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投降清朝后，为了取悦于清廷，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清廷在孙可望的大力配合下“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虽然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当清兵分三路进军时候，孙可望派人携带手书招降诸将帅，声言自己已经“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清廷，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瓦解军心作用。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虽然源自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颇为顺利，这里面自然有孙可望的一份“功劳”。然而，孙可望本人在清廷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顺治十六年（156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是司空见惯的，却故意利用此事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接着向顺治帝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他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众心腾沸之端也。然怨忌即积于心，诟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觉得把孙可望徒有虚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圣旨，宽慰孙可望，保留封号。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忽然死了。官方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为蹊跷。清初史家有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的；也有说“封为义王，寻被酖”的。康熙八年清廷欲招安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死得蹊跷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孙可望死后，朝廷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孙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对于清廷而言已经失去利用价值，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6）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从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御史孟熊飞上疏说孙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劳。我国家格外殊恩，授以义王显爵，及伊身死，已袭替二次。------请将孙可望王爵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踪迹。（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