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逃离学校
若兰
四川的武斗， 是1967年开始的。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住读。这几天，住校的40多个同学陆陆续续被他们的父母接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住校部的保育员姚阿姨天天问，若兰你爸爸妈妈来信没，哪天来接你？我没有他们的信息。我撑得住。爸爸妈妈当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学校教书，外婆是地主份子被遣返原籍，所以我一个人惯了。只要有饭吃，没事儿！
一场武斗在七月的闷热中发着酵，大家在张惶中失去了耐性，倒有些期待着它快点爆发了。终于有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一个瘦骨伶丁40多岁的老太太，抱着藤帽，皮带，红袖章，解放鞋等全副披挂，来到我的宿舍上妆。
我的宿舍当然在雷锋小学内。小学隔壁是县人民委员会大院。自分派性以来，以我们学校的大校门为界，县人委以东是保皇派的地盘，以西是造反派的地盘。1967年时，中央文革如日中天，造反派得势。县人委在县城东部，这说明大半个县城都是造反派的了。
夏老师披挂完毕去参加战斗了。文革前，她是业务骨干，又是党员，说话具权威性。我对夏老师极为崇敬，是她的得意学生。文革刚开始时有同学说若兰的母亲是右派，不能参加红小兵时，夏老师回答，组织上说的，在学校不提父母的状况。酷啊！能说“组织上说的”的人！夏老师的丈夫是县农业专科学校的校长，这两年被造反派斗得很惨，所以她是坚定的铁杆保皇派。
我沿着走廊追逐着夏老师到门口，直到她回头来对我严厉地说，若兰！躲远点！
不一会儿，冲锋陷阵的队伍形成了，呐喊着“血可流头可断” “誓死捍卫毛主席”等口号，挺着钢钎，扁担，锄头之类兵器，排山倒海向西边压去。我在街边上一边跟着跑，一边扯着嗓子向旁边加油打气的人们介绍，“看，看！那是我的老师！”非常骄傲。
但保皇派队伍很快就不行了。造反派用石头反击过来，有人上了房，居高临下揭瓦往下砸。保皇派被压缩进县人委大院。造反派占领了雷锋小学，在这里建立了前线指挥所。武斗马上升级了。人们涌进学校，翻倒桌椅，在桌椅腿上绑上三指宽的橡胶带，用这样的强力弹弓把拳头大的石头射向对方。校内顿时飞砂走石。我一头扎进就近的房间，书桌下，柜子下，见洞就钻，象一只被追赶的老鼠。
战斗间歇，我从洞里钻出来，惶惶着去找姚阿姨。她一把抓住我，朝我脖子挂上早就准备好的旅行包，带我去见算术黄老师。姚阿姨对黄老师说，你家在成都，若兰回家要和你坐同一趟火车。你能回家她就能。我管不了了，不管了。
我再懵懵懂懂不更事，这时也知道危险了。粘住黄老师不放。成渝铁路在长江对面， 可是县城已经戒严，轮渡停了。我们在砖瓦横飞的学校呆到天黑，才从一条小巷逃出了县城。还好有月亮。在田野上不知走了多远，进了一家农舍，农妇收了钱，招呼我们吃完饭后，引我们到江边，那里有她男人和一条渔船。我们一行四人上船后，船弦离水面只有一个半巴掌高。行到江面1/3处，一个浪头打得我们浑身透湿，才想起来害怕。长江正是涨水期，浊浪滔滔。这一叶小舟悬得很啊！三位老师每人拿出一条手绢把我的手拴在船弦上，说，如果船翻了，不要乱挣扎，靠着船就不会沉。我们的心随着船一浆又一浆地驶向江心而揪紧，又随着船一浆又一浆地驶离江心而放松。上得岸，琅琅跄跄在铁路上又走了7，8里路，还好赶得上凌晨2点的火车。
严重超载的火车喘息着进站，车顶上都坐着人。黄老师说，我们一定要上！你跟着我，如果丢了，你就拳打脚踢喊，“我妈妈已经上了，我要上！！”挤车绝对是人矮有优势。我从大人腿缝间不费劲就钻上去了。到了白沙站，我告别老师，从窗口爬下来，匆匆跑进候车室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就睡，直到有人摇醒我说，小妹，头班船要开了，跟我们一起走嘛！
后来我和爸爸妈妈躲武斗到了成都碰到黄老师。她劈头盖脸一通责备：没见过你这样的父母，把女儿扔在武斗的地方不管的！爸妈不愿让人知道那时他们又犯政治错误被群众专政失去了自由，就搪塞说：长江封渡了，进不去。黄老师说，啊？这也算理由？那我咋个把你女儿带出来了呢？扭头就走。走几步又折回来，摸着我的头说，若兰，那一路老师骂过你，还打过你几巴掌，你别记老师的仇哈？！
我其实完全没觉得老师打骂过我。我只记住了老师身上那好闻的气味 （奇怪以前上算术课时从来没闻到过）。那和妈妈的气味一样，闻着它就会依赖顺从。凭了这气味，我和老师就有了一种联系。车厢里那末浓重的汗臭，我都能分辨出老师的味道而找到她。我们能建立这样的联系，是人在应急时的生物反应吧！这就是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