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乐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转过年来，上海便爆发“一月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这个中国最大城市里的革命，后面有着毛泽东的直接支持。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打掉了刘少奇对文革的控制权，随即主持发布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十六条”，可比前面的国营农场“十六条”厉害多了。从此，文革便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展开，很快酿成“一月革命”风暴。之后全国各地仿效，纷纷上演夺权戏码。
作为“天字一号”的造反文件（“五·一六通知”其时尚属内部文件），“十六条”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官办文革”的合法性，明确规定文化革命小组应当是常设的群众组织，“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石书记搞的“文革中心小组”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其成员都是党委任命的，后来虽然增加了若干群众进来，改名为“文革领导小组”，但也不是通过全面选举产生的。可以说，当时全国没有一处官办文革小组是这样产生的，因此都在推翻之列。
为了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十六条”还使用大量篇幅，着力保护群众，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开展运动：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上面最后一项规定，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当时在机关文革中，我已经“四面楚歌”，感觉自己会落得和“反右”一般下场。及至拿到这份文件，我才略感踏实：只要伟大领袖不搞“引蛇出洞”，再杀一个回马枪，我在政治上就还有救。后来机关文革草草收兵，干部们无论对错，统统下去支援生产。我这样的“问题人物”，尽管最终未能逃脱被精简的命运，但在政治上并没有结论，想来都是这份文件所起的作用。毛泽东让我在“反右”中吃了大苦头，可又让我在“文革”中免受灭顶之灾，因此我对他翻云覆雨的手段有着切身体会。如果文革按照刘少奇的路线继续推进，我大概会像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要等五百年才能翻身。
“十六条”法力巨大，石书记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招架，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他知道农场中学的斗争输不起，于是硬把葛芹等人打成四类干部。这与“十六条”里的规定是直接冲突的：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石书记大概也知道自己是“霸王硬上弓”，只能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铲除祸根，从此天下太平。没想到按下葫芦浮起瓢，农场中学又涌入一股新势力，那就是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他们虽然年岁不大，但不少人来自北京、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见过世面——人大附中的红卫兵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在他们眼中，867农场的干部群众就像未开化的印第安土著，需要他们来传经讲道。
石书记对他们非常忌惮，以各种名义限制他们上山串联。他们反倒来了劲，赖在临时接待站里硬是不走，整天搞演讲、发传单，指责“八六七农场的文革是领导包办、死水一潭”，一心要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农场中学的围墙里。“赤卫队指挥部”则针锋相对，印制了上千份《革命倡议书》，发给本校红卫兵，起护身符的功效，内中有云：“我们倡议红卫兵战士们，对那些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按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办事的所谓外来传经的红卫兵，要坚决反对，我们要大喝一声：资产阶级崽子们滚开！”
为了对付“外来的和尚”，石书记觉得有必要培养“本地和尚”，于是挑选了十几名平时比较听话的学生（大部分是农场干部子弟），每人发100元路费，让他们到北京去串联，取来真经，帮他巩固867的文化革命阵地。
不久垦局分配“国庆观礼”名额，我场上报的北京青年王英权获得批准。石书记又抓住这个进京朝圣的好机会，亲自坐小车陪其去所在的四分场三队报喜，结果却把喜事办成了丧事。由于看热闹的人太多，司机倒车时不慎压死一个小孩。为了避免不利的政治影响，石书记命下面的干部压服群众，把事故原因完全推给家长，说他们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而肇事司机则未受到任何处理。这件事在四分场三队激起很大义愤。
石书记倚仗权势，在农场只手遮天，但革命风雷已经被毛泽东鼓动起来，越逼越近。外地红卫兵要求上山，多次和赤卫队发生冲突，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其实他们与农场中学里的红卫兵一直暗通声气。这些半大的孩子有办法突破一道道封锁线，把“沈阳团”的一帮职业军人完全蒙在鼓里。终于，到了12月22日，农场中学“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贴出《炮打场党委，火烧石涛》的紧急呼吁书。石书记这才惊觉青卫山上发生了“辛亥革命”，成天在校园里巡逻的新军背叛了他的大清王朝。
山上山下的红卫兵胜利会师，用红缨枪缴了“赤指”的手枪，汤平等人成了俘虏。赤卫队旋即包围农场中学，但是投鼠忌器，不敢贸然闯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当时“十六条”的配套文件“农村十条”刚出，特地赋予红卫兵在农村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所以他们有“金钟罩”、“铁布衫”，胆气十足。僵持到12月25日，场党委终于绷不住劲了，宣布“文革领导小组”停止办公，并解散赤卫队。中学红卫兵从此“杀向社会”，机关和全场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
12月30日，在总场礼堂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四分场三队的革命群众冲上主席台，当场揪斗他们的分场党委书记和生产队支部书记，并将二人押到“中央路”上戴高帽游街。参会人员纷纷跑出去看热闹，全场最高会议被搅得无法进行，只能提前结束，这成为867建场以来的最大一次政治地震。
眼见得在自己的鼻子底下翻了天，石涛就像刘少奇被造反派用语录本抽了嘴巴一样，虽然职位尚在，但已经颜面扫地。话说回来，此事与他个人有着莫大关系，他确实不敢干预，否则也会被戴上高帽子——机关算尽，他却一再失算，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至此，867的权力机构完全瘫痪，农场文革进入了群众造反与夺权阶段。】
20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