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群裡聊天，說到有些人回國見同學，很多已經無法交流了，甚至不得不斷交。也有的說到自己的親友，甚至家人，都到了口出惡言的地步。我也有一些感嘆，不過還好我從來不是那麼煽情的人，也對過去記憶不深，有時候甚至對過去的自己也會有一點譏諷，更不要說過去的朋友，我不相信那句所謂緣份的佛道說法，生命中極大部分的相遇都是莫名其妙的。應該說，我的今天的存在，也只是一種偶然，所以要尤其珍惜。
如果回望過去，我對自己過去的歷程也覺得不可思議。沒有辦法想像假如我今天還在中國，我目前的處境該是如何。從87年上美院到02年離開美院，這一個時代，在中國大概算類似民國二三十年代的黃金歲月，可是即使在那樣的黃金時代，我看到的壞蛋畫的大餅也就那麼大，所以決然地離開了那裡。最近有個笑話，說中央美院的教授辦畫展，文聯副主席馮遠用他的畫比之於齊白石、潘天壽等一系列名家，都有更長之處。關鍵還不是這些話本身，而是看作品，這位博導教授根本只是普通的入門水平罷了，雖然這兩位都算我們中國美院的校友學長，但是牛皮吹得太大，還是會被打臉的。美術界這些勾勾搭搭的事，對我來說，在當時就有所目睹、耳聞，也不稀奇，只是出國二十多年了，回望他們，還是這樣的光景，才有一些唏噓。假如自己現在還在那個彀裡，可能連笑話他們都還是要小心翼翼的。
93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在上海辦個人畫展，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理所當然地聯繫了上海美術館，在比較冷清的三樓辦展，而一二樓當時在辦的是吉爾伯特和喬治展。我寫這一段文字，直覺就抓住了「冷清」兩個字，因為我的作品也是冷清的，我畫的系列是一個冷灰色調的人物和環境系列，冷清、寂寞，那個時期，這是伴隨我的主旋律。我記得在上海我認識不得幾個人，自己又不善言辭，當時還跟美術館的研究部門有談話，不記得說了什麼，肯定很不招人喜歡的東西，最後美術館收藏了我一幅作品，當時那幅畫還發表在美術報上，後來在上海美術館的收藏目錄裡我並沒有看到它，但願不會被毀了！不過即使毀了，我也不在乎，都是過去的事情。
我在美術館辦展覽的時候，認識了家在上海的夫人，那個時候她來看展覽，大概是唯二的觀眾，因為其他人我記不得了，除了一位台灣來的美籍婦人，她跟我聊了很久，最後訂了好幾幅作品。之所以認識了夫人，是她來得很晚，又是最後一天撤展時間，差不多是最後來參觀的觀眾，而她竟然幫我搬巨大的作品，一直等我安排好回杭州。這是緣份嗎？我倒相信有意為之，而有意為之的事情，才是我不會拒絕的。我後來問她，為什麼來看我的展覽，她說走過美術館，看到廣告上戴昱兩個字，就莫名其妙直接來了，其實她很少去美術館，樓下人潮洶湧的英國大藝術家展覽她也沒看。
所以夫人更在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特別這個昱字，我說是爺爺，後來給她看爺爺的畫，她非常崇拜爺爺。爺爺年輕時代也到過上海，在上海美專學習，爺爺師從吳湖帆，但是其他的細節我知道的極少。有一個線索是上海的名家劉旦宅，據說年少時候在爺爺的家住過，所以我去上海的時候慕名去拜訪劉先生，提到爺爺，他也是知道的，他給我的畫展題寫了展名，後來印在展覽的小畫冊封面上。劉旦宅的家在建國路上，非常高級的租界洋房裡，夫人家也在那裡，這倒是一種巧合，可是夫人不認識劉先生。我永遠記不住徐匯、靜安那一塊地方的路，過了二十年，回憶起來更加一臉茫然。當時跟夫人在靜安區買了房子，也經常在附近走路，可是因為有了「拐杖」，又不動腦子，永遠不知道路怎麼走。其實人生道路何嘗不是如此？我記不得來龍去脈，但是可以從容自若。
其實像我這種不動腦子又沒記性的人是最不適合在上海生活的，連夫人也放棄了在上海的生活跟我一起出國，我倒是很感動的，好在這些感動給了我一點非常的機會，才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