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在日记中提到，中青社位于一个清代王爷府内。我查了半天，却查不出是哪个王爷。最后才弄明白，敢情这座大四合院是个道观，明朝建的，名叫“老君堂”。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时，老君堂胡同并入西段的东四12条。此后一直到80年代，中青社的地址都是“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感觉像在大胡同里面套了一个小胡同。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多以为“老君堂”只是个胡同名，却没意识到中青社就呆在庙里。
该庙在清末被“陆军部”的“军学编辑局”占用，所以太上老君那会儿就离家出走了。等到解放初中青社搬进来，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宗教痕迹，只留下一座大得出奇的四合院，很容易被误认为王爷府——有钱人通常也用不着住这么多房子啊！马未都在一篇博文中记述道：“1981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一个北京的老四合院内办公，据说这大宅子原来是一个王爷府，看得出来历史上的阔绰。”马未都现在搞收藏鉴宝，也算行家了，却叫自己呆过多年的大宅子打眼，感觉格外可乐。
不过此事说来有些蹊跷——中青社应该不至于没人知道底细，怎会以讹传讹成这样？大概是知道的人不愿挑破。道观和王爷府两相比较，当然王爷府更加体面点，于是逐渐成了“当地传说”。每个去那儿改稿的人都信以为真，把这名头不断传播出去。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青社对大宅子进行了“保护性拆除”，“老君堂”不复存在，并从社址中消失。现在我想回北京凭吊，已经找不到老烟一个山野之人曾经进入过的庙堂了。
马未都到中青社时，王维玲已经当上了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则升任中青社总编辑。“三剑客”里的张羽却比较倒楣，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成了孤家寡人，1978年从干校孑然一身回来，还受到中青社的冷遇。三人当中，数他年纪最大，参加革命最早，可最后未谋得一官半职。际遇的不同，使张羽脑后生出了反骨。80年代，王维玲借《红岩》再版之机，僭取了本属于张羽的“责任编辑”头衔。这让张羽忍无可忍——他已经在文革中失去了妻子和房子，如今再失去《红岩》的责任编辑，这一辈子基本上就输光了。
在60年代初，中青社为《红岩》配备的编辑组，就是阙王张。张羽实际上是《红岩》的不具名作者，当年和罗广斌、杨益言同住一个屋，流水作业改稿，杨改第一遍，罗改第二遍，他改第三遍。如此深度参与创作，导致500多页的稿子里有近200页是他写的。而王维玲所做的贡献，基本上是转达编辑组的意见，或者在座谈会上发表一些大而化之的看法，如同对老烟那样。若说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带着罗杨参观了一趟“军博”和“革博”，激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却没有像张羽那样负“责任”地“编辑”过。如今为了讨回公道，张羽以“拔出萝卜带起泥”的精神，不屈不挠地打起笔墨官司，把不少已被刻意遗忘的旧事翻了出来。
文革伊始，中青社便停业搞运动。那时根据《红岩》拍摄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被江青视为“大毒草”，遭到批判。为了与此事切割，王维玲率先在老君堂里贴出大字报：“张羽是文艺黑线人物，他伙同张水华、于蓝炮制了大毒草《烈火中永生》，破坏了《红岩》的革命精神。”言下之意：电影是坏的，小说还是好的；坏事皆由张羽一人所为，与我无关。此乃二人反目的开端。
其实几位编辑心里都很紧张。尽管《红岩》尚未受到批判，关于罗广斌是叛徒的传言已经甚嚣尘上。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军高级将领，当年统率着镇守重庆的部队。罗广斌等人后来能在大屠杀时奇迹般地“越狱脱险”，实际上是有“贵人”暗中相助。尽管解放初组织上已做出结论，罗广斌并未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但是文革一来，这道护身符不管用了。不久罗广斌在四川武斗中死于派系冲突，杨益言与另外一位早期合作者刘德彬逃到北京求助。张羽和他们见面后，马上去萧也牧（吴小武）家中，同萧及另外几位闻讯而来的编辑商量对策。
在阙道隆上任之前，萧也牧做过二编室副主任，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主任，与张羽工作关系密切，私交笃深。《红岩》最初的约稿信就是萧也牧写的，不过他主要负责革命传记，并未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萧乃成名作家，业务能力强，兼之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尽管受到过批判，在中青社仍然声望很高。张羽此时去找他，正是想借助于他的声望，为罗广斌说话，实际上为自己说话——在众编辑当中，张羽陷入《红岩》最深，罗广斌真要成了叛徒，他也得完蛋，所以“救人须救彻”，哪怕罗已经是个死人。萧也牧本与此事没多大关系，但在张羽等的鼓动之下，书生意气发作，不顾自己是泥菩萨过河，慨然曰：“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于是组织创办了一份为罗广斌鸣冤叫屈的《红岩战报》，连出两期，以街头叫卖的方式发行了十几万份，造成全国影响。
罗广斌所牵涉的四川武斗闹到很大规模，最后中央不得不出面调解。在调解会上，江青一口咬定罗广斌是叛徒，从而为民间关于此事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中青社迅即成立专案组，由王维玲任组长，对萧也牧、张羽等几名《红岩战报》的骨干人员进行审查，地点就在二编室办公室——作为全社最大一个房间，它应该是老君堂的正殿。张羽在这里被扭断了左肱骨。
之后他们被归入中青社40多人组成的“牛鬼蛇神队”，由罪孽深重的萧也牧担任“领队”，负责打扫东四附近的环境卫生——这一片是解放初中央团校进入北京后分得的领地，牛鬼蛇神们虽被赶出老君堂，但是人身依附关系尤在，如同西周的奴隶，不得逃离自己所属的井田。
到了1969年，中青社连同团中央其他单位，被发往河南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尽管都是“下放干部”，牛鬼蛇神仍然不属于人类，受到昔日同事的肆意凌虐。一天，萧也牧因为放牛过于劳累，收工后走错房门，一身牛屎地睡到了隔壁床上。“床主”回来以后，勃然大怒，把他从床上打到地下。他在逃跑时被门槛跘倒，摔了个仰面朝天。那人冲上去，照着他的裆部猛踢一脚。萧也牧惨叫一声，从此大小便失禁。
一个月后，干校重新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再次审查“红岩事件”。萧也牧被发往最需要体力的“大田班”，由二排负责监督劳动。二排长与他素有嫌隙，干活中认为他偷懒，带头打了他一下。在场的二排“战士”像得了命令，争相用手中的农具对他追打围殴。萧也牧当晚回屋便卧床不起，9天以后撒手归西。
张羽与王维玲从80年代初就开撕，但是直到1992年，在旧友去世22年的忌日，张羽才决定将6年前即已写出的《萧也牧之死》公开发表，作为直接目击者披露此事。足见此事干系重大，讳莫如深，张羽不到最后关头，是不愿把二排长拉到前排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想来也是要兴“正正之师”，摆脱出于个人名利而争夺《红岩》责任编辑的嫌疑。从张羽的记述中，看不出二排长对他有什么恶行，故而他写此文，乃是“替天行道”，使萧也牧之死昭示于天下。另一个动机，则恐怕是出于对萧也牧的愧疚之情，毕竟萧走上这条不归路与自己有莫大关系。
萧也牧虽然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受过批判，反右当中还再次挨整，但那终究是陈年旧事，他的右派帽子也很快摘除，可以继续从事编辑工作。倘不是被张羽拉到罗广斌一案中，他怎么也不可能搞到“反革命”、“叛徒”堆里去，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上升为敌我矛盾，最后死于非命。如果萧也牧能够穿越到过去，执行拯救自己性命的任务，他一定要抵挡住张羽那天在他家的游说。这是唯一能够逃生的关口。假若他只选择避开二排长，并不能使自己的危险减少几分。在黄湖农场的丛林社会里，他这样的“牛鬼蛇神头头”属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任何一个普通农工、甚至孩子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以此显示“彻底革命精神”。事实上，在落到二排长手里之前，他已经身受重伤，离死亡不是很远了。
张羽在文中并没有点出二排长的大名，这不完全是为尊者讳，而是团中央曾对此事做过内部调查。现场虽有三位（含张羽）指认二排长动过手，但其他人员并未做出相同陈述，二排长自己则坚决否认。于是团中央以此为由，认为查无实证，免予对二排长的追究，只说他“应该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主动与吴小武同志家属谈心交心，多做消除矛盾、解开疙瘩的工作。”根据事后情况，家属并未解开疙瘩，仍然不依不饶地向二排长索命。
石湾曾于2010年写有《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一书，详细披露了内情，甚至对官方《关于吴小武之死的问题核查结果》全文照录，使外界得以了解葫芦僧如何断的葫芦案。但是石湾仍未披露二排长姓甚名谁。直到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博士邵部在《萧也牧之死探考》一文中，才点出二排长不是别人，正是阙道隆。此时阙道隆已经去世8年，张羽去世13年，只有王维玲尚在人间。
202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