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为《青年论坛》创刊28周年而专门撰写的文章。《青年论坛》是一份活跃在1980年代中期、颇具思想锋芒的杂志，其汇聚全国青年思想精锐的作者群中，包括胡德平、胡平、易中天、邓晓芒、朱嘉明、冯仑、赵越胜、陈东升等一流新锐学者，敢于触碰最尖锐、前沿的理论问题，且文风活泼爽利，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合称“一报一刊”，领风气之先，极受瞩目。
因地利之便，《青年论坛》的编辑部成员和作者群中，有很大的比例来自当时群英荟萃、思想空前活跃的武汉大学。刊物也得到了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的热情支持。在原《青年论坛》主编李明华撰写的回忆录《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中，详细记录了刊物自创办至停刊的经过，他本人及《青年论坛》与武大的缘分，也分析了当时社会思潮、政治动态的变化对刊物命运的重大影响。
本文选自“壹嘉个人史系列”新书，《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附录部分。
《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为“壹嘉个人史”系列新书，壹嘉2023年11月版，各大网络书店有售。
刘道玉：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青年论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的一份新锐刊物，它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就像是小荷尖尖刚露头一样，格外引人注目，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又进一步推动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更深入的发展。我荣幸地被聘为该刊的顾问，获赠每一期刊物，使我有机会向国内理论界的青年学者们学习。
我历来认为，与青年交朋友，同他们交流思想，是中老年人防止思想僵化的有效方法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武汉大学率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至今我依然保持着与青年交朋友的习惯，以防止自己思想僵化。
刘道玉阅读《青年论坛》
该刊创刊28周年时，创办者们准备编辑一本名为《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文集〉》，我受邀写一感言，感到不胜荣幸！胡德平同志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这是非常切中时弊的。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三句话不离本行，因此我就谈谈教育与自由的关系。
教育与自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考究一下学校的起源，进而说明自由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据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的研究，他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在苏美尔，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多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公元前500年以前，曾经出现了像泰勒斯七贤那样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而非学校培养出来的。在希腊语中，scole是“休闲”的意思，而英语中的school与希腊语scole一词同源，所以最早的学校就是休闲的意思。古希腊人认为，学习是劳动之余的事，是休闲的组成部分。因此，古希腊人在劳动之余，从事哲学思辨和艺术创作，从而开创了古希腊的灿烂文明。
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这就说明自由是教育必需的前提。
卢梭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奠基者。在卢梭看来，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基于这种理念，他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也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教育理念。
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合成了《大学理念》一书，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他的《大学理念》出版一百多年后，至今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诸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大博物学家赫胥黎、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等，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也都得益于自由教育。赫胥黎除了成名之作《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论自由教育》一书，他把自由教育解释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他的孙子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目的与手段》一书中，有一章也专门谈自由教育。抗战胜利后潘光旦先生将《赫胥黎论自由教育》翻译为中文，这本小册子曾被编入《新中学生文库》，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过重要的作用。
刘道玉在《青年论坛》创刊一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在西方国家，自由教育已成为共识，人们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教育大国和强国，自由教育原则也贯彻得最彻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该会于20世纪初颁布了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
正因为自由对于大学是如此重要，所以有不少大学都以“自由”为校训。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得以自由”，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杜尔大学的校训是“自由地接受，自由地给予”，等等。
甚至在世界上还有以自由命名的大学，如芬兰的自由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后者的校训就是“自由、真实、公正”，这所1948年创建的大学，“自由和国际化”一直被视为它最显著的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它创办于1891年，当时不仅不能与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相比，甚至与同一地区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相比，也显得默默无闻。首任校长戴维·斯坦尔·乔丹选定“让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1974年学校又通过了《学术自由声明》。因为赶上了新技术革命的头班快车，学校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它造就了美国的硅谷，成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方大学传入我国，大约是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期间，是“中体西用”口号下直接带来的成果。因此，我国早期的大学，无论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或是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欧美教育的影响。
柏林洪堡大学创办人威廉·冯·洪堡，他所提出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成为全球大学共同遵循的“现代大学三原则”。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但办学头十多年，校长更换频繁，各种问题频仍，学校毫无起色。蔡元培先生留学欧洲多年，熟悉西方教育的精髓，他受命于学校危难之际。1917年元月，他走马上任，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雄才大略。1918年《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先生在发刊词中全面诠释了他的办学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一次把自由教育引入我国的大学中。
燕京大学是于1919年创办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他制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有人翻译为“自由、博爱、民主”。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它是在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6月3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立碑纪念，在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后一直被清华大学骄傲地视为该校的大学精神。自由是人生来俱有的，是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个人或集体保持创造性活力的先决条件。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当今教育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教育缺失自由密切相关。总览我国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
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
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其主要功能有三，而根本一点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首先，以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机器完全不同，造机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需要自由的环境，尊重每 个人选择的自由。现在一些大学乱提口号，把培养目标一味地拔高，什么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和“顶天立地”的人才等，这些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无论是天才或是大师，都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赋予他们创造性的各种素质，使他们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性的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其日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
我们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任何约束、管制和干预，都只能扼杀创造性，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确立自由教育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窠臼，解放学生的个性和智慧。只有树立了自由教育的理念，我国大学才能真正行使独立自主办学权，出现风格各异和多样化模式的大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大、全”的航空母舰式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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