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05年9月科举被废除，读书人完全失去了学习《四书五经》的切生利益之后，“孔孟教宗”还有什么存在之意义？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弘扬传统文化，殊不知“学随术变”的儒教除了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笔者真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处？儒教思想无论是其周公源头，汉唐仕族“汇总的权术”，“两宋掺杂佛道思想的怪物”，和明清“越发变硬的僵尸”在当今“以中国的疆域”里还存有多少影响和传承？丧失殆尽未必不好，它将会迎来崭新的思想，因为新思想正是今天所需要的。重新研究经学并不是想“复古”，而是崭新的思想需要古典诸子学问的铺垫。
文中“以中国的疆域”这一提法，是笔者故意避开“中国”一词，因为两千多年来这个名词内涵一直在变，为解释明确暂且以康熙时代相对稳定的疆域空间来表“中国”范围，近代中国史观始终将代表政权王朝来划分历史，这是极为片面而不科学的。比如唐朝，它的强盛地域和它脆弱时相差四百万平方公里，又比如南宋大致“卷缩”在淮河以南大理以东的现在江南地区，五世九帝统治的疆域才二百万平方公里，其它约八百万平方公里上发生了什么？后人一无所知。同样南宋朝廷上下在推崇“三纲五常”时，其他八百万平方公里的人亦一无所知。这是“以中国的疆域”范畴下的真实历史。于是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今天所谓的中国历史，本意上或许只能称“中国汉族史”，它远小于“以中国的疆域”的完整总历史，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华夏文明”的内涵也就是“华夏汉文明”。要知道汉族人在“五胡乱华”后他们是在以郑州为圆心，以到济南为半径的圆圈里活动。我们必须要在上述的概念下谈论“书经道统”。
盛唐李世民推行《五经正义》，将颜回立为继承孔子道的传人，很大原因是颜回对孔子唯命是从，“紧跟领导”。这迎合李世民希望手下大臣的态度。韩愈的登场改变了现状，我们认识韩愈一般停留在他的文学面，其实在古代思想史上韩愈的影响不可估量，历年科举进士首先就是《经学》的功力。韩愈质疑颜回，他认为孟子才是真正接受孔子道统的人物，目前我们能读到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这个观点，比如《原道》，《读荀》，《与孟尚书书》：“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按照韩愈的分析，将孟比作禹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学说非常清晰，“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而这不是他另辟新径，而是取之《孟子》，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发愿以己身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之久的正统儒家之血脉，“道统”之说遂具雏形。韩愈之所以主张“尊孟子，树道统”的外部环境就是中唐时期一大社会风气就是崇尚佛教，佛教东汉时期传入魏晋时期发展，到隋唐更是到达鼎盛，唐朝多代皇帝崇佛，自然对佛教实行宽松政策，结果僧尼数量大增，寺院经济大大削弱了王朝财政。而道教在唐朝也备受重视，与皇权相结合成为特有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势，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社会积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训诂之学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学衰微。这种情形是以儒学正宗自命的韩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终生以“排佛老”为志业。由于韩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自中唐至两宋，延续了一条“升格”的进程，特别在二程、朱熹那里，孟学备受关注，成为理学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核，《孟子》也由子书升格为“经”。从这个角度看，说韩愈影响了宋学自无不可，事实上，韩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视荀子为“大醇”之儒，称其“与孔子异者鲜矣”，又称孟、荀同样“优入圣域”，亦贬亦赞，绝不是将荀学看得一无是处。从精神气质上讲，韩愈所求的是“善治”，关注的是政治现实，秉承的是汉唐儒家的风尚，本质上与荀学特征更相一致。所谓“举孟旗、行荀学”之说，放在韩愈身上似乎最为合适。民国陈寅恪先生说过：“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同样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有这两位先生评判当不会错。
从唐太宗组织人编纂《五经正义》后，对于《五经》的唐代诠释，就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特别是“明经科”，随着历史的演变，“进士科”在人气上彻底代替了“明经科”，有一个“人为”原因不容易被后人发觉，即唐朝有个奇怪的规定，经书不是按照内容来考量编撰，而是按照它的字数多少来规定分法，篇幅的大小反而和难易挂上钩，比如《诗经》容易背诵，像《仪礼》这样的经典背起来很吃力，因此大家都捡容易得去做，在容易和深奥之间选择字数少的去学，于是乎有些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理解的学子越来越少。安史之乱前后，朝廷规定的“九经”念得人也少了，因为主要念《九经》的是“明经科”学子，也就是在经典本身中间加以区隔以后，导致了《五经正义》很少有人全面地加以诠释研究，于是乎一个经学更新运动已经水到渠成。而这一运动的起点就是“怀疑”。武则天时代有些进士们在那里怀疑《五经正义》诠释之合理性，比如当时有一个叫王玄感，他写了三部书质疑孔颖达等人关于《春秋》《尚书》的解释，支持王玄感有一位后来在史学史上名声很大的刘知己，即《史通》的作者，《史通》里《疑古》《惑经》，这两篇不是否定全部经典，但刘知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已印证在公元七世纪前后，对经典的怀疑已成气候。
同时怀疑经典和当时唐朝官方规定的“孔子颜回”的传承关系很密切，上文提到的韩愈《原道》明确阐述了儒家“道统”：从尧舜开始然后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再有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孟子死了这个“道统”就终结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接受韩愈“尊孟”主张的人越来越多。 民国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将其称为“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在学术讨论中不是个孤立问题，因为经学本身是中世纪统治学说，它的形态变异就是所谓的“学随术变”，那么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它的变异方向很难确定，从中唐到晚唐，尤其经过五代十国大混乱，除了五代十国外边疆还有各个“部落联盟”即边疆民族国家的雏形，其状况我们研究得甚少，当一个相对安定的北宋出现后，其实北宋都城是今天开封的“汴京”，北宋势力从来没有触摸到今天的北京和北方各地。后来的南宋除了皇帝姓赵外，其实是一个新王朝，都城建在今天杭州的“临安”，它的统治范围还要小，起先还占领淮河流域，后来斗不过金朝只能守长江。经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后人推崇之极的朱熹，他一辈子的活动范围只在现在的福建和浙江，他去过江西做了一任官，回过故乡皖南，好像到过一次湖南，笔者估计他长江都没看到过，一个人的眼界和其经历会影响到他思维和认知，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如果阅读《朱子语类》，即他和他学生的谈话录后，不难发现朱熹的眼界非常狭小，他的认识片面性很重，后来王守仁对朱熹理学“大倒胃口”是情理之中的，两宋承载“经学”和道统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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