次出去逃荒。这次祖母到了一个地主家里当了一个佣人，孩子也就在地主家吃一口残羹冷炙，经常遭受地主婆的白眼与责骂，又过了一年，施惠雨的三叔祖父找到那个地主家把施惠雨父亲接回家。从此一个九岁的孩子便寄人篱下。在施惠雨父亲十岁时，小时候所订的娃娃亲家，生活也无法支持下去了，要逃荒去了。便把施惠雨的母亲送到施家，作为童养媳，其时也仅有十二岁。从此两个小孩便依靠着一个同样贫苦的伯父生活，直到十八岁成婚，才分开独自生活。后来在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时，施惠雨祖母又被日寇放火烧死。父亲怀着满腔仇恨，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土地改革时又当了乡农会主席，领导农民分田分地。解放后，施惠雨才有条件读书，得以上大学。所以他上学以后，便如饥似渴的读书，以致有些老师同学认为他是走白专道路，不问政治，所以在学生时代他连共青团都没有入上，于是更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思想落后的青年。这次四清工作队进校，发现了这个典型，决定用他来教育全校师生，同时也提高他本人的觉悟，将他从政治的沉睡中唤醒。
工作组陆万枢组长亲自找施惠雨谈话，激发他的阶级觉悟，并要求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忆苦思甜，诉说苦难家史。但他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诉苦，便极力推辞。而陆组长却紧紧抓住这个典型不放，三次找他谈话，极力劝导下，最后，施惠雨只好点头答应了。
施惠雨的忆苦思甜报告教育了广大师生，好些学生听了都流泪了，他的报告也教育了自己，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清除了别人对他的误解。
忆苦思甜以后，工作组便发动群众揭发校领导的问题。按照社教运动的“五反”内容对照，在经济上群众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经查账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在这个方面有点问题的是尤天罡，没有等到“四清运动”到来便被抓走了。据说那人也只是好吃好喝，还有好那个。确实是一个腐败分子，但还算不上贪污犯。
群众的意见集中在“官僚主义”上，群众认为党支部成员过去不能坚持党的原则，不能互相监督，对尤天罡的罪行不能及时揭发，以致造成严重后果，恶劣影响。甚至有人质疑在“腐化问题”上，校领导们是否“同饮一杯羹”。这话多半是对官僚主义的愤怒，若真是同流合污，也许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反坏斗争中，都得和尤天罡一起到那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去了。
人们对果书记的最大意见是胆小怕事，不敢担当责任。身为学校的第二把手，过去事无大小都要向尤天罡请示，以致尤天罡胆子愈来愈大，乃至胡作非为。
谈到此，黎清晨确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语文组讨论会上说：“你们不能责怪果副书记，他有他的苦衷。过去在市里某中学，他因处理学生恋爱问题，导致学生自杀，因而受到了降级处分，被发配到澎州市的东北利亚。他如何不谨小慎为，处处小心为上。俗话说‘一朝被蛇咬，见到井绳拔腿跑’。”
“我认为这不是开脱责任的理由。既然是学校的主要领导之一，就要担当责任，该干的事就得干。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羊辉谈了自己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工作不得力，不主动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向果书记提出。”商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施惠雨刚来校不久，对学校几位领导都不熟悉，所以只是竖着耳朵听，却谈不出自己意见。
工作组副组长曹兴也参加了语文组讨论会，他想让施惠雨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望了施惠雨好几次，施惠雨都没有反应。于是曹兴不得不点名让施惠雨发言。他先吓了一跳，后来见曹组长直直地望着他。他便嗫嗫嘘嘘地说：“对不起，实事求是地说，我到校时间不长，不了解情况，不好随便发言。”
曹兴想，这个人通过忆苦思甜，怎么还像一个书呆子？便对施惠雨说：“你就谈谈对刚才几位老师发言的看法罢。”
“他们大概了解情况，说的可能都有道理，我没有意见。”
这几句话等于没说。曹兴叹口气，只好作罢。
侍卫中校长过去长期呆在机关，接触基层群众少。现在刚到学校，情况还不太熟悉，和群众见面也少。又因个子长得高，走路仰着头直往前走。人们说他脱离群众，眼睛只看天上，不看地下。说他不在食堂和群众一起就餐，却把饭端到寝室，闭门索居，自我品尝，不愿与民同乐。侍卫中听到这个意见后，觉得问题严重，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于是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有时间便多往教研组跑，多和教工拉家常。吃饭时也在食堂内与大家一起用餐，一起洗碗刷碟，一起说说笑笑。人们都赞扬他“闻过即改”。
对教导主任的意见不少，但归纳起来，主要也就是三条：
第一，她好抽烟，还经常捧个小烟管。结论是“女人抽烟，不成体统。”
第二，好打扮，年近半百，还打扮干什么。结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第三，抓女生工作，而迟迟不知尤天罡的咸猪手早已伸向女学生。结论是工作失职，或是知情不报。
对于这三条，我们的李老杠另有看法。他在小组会上开宗明义地讲：“我认为前两条意见有些不公正。女人抽烟不成体统，难道男人抽烟就成体统吗？分明是歧视女同志。我是禁烟主义者，我主张男女都不要抽烟。第二，若说打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难道叫我们的主任天天披头散发，邋里邋遢，满身煤烟油垢，像疯婆子一样在师生面前晃来晃去吗？那样好看吗？“杠子头的发言，不同凡响。连工作组的同志都感到愕然，但又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许台成听了以后，摸摸脑袋说：“老李，你这个发言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到底是讽刺还是赞扬？“
“自己想去吧！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老李不愿多作解说。
翟方研听了一头雾水，想来想去弄不明白杠子头说话的真实意图。
团委书记胡新宪本来算不到校领导之列，但因为他是党支部委员，所以也得洗洗澡，运动运动。群众对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不成熟，经常和青年学生搞在一起，二是跟着校长书记跑，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老杠听了以后，差一点 笑了出来。他想这个提意见的人太无知了，不过这种话太刺激人了，他没有说，只是反问了两句。他问：“团委书记不和青年学生在一起，难道和老头子在一起？不跟校长书记跑，难道跟马车司机后面跑？”
许台成听了，用手碰一下坐在身边的柳红，柳红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工作组同志见了也无可奈何，只是说：“各抒己见，各抒己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他的话似乎是对所有人说的，不过他还是特意地望了李老杠两眼，认为这个人简直是个怪物。
向秘书是管全校职工档案材料的，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经常会找教工谈话，了解情况。因此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羊辉是个臭嘴巴，曾经在教研组就说过：“我们在向秘书跟前，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什么秘密都没有。“这个话传到前书记尤天罡那里，被尤找去狠狠地训斥一顿，批评他是对党不满。吓得他嘴巴老实了一个月。幸好，后来尤天罡被抓走了，他又认为自己的说法是对的。这次四清运动，他想得敞开思想，解放嘴巴，好好说话，给向秘书洗洗热水澡。
运动进行了两个月，发动群众，像过筛子一样，把东山中学大小干部都筛了一遍。虽没有筛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但都洗了澡，理了发，修了脚，身上涂上了防护油。
群众虽不是运动的主要对象，但经过忆苦思甜，自我批评，也都在澡堂里泡了几天，去去汗，除除灰，有的还搓下一层老皮。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又被剃了头，刮了胡子，打了屁股。有的甚至被重新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从而证明阶级斗争是存在的。有人在四清运动结束时写了一首诗：
神州大地又雷鸣，全国城乡搞四清。
干部持身需自正，斗争永远在征程。
伟大的哲学家研究指出：劳动创造了人。
伟大的革命家研究发现：劳动改造了人。
由此可以证明：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按理讲，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劳动。但科学家说了脑力劳动只锻炼发展了大脑，而体力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大脑的进化，而且可以增强人的筋骨，提高人的体质。思想家还指出劳动可以改造思想。
“四清“运动以后，教师们虽然受了洗礼，提高了阶级觉悟，但领导考虑到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于是研究决定每周轮流安排老师做体力劳动，以便进一步清除掉身上小资产阶级气息。
运动后首批被安排劳动锻炼的有汪月轮、沈子平、柳红三人。他们三人首先去找“菜园子” 赵望驰分配工作。
“你看，劳动改造开始了。”羊辉见汪月轮三人去找“菜园子”，撅撅嘴对站在身边的晁开说。
“你又胡说了。”晁组长批评 他说。“你是语文老师，用词要恰当，这叫劳动锻炼，不能叫改造。”
“一回事。”羊辉漫不经心地说。
“我说是两回事！”晁开厉声地说。羊辉曾是他的学生，他有些生气，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晁老师，你莫生气。你看右派沈子平，他的劳动不叫改造吗？”羊辉似乎找到了胡说的理论根据。
“这也不叫改造，他和两位青年在一起劳动，只能叫锻炼。”晁老师仍然言辞冷峻。羊辉没有办法只好连连说：“好了，好了，就叫锻炼罢。”但他似乎不甘心，又加了一句：“这只是便宜了右派。”
因为柳红是女老师，被安排去食堂劳动。汪月轮和沈子平跟随工人师傅包永固去修厕所。
柳红到食堂找到了负责人徐解放，说明了来意。徐师傅问她会不会蒸馒头，她说：“不会。我是南方人，我们那里人多数吃米，不大会做面食。”
老徐又问：“会不会炒菜？”
她回答说：“没有干过，在家和学校我都是吃现成的，没有上过锅。”
老徐无奈，又问“会不会切菜？”
她不好意思再说“不会”，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于是徐师傅就安排她切肉。她笨手笨脚的拿过一把刀，拖过一块肉，像木匠锯木头一样锯了 半天，也没有切下两片肉。徐师傅走过去一看，她拿的原来是一把砍骨头的刀，有强度却不锋利，如何切得动。徐师傅又拣一把锋利的刀给她，提醒她小心手，注意安全。不提醒还好，这一说，她倒怕起来了。拿着刀的手，直是发抖。但她又害怕师傅们笑话，便鼓足勇气，又拿过一块肉。她右手捏刀，左手按肉，刀锋离左手指足有四寸远。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切，慢慢地切。一切下去，左手和猪肉便一起抖动起来。切了好大一会，一块肉总算切完了。徐师傅走过去检查一下，发现小的像萝卜丝，大的有三寸长。长短不一，厚薄不均。伸手提起一看，竟然像大蒜瓣子一样，连在一起。师傅们见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若要下到锅里，岂不让人一筷子夹起一斤肉来。原来她在切肉时，刀未过尖，于是就藕断丝连。柳红听着师傅们的笑声，看着自己的手艺，也难为情地苦笑起来。
徐师傅见她切肉不行，就让她改切土豆丝。可这个东西方不方，圆不圆的，也很难对付。切了一会，徐师傅又去看了一看，天啊，这哪里是土豆丝，分明是土豆棒。如何下锅炒？没有办法，只好又叫她改行，让她去理菜，叫她把夹在菜里的黄菜叶子和青草清理出来。理白菜和萝卜还行，可是理到韭菜，却分不清韭菜和青草。还得去问师傅，师傅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告诉她如何从形状和气味上去区分它们。
通过这次食堂劳动，柳红认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生活上的无能，也提醒她今后不仅要读书，还要读社会，读人生。
回到宿舍，她对自己很生气。写下了四句话，以警策自己。
不会拿刀，只能拿笔， ————残废！
不知做饭，只知品尝。 ————惭愧！
汪月轮和沈子平两人随包永固师傅去修厕所。学校的厕所都是石头墙，石头蹲，石头坑，照理说是不会坏的。可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环境不好，因此老出问题。农民来扒大粪，乱敲乱砸，附近调皮的孩子把厕所的墙上捣了左一个洞右一个洞，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要修理一遍。
修厕所需要石头、水泥、沙子。汪沈两人帮着包师傅把这些材料都备齐到厕所跟前，而后照着包师傅的指导把水泥、沙子按着一定的比例掺水搅拌好。师傅垒墙补缺口时，他们便帮着搬石头，递泥浆。
这些活对于汪沈二人来说并不难。汪月轮上大学之前生活在农村，家庭并不富裕。每到寒暑假回到家里，都得帮父母干活。所以耕种收割，除草下肥，这些农活都会干。而且也不怕脏，不怕累。至于沈子平更不用说了，自从变成右派以后，年年修厕所，垒墙头都少不了他。有时师傅不在场，他也可以独自完成任务。例如怎样刮浆，怎样垒石头，怎样泥缝，他都做得很好，技术不比师傅差。黎清晨曾经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右派当得好，心灵手又巧。跟上八级工，只是模范当不了。”
这事被学校领导知道了，把黎清晨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是为右派分子鸣不平。想步沈子平的后尘。黎清晨被吓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沈子平没有芮环琪的觉悟高。芮的右派是自告奋勇争取到的。而沈的右派帽子是组织给戴上的，不想戴也得戴。据说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发言，眼看运动快过去了。那天主持小组会议的人动员他说 “沈老师，这么多天你都没有讲一点意见，政治热情不高啊！是不是应该给党作点贡献，提点宝贵意见啊！” 老沈听了，觉得主持人说得也对，自己确实该响应党的号召，提点意见。于是他想了想便说：“这两年农村欠收，农民生活比较苦。有一天，我上厕所，用树枝一拨大便，发现大便里有许多草。农民缺粮，国家是不是应该开仓赈济。”说完这个意见，他又补充说：“ 这是小事一件，算不上宝贵意见。”
人们觉得这是一件酸不溜溜的事情，虽算不上宝贵意见，但也不能算小事。不过人们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到了运动后期，沈子平这个不是宝贵意见的意见，被翻了出来。人们结合他的出身，分析他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就是对党的不满，对党的不满就是反党，这样分析下去，沈子平就在劫难逃了。恰在此时，他的家乡又寄来一份揭发材料，说他假期回家，吃饭时用筷子挑着山芋叶子说：“这是猫耳饺带系子。”寄材料的人说这是对新社会的恶毒讽刺。于是这就给沈子平做成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其实这些话，如果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说的，至多挨几句批评就没事了。偏偏沈子平是出身地主家庭，用阶级分析法一分析，问题就出来了——这是对现实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实在的，解放前他只是一个教师，土改时也没有把他划成地主分子。但是出身成分却无法改变，于是命运注定他要倒霉。
对于此事，商扬曾评论说：“怪他自己，嘴上没有把门的，也不掂量掂量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自己应该明白。”
王长新则说：“这是阶级本质决定的。今天不暴露，明天也要暴露。”
自从成了右派以后，老沈的话更少了。不管什么会议，不管主持人怎样启发催促，他都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只是一个旁听者。平时即使知道有人干坏事，他也不敢揭发。比如尤天罡的犯罪活动，他就有所察觉。但即使在学校反坏斗争中，尤已被揪出的时候，他也不敢揭发一个字。他知道那是党的书记啊！多么可怕！说不定哪天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又该抓出多少个右派呢！所以在大会小会上，他一句不说。
三人为众，今天在众人面前，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只干不说。尤其有年青的政治老师在场，就更需要提高警惕。
话是节省了，但力气却不能省。别看他虽年过半百，但身板硬，干起活来跟上年轻人。垒墙头时，一百多斤的石头，两臂一用力，就搬到了墙上。所以包师傅很喜欢带着沈子平干活。既听话，又能干。
“沈老师，你放下，我来试试。”汪月轮见沈子平又要去搬一块大石头，便也想去检验一些自己的力气。他走上前，弯下腰，两手抓住石头，一用劲，石头却赖在地上，纹丝不动。
包师傅见了，劝他说：“算了吧，你是搬不动的！”
汪月轮心想，不可能搬不动。他有年青人的勇气和政治决心。他站起身，把膀子活动两下，而后屏住呼吸，一提丹田气，大叫一声“起！”石头果然被搬了起来，他挪动着身子，蹒跚着步子，慢慢将石块搬到墙边，他想像沈子平那样直接把石头运到墙上，但用了两次劲也没有把石头送上墙头。沈子平见状，连忙跑过来搭把手，帮着把石头运到墙上。
汪月轮连忙说：“谢谢沈老师！”
沈老师只是微笑一下，连忙摆摆手，他不敢接受人家的“谢谢”。
包师傅对汪月轮夸赞说：“好样的，有力气。”
汪月轮说：“和沈老师比，还差得多。”
“不不不，你年轻，哪敢和你比。”沈子平不敢不谦逊两句。他不敢接受赞扬，更不敢和政治老师比。
“我比沈老师小多了，但力气不如沈老师。说明平时缺少锻炼啊！”汪月轮感叹地说。
沈子平听了，连连摇头。不过他对汪月轮还是产生了好感。觉得这个汪老师和别的年青老师不一样。干起活来比较在行，也很主动，干活时不怕脏不怕累。便大着胆子问：“汪老师，家在城市还在农村？”
“在农村。”汪月轮一边翻拌水泥、沙子，一边回答。
“难怪，是经过锻炼的，有基础，会干活。”沈子平赞扬道。
“只会干点农活，又不经常干，力气不行。”汪月轮不是谦虚，说的是实话。
“这已经是不简单了，一般老师是干不来的。至于力气嘛，那是练出来的。”沈子平对汪月轮颇为欣赏，认为这个年青人朴实、忠厚，带有农民的品质。所以也就忘记了一贯坚持的原则。今天就说了几句，觉得比平时舒服多了。
干了一个半小时后，包师傅叫停下来休息。他掏出烟袋抽烟。他不抽纸烟，认为纸烟劲头小，也抽不起。
学校抽烟的人很多，教师中有三分之一，工人中是百分之百。所以一到开大会，会场上便狼烟四起。每到冬天，东山中学便到处冒烟——各个办公室烤火炉的烟囱往外冒烟，而办公室内各个老师的鼻子则在室内冒烟。
休息时，包师傅提起工人组的白锦生。汪月轮乘机问：“听说反坏斗争时，有人揭发白师傅生活作风有问题。到底有没有？”
“说不清，不过那小子嘴骚，思想意识也不好。常谈女人，真真假假谁知道。”包师傅说。
“不过领导也未公开批评他，也未处理他。”汪月轮还是想不通。他想把问号拉直，变成惊叹号。
“ 怎么处理，他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有人见他碰过女人。最多算口头流氓。”包师傅解释说。
“如果是知识分子，就不行了。”汪月轮说。
“你说得对，他要是老师的话，领导也绝不会轻易放过他。”包师傅有同感。
包师傅的话，无意中刺伤了沈子平。他像被蝎子螫了一下，从头麻到脚。对此他有切身体会。往事历历浮上了心头，眉宇间也泛起了乌云。
收工后，沈子平回到宿舍，忍不住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句。
哀叹投生地主家，读书又惹鬼琵琶。
何如山野一狐兔，出没草丛看落霞。
他写罢，又看了一遍，吓得浑身冒汗。看一看周围没有别人。便连忙把纸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