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谈到人性的一种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self preservation)，不同的社会对于如何将此本能整合到自己的文明中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社会一般是教育个人要将“大我”放在超越“小我”的位置，这种文化也体现在语言中：“集体主义”是褒意的，“个人主义”是贬义的；西方社会认为自保是本能，人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自保，将其作为建立社会规则的基石之一，比如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嫌疑人可以通过沉默自保，避免遭到刑讯逼供，检方必须提供人证﹑物证。“无罪推论”，“陪审团”等制度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嫌疑人被屈打成招的机会，这种机制下同样有很多冤案和悬案，比如Michael Christopher Skakel（祖父是顶级富有的煤老板，姨母是Robert F. Kennedy的老婆）谋杀案[6]和O.J. Simpson谋杀案[7]，前者是富三代并有权力姻亲，后者是草根出身有钱有知名度，脱罪的路数是在法庭较量：雇佣专家质疑证据/证人的合法性﹑有效性﹑合理性﹑专业性﹑诚信度﹐质疑嫌疑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等等，将无罪推论（benefit of doubt）用到极致。当然法官的偏袒与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或者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只是过于简单的总结，必定是挂一漏万。西方社会在权钱淫威下如何合法逃罪的操作与中国的异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有趣的是儒家对自保也有这样的论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自保，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像有十万人参加的团体操，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的动作（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社会，会有什么局面呢?
明线：“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由于朱令及其父母和清华大学否认患者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称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协和医院一直没有进行铊中毒的检测。”[2]“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2] “化学系老师出示了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1]
暗线：清华大学与协和医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应该知道“确诊”与“谁投毒”的区别，以上明线信息只是排除了朱令自己毒自己，并没有排除朱令铊中毒的可能性，因此没有理由放弃抽样并去其它单位做进一步的检测。朱令父母没有相关的专业医学知识因而没有坚持检测可以理解，但他们将女儿的性命交给那些白衣天使，协和医院怎么忍心去做辜负了朱令和她父母的信任的一系列事，他们不但没有收集样品送到相关单位检测，而且“拒绝海外医学同行的建议”[2]，这样做至少有悖于职业道德。这一系列动作真是教科书级别的圆滑：作为在权力树下端具体提供庇护的操作手，如何做到既不违背圣意，又可以为以后有可能的翻案推卸责任自保﹑还要维护自己的声誉真是煞费苦心！（这里特地没有提“良知”因为少数人对良知的理解与大多数人是不同的，也许不具备这种“良知”。后面再做讨论。）难度不能说不大，但他们做到了：清华大学巧妙地证明朱令没有机会接触铊盐(这是事实，没有撒谎)，协和医院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不具备铊盐检测设备而排除了铊中毒的可能性（注意，这里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因为根据这些信息是无法排除铊中毒的可能性的，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无法排除铊中毒，但症状疑似铊中毒，建议去别的单位检测。），这样的精妙操作为以后推卸责任埋下了伏笔。有一种撒谎叫知情不报（lie by silence），清华大学可以接着补充说明本系有相关研究用到铊盐，为尽快确诊建议做铊盐检测，协和甚至都不需要清华大学的证明﹐仅仅根据症状就可以直接取样进行检测，救人是第一位的﹗确诊之后如何找到原因，是自毒还是被投毒，则是公安机关的责任﹗
中国的专制体制特点之一是金字塔塔尖寡头的权力﹑认知通过权力树层层放大，不光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义上的放大（比如周围的人得到的名利），还包括对寡头无知的放大，任何人在某些方面与他人相比都有认知上的不足：比如钱钟书数学不好，这没有什么丢脸的，也没有太大的危害：只要我们不要雇钱钟书做需要用到数学的工作就好了，比如去设计飞机，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让寡头决定一切，他的无知必然通过权力树层层放大造成巨大的灾难：比如毛对提炼钢铁﹑农业生产的无知，被层层放大，力学专家钱学森居然也发表文章证明亩产万斤是可能的（这里同样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即使理论上太阳能转化为粮食的计算是对的，但是也不能证明其可行性，因为没有日常生活中的可行性数据。比如超导，比如用氢气作为能源都是理论上很美好，实际上无法应用到日常的例子。），结果全民大炼钢铁，随后带来大饥荒。现在让钱学森道歉的人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为什么会造成那样一个局面﹖为什么没有一个说真话的小孩？不对，说真话的彭德怀被打倒了﹗在那样一种权力结构中﹐除了毛自己，似乎没有一个人逃脱了受害者的命运：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反右运动的加害者，邓切身体会了绞肉机的厉害之后，才致力于改良：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已经被污名化了，换一种名称。），政治上结束终身职，实行集体领导，邓建立的任期制和集体领导不过是他的自我陶醉罢了，在他生前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是一个悖论–邓越是能够成功地让他选定的隔代接班人顺利上位，以便让改开﹑任集体制能再坚持十年，就越显示他的失败——还是寡头说了算﹐寡头不一定有寡头的名﹐当一名普通党员说话照样算数。上位的人并不一定与他政见相同，但巩固自己权力的本能却是如一，这种本能包裹在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就是正确的光环下，就更是理直气壮了，各种权力工具是现成的，改变航向易如反掌，结果也确实如此：现在不是连任期制和集体领导的牌坊都被拆掉了吗？那么这些和朱令案有什么关系呢?朱令家并不是草根阶层，从她家寻求正义的坎坷历程让人一窥权力运作的真实面目：
明线：政治大环境：1995年4月27日，陈希同因王宝森1995年4月4日自杀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邓1997年2月19日去世，2002年和2003年胡锦涛分别当选总书记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两年后胡才从江手中接过军权，胡是邓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朱令案：1995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将朱令的病情公诸报端[1]。
暗线：朱令被投毒和和确诊期间，正是江在邓及其顾问委员会垂帘听政的时期，江已经登基五﹑六年了，与陈﹑王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并顺利收关，江有一定的话语权，相对于核心部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朱令案对江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因此能对孙提供及时有效的庇护，但是因为邓还健在，因此，江对权力的箝制还并不牢靠也非无处不在，或许是江办轻视，也或许是江办还不能全面控制媒体，朱令的遭遇被陆续报道，虽然这些报道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凶手进行深度挖掘。能被媒体报道说明当时的政治气候还是相对宽松的，那么胡锦涛上台后朱令案能否有转机呢？当时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闻，江在邓后同样扮演着邓的角色，成为幕后的实际掌权者。那么胡有没有可能利用朱令案，扳倒江的箝制呢?
参考文献：
1。https://groups.google.com/g/helpzhulingallus/c/4MsRCtrTaNA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allium_poisoning_case_of_Zhu_Ling
3。https://groups.google.com/g/eliteofzhuling/c/DSTz6dOPcFw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79073818308557
5﹒https://m.creaders.net/news/page/584704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rder_of_Martha_Moxley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O._J._Simp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