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从中青社铩羽而归，是他人生遭际的第二次重大挫折，仅次于反右当中被划为“中右分子”。对这段历史的详细了解，我是最近才完成的，之前只停留在小时和他散步过程中的“道听途说”。我开初写《老烟记事》，不过是一篇随笔。那会儿老烟到北京来看奥运会，引发了我写他的念头。文中提到他“立志要写一部中国的《静静的顿河》”，然而一些细节并不准确，比如说有个编辑“老王”负责审他的书稿，其实中青社是“三剑客”对阵老烟。“老王”确有其人，不过他是另外一家出版社的，要等到70年代才能登场。
但我不打算修改这个错误了，因为15年前的文字已经成为历史，而我对历史总存有几分尊重。我那时并未看过老烟自传，对他的过去也无特别兴趣，全凭印象写就此文。作为《老烟记事》的第一章，它真实记录了我当年的写作情境。现在我为了个“老王”再做修改，就像把一件青铜器除去铜锈，得不偿失。
对于这次惨痛失败，老烟在其后不同的人生阶段，回味再回味、反思再反思。上一章的最后三段，是他自传中的盖棺定论之语。人之将死，其言也重，他对自己的解剖不可谓不彻底。但我把这事细细捋了一遍，觉得老烟不必过于自责，假如他还活着，我也会劝他看得再淡一些。
中青社当初邀他来京改稿，本身就有点虚头八脑。创作假从两三个月缩短到40天，最后实际写作时间不过26天，其中还有3个礼拜天老烟给自己放了假——我倒不觉得他在偷懒，而是写得太累了，写不动了。欲望再强，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射精过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射出10万字来，谈何容易？换作是我，大概只能像鲁迅形容的那样——“立仆”。《老烟记事》写了这么些年，我没有哪天能够写出7000字的，那可真要了我的盒钱。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家，阙道隆作如此要求，近于儿戏，既不严肃，也不认真，足见对老烟已经失去兴趣。然而退回到1965年12月11日，中青社在给867农场写那封信时，对于老烟的稿子还是相当肯定的：“较好地表现了北大荒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激情，生活内容比较充实，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有教育意义。”仅仅过了三个月，阙的态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
梳理一下这三个月发生的要事，不难发现，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姚文元批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凡研究文革起因的，都不可能跳过这篇文章。尽管背后机关重重，但一经《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大招就放出来了，阴谋开始成为阳谋。各大报刊密集发文，显然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是有最高层在策动，为着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算老烟对此尚不敏感，身处宣传口的中青社领导也不可能麻木不仁。姚文元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的编委，与阙道隆算是同行，居然在《文汇报》上肆无忌惮地攻击北京市副市长，并且把问题上升到“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的高度，这已经不同凡响。更加离奇的是，19天以后，北京各大报刊忽然打破沉默，齐刷刷转载此文，表明在这场“京沪较量”中，首都不战而降。若没有超级强大的力量在后面起作用，怎会出现如此颠倒乾坤的结果？
“秋江水冷鸭先知”，阙道隆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就别当第二编辑室主任了——这是中青社最重要的一个编辑室，负责文学作品的出版。享誉全国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都是由这个编辑室搞出来的。
身为主任，阙道隆不必会写小说，但一定要洞察出版方向，因此政治嗅觉不能迟钝。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黑云压城城欲摧”了，阙在作品的选择上必须高度谨慎，以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因文致祸的案例，没有比吴晗更加现行的了，他虽然还戴着乌纱帽，但明显仕途不保（最后连性命也不保）。去年感觉还过得去的《大荒无极》，现在看来不再符合形势的需要了——这是阙道隆在没有拿到后半部分书稿时，已经做出的结论，所以才会逼着老烟4月5日就交卷。交卷才好判不及格，才能把老烟打发走，毕竟人是自己请来的，总要体面收场。
不过更加直接的原因，则是老烟1月底寄给中青社的后六章，让张羽和阙道隆看出了庐山真面目——《大荒无极》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道理很简单：篇幅已经一半，“革命英雄”还没立起来，却搞出江乔那样的小资戏来，书稿基本就不行了。倘若他们仍有兴趣，会马上给老烟去信，叫他注意这个问题。毕竟离来京还有一个月时间，早点提醒他别跑偏不好吗？但是并无片言只字，任由老烟自生自灭。王维玲接待他时，仍对他褒奖有加，但王只负责事务性工作，并未（认真）看过书稿，转达的仍是编辑室去年对《大荒无极》头五章的意见。阙张二人也不会在这个阶段与王交换最新意见——老烟又不是什么大作家，搁一边就完了，犯得着开会讨论吗？再说二人正忙着要去兰考组织焦裕禄的材料呢。
说到焦裕禄，这是让阙道隆对老烟失去兴趣的另一个原因。焦裕禄的事迹产生全国影响，始于本年2月7日由穆青主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乃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副社长，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牌的记者，为区区一个“县委第二书记”去写一万多字的大通讯，足见其背后蓄积的能量之大，势在必得。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推出这篇重磅报道时，上边顶着横幅一样的毛主席语录：“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旁边还配有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起点睛之用——学习焦裕禄，正是为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须知毛泽东乃《人民日报》的真正主编，这份报纸他每期必看，头版头条未经他的首肯、或未揣摸他的首肯，是不能定下来的。焦裕禄在去世近两年以后，忽然荣登宝殿，这绝不是哪个编辑突发奇想，而是毛有意为之。
1965年会见斯诺时，毛泽东曾说：在中国需要有一些个人崇拜，否则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垮台。毛本人对于虚名并无多大兴趣，也说过个人崇拜搞过了头、“四个伟大”讨嫌等等。但他对个人崇拜的“器之用”还是非常清楚的，深知在这样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里，个人崇拜不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保他的江山不变色。所以从1962年祭出“阶级斗争”的法宝开始，他就不遗余力地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以使自己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拥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法力，不至于像在庐山会议那样，要再次面对来自党内的严重挑战。
如果说刘邦一个“流氓皇帝”尚需权孙通的帮忙才能镇住文臣武将，深谙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则完全有能力把自己捧上神坛。焦裕禄之所以“蛰伏”两年后一跃而出，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政绩——他在任上总共呆了不到一年半，哪有神力在死后一年半让“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这不过是穆青为了显示焦裕禄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有所得、有所大得，费心尽力写出来的赞美诗。假如没有《毛泽东选集》在这篇大通讯里面穿针走线，处处指引焦裕禄最终完成了诸般神迹，焦裕禄充其量也就像汪以增那样，在多年以后做一个“威德明王太祖神”——名头虽大，不过当地一介土神，而不可能有全国影响。树立焦裕禄这样一个偶像，完全是为了彰显他后面那个更大的偶像。
阙道隆3月初带着张羽去兰考组稿，虽属拾人牙慧之举，却反映出他急于要挤上这趟车的迫切心情。在中青社的“三红一创”中，只有《创业史》是真正描写新中国建设的“当代文学”，其他三部均为描写革命斗争时期的作品。时下风靡全国的《欧阳海之歌》本属中青社最中意的青年文学，可惜花开别家，乃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事实上，自《红岩》问世以后，5年间中青社再未推出能在全国叫响的当代文学作品，反映出二编室紧跟形势不够。此次去兰考组稿，不排除阙有意在将来搞一部关于焦裕禄的文学作品出来，尽管最后只有这本署名“中共兰考县委”、实为张羽撰写的《焦裕禄在兰考》。不管怎样，阙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到这方面来，他知道当下最需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而从老烟的前半部书稿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对他自然就弃如敝屣了。
202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