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97年8月，我从温暖的福建飞往北京，从那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来到奥斯陆，就读挪威商学院的MBA专业。全班26个学生，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外国留学生中还有来自印尼、印度、瑞士、波兰、俄罗斯和美国的。绝大多数的学生是挪威本国的精英。
自98年夏天拿到MBA学历离开挪威后，我就再也没有踏足欧洲大陆。
我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定居二十多年，可以用“忙得像狗，累得似驴”来形容艰辛的移民生活。我是典型的late starter，单身一人拎着一箱行李来到枫叶国，三十岁改行做了金融，三十三岁结婚，三十七岁生下第一胎，接着又以三十九岁的高龄诞下老二，考牌、成家、生子、跳槽等连轴转。十几年前趁着温哥华房市大涨，我也想多挣一些，做了不拿底薪、仅靠佣金、且收入不封顶的房贷经理，愈发一颠一颠跑得欢。为了一个金额不大的贷款单子，我可以早出晚归，甚至连周末都在家里敲键盘赶工。
好运总是姗姗来迟，运气既然来到了，就好好加把劲吧，希望能够快几步迎头赶上。随着收入渐丰，我的内心也充实起来，为了家人的幸福，就算自己累成狗与驴那样的畜生（自嘲一下），也心甘情愿了，甚至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每年安排全家外出度假，我都会选择十二月中下旬的房市淡季，到温暖的国度过冬。我这个福建女人怕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冬天偏冷，于是路程较近的美西南、墨西哥、中南美洲、夏威夷成了我的度假地首选。
毕业后，MBA班的欧洲同学不时小聚，关于他们的消息，我全是从同班的波兰船长那里得到的。我俩一直保持着电邮联络。毕业十周年和十五年的MBA同学聚会，我以“孩子太小，工作太忙”为由，推辞不去。我也以同样的理由，推掉了国内中学、大学各种同学会。
弹指一挥间，离开挪威这个美丽的国度已经二十五年了。
半年前收到波兰船长的一封电邮，告知MBA班的老同学丽莎正在牵头搞毕业二十五周年聚会。丽莎给她所有能联系到的老同学都发了电邮，船长发现群发名单上没有我，赶紧通知了我。此时我已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我换了新的岗位，做到了梦寐以求的私人银行经理的位置。两个男孩，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已经很懂事了。随着贷款利息飙升，温哥华的豪宅市场淡了下来，最近不再需要经常性赶工递交贷款了。我的内心长舒一口气，终于能从从百忙中抽出时间远赴欧洲了。妹妹也打算与我同行。
丽莎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将聚会的日子定在2024年1月20日。一月份是旅游淡季，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与家人一起度假的安排，正好适合聚会。
2024年1月13日
第一篇：初到童话国
1月12日下午，我们姐妹从零下14度的温哥华出发，途经法兰克福转机，于1月13日中午来到了零下四度的奥斯陆。这个冬天有点疯狂，温哥华竟然冷过奥斯陆，轮到温哥华人冻成狗了。连续两场大雪后，温哥华城里交通大乱，学校关闭两天，许多居民躲在家里远程上班。我庆幸自己此时来到了奥斯陆。
立于奥斯陆机场大厅内，环顾四周，我不禁回想起26前（1997年）8月10日初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情形：
我从北京机场出发，经法拉克福转机，历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于当地下午三四点钟抵达奥斯陆。
学校安排了与我同小组的挪威同学艾林、豪坤和丽莎来接机。我拿完行李，在机场出口处遇到了这三位同学。艾林短小精悍，将近四十岁的模样；满脸笑嘻嘻的豪坤长得人高马大，才三十出头，就已经秃顶了；丽莎身高一米七几，一头短发，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比较严肃。
我们就读的挪威商学院（挪威语简称为“BI”）位于奥斯陆以西约15公里处的桑维卡(Sandvika)小镇，从机场出来，艾林驾车带着我们回桑维卡。一路上大伙儿闲聊，各自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艾林已经39岁了，是奥斯陆某公司的电脑工程师，豪坤毕业于瑞典隆德大学，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在奥斯陆某家大公司做人力资源部经理。他俩都住在桑维卡。丽莎拥有挪威本土的工程硕士学历，来自挪威西南部。他们的英文都很流利，而我从小学的是“哑巴”英语，口语磕磕巴巴的，和他们简直不是一个频道的。豪坤对我的英文水平产生了怀疑，忍不住问我的GMAT成绩。当我告知自己将整本的英文字典里的单词都背下来后，豪坤竖起大拇指赞：“你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水平肯定很高！”
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学校为我安排的宿舍。那是一座位于半山腰的木质双拼屋（duplex），我和另外两个国际留学生合住在右边的那套房子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有三个睡房。客厅里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可以望见山下波光潋滟的小河。河水碧蓝，映着雪白的云影和婆娑树影，一派诗意缱绻。几只美丽的天鹅在河面自在游水，它们有着洁白的羽毛和鲜红的扁嘴，靠近尾巴部分的羽毛茂密地卷曲着，如盛开的菊花。我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天鹅，忍不住惊呼一声。
“运气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梅花鹿从林子里跑出来，来到你们的小后院。”艾林对我说。我心中大喜，从小读了那么多安徒生童话，如今也住进童话里的小木屋啦！
正在此时，一位俊帅的男生从通往半山的小道走了上来，同几位挪威同学热情地用英语打招呼。他穿着一件蓝黑相间的格子长袖衬衫，深灰色的牛仔裤，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看上去像是健身房的常客。艾林几个赶忙介绍我是新来的中国同学，那个男生微笑地朝我点头寒暄，说出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又长又怪，我只听懂了“斯基”这两个发音。我是乒乓球发烧友，经常收看乒乓球国际赛事转播，觉得眼前这位小伙子长得像波兰名将格鲁巴，于是问：“你是波兰人吗？”
他点点头。
我又让波兰帅哥报了几遍大名，总算听懂了他的发音，他的名字用中文谐音翻译过来，就是“刘波密儿.维吉科夫斯基”。
晚饭后，波兰帅哥热心地开车载着我去附近的超市买日用品。他告诉我，他住在波兰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毕业于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的航海工程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做了八年的外轮水手，三十岁前就到过五十几个国家，算是见识了大半个世界。两年前，父亲经营的家族企业急需帮手，他辞掉了外轮船长这个高薪职位，回家帮父亲打理生意。他打算系统地学习一下商科知识，又不想离家太远，于是选择了挪威商学院。
“哦，原来你是东欧的暴发户。”当时还无“富二代”这个流行词，口无遮拦的我用了“upstart”来形容他。我在国内读了十几年的《参考消息》，大概知晓东欧巨变后，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怨声载道的，仅有少数一拨人靠着官商勾结发了大财。波兰船长的父亲八成也是这样的。
船长有些不高兴地反驳道：“我们家不是暴发户。我父亲是机电工程师，很有才干的，三十三岁就做了格但斯克造船厂最大的下属厂的厂长，团结工会的几位重要领导人是他手下的工人。团结工会上台后，父亲尽管连共产党员都不是，还是遭到了政治报复，被‘失业’了。他失业时才五十三岁，身无分文。他很不甘心，于是开了自己的公司，本金都是向当护士的母亲借的。当时我在法国轮船公司做大副，赚的是美金，收入很高，平时在海上又不怎么花销，大部分积蓄也给了父亲做生意周转。头三年父亲挣不到钱，后来生意越做越好，他的公司还打败了ABB等世界级大公司，拿到了不少本地项目。我们家以前很穷的，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破房里。爸爸妈妈最大的心愿是住大屋，这个心愿也是几年前才实现的。”
哦，原来船长与我的背景很相似，都来自高知家庭，难怪我对他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而且，当我说出自己是从福州来的，艾林等几个挪威同学都不知道福州在哪里，他们只知道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可船长能清楚地说出福州在地图上的位置。不仅如此，他对中国沿海的各个港口都如数家珍，航海生涯里曾到过大连、南京、上海等港口。看来，他那壮实健美的身材不是在健身房里练出的，应该得益于海运学院大运动量的训练，波兰向世界贡献了很多一流的水手。
在商场购买牙膏、牙刷、手纸等日用品时，总共花了两百多挪威克朗（约三十多美金），店员只肯收本国货币，而我随身只带了美元，船长替我付了钱。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等明天换了钱，我还给你。” 我从国内报纸上读到的，老外小气，动辄AA制，我一定不能欠他们的钱。
“就这些小日用品，值不了几个钱，算我送你的好了。”船长大方地说。
他的慷慨让我有些惊愕，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接收到的信息是否有些以偏概全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大多数老外是小气的，不想欠他们人情，于是对船长说：“这样吧，改天我做中餐给你吃，我的红烧肉烧得很好！”华人走到哪儿，就把中餐馆开到哪儿，可见全世界人都喜欢中餐的，船长应该也不例外。
因为签证的原因，我迟到了一个星期，教授们把我所亏欠的作业和阅读资料全都留给了船长，让他转交给我。我刚刚才落地几个小时，一路辛劳疲惫，还有时差，马上就要开始阅读一大摞资料。船长在小木屋里耐心细致地向我讲解了落下的课程，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一点也不在意我的英文说得结结巴巴的。我这才发现，国外的教学要求和国内的实在相去甚远。我自认学习悟性高，也还是听得一头雾水，不由面露难色。
“不要紧，不懂的全来问我！”船长给我打气。
当他发现我只有一个装得满满的行李箱，担心超重连棉被、毯子、枕头等床上用品都没带时，就好心地把他的另一套全新的被子和枕头借给我用。他说，他是开着小轿车从格但斯克坐了轮渡到了瑞典南部的港口，再一路驾车来到奥斯陆的，路上开了十几个小时。小车容量够大，他带了不少物品来。他还说，挪威物价贵，我尽量用他的东西好了，不要随便乱花钱。同班的几个挪威同学很慷慨，他一来，他们就拿了家中多余的加热器等小器件给他用。
听他侃侃而谈，我不由想起欧洲人常说的“Go Dutch” ，或许只有荷兰人比较抠门吧？挪威人和波兰人可都挺大方的。
第二篇：夜幕下的奥斯陆
想起这些前尘往事，我不由笑了起来。
四通八达的斯堪的纳维亚铁路线修到了机场，我看到站牌上的”Oslo S” 和”Sandvika” 这两个站名，倍感亲切。我对妹妹说，当年我这个穷留学生常常从Sandvika坐将近20分钟的火车去奥斯陆市中心，再徒步走到附近的印巴人开的超市买些亚洲食品。
（奥斯陆机场是铁路快线的终点站，三条快线都经过奥斯陆市中心）
从机场乘火车约22分钟，来到了奥斯陆市中心。我们下榻的酒店Thon Hotel Opera就坐落在车站旁边，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十分便捷。在房里小睡几小时后，趁着夜晚的气温只有零下四度，趁着北极寒流还未抵达奥斯陆，我们步行到附近的峡湾打卡。
（酒店）
首先跳入眼帘的是竣工于2007年的奥斯陆歌剧院（Oslo Opera House）。整个现代化建筑的屋顶与地面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行人可走上去欣赏峡湾全景。歌剧院的外部覆盖着白色花岗岩和白色的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四周环绕着由特殊玻璃制成的窗户，可最大限度地欣赏水景。此时剧院里透出的灯光照亮了附近的覆盖着白雪的小路，我们顺着木栈道走向水边的那一排餐馆，准备在那里吃一顿海鲜大餐。栈道边有一湾浅浅的清水，尚未完全结冰，一群天鹅在水面缓缓游着，悠然自得。啊，原来它们尚未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给了我近距离相逢的契机，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从栈道上还可以看到远处的蒙克艺术馆（Munch Museum），与备受好评的奥斯陆歌剧院截然不同的是，这座于2021年对外开放的艺术馆的外观设计频繁遭到诟病，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护栏收藏所”（unofficial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 of guard rails）。
我和妹妹选择了一家名为“seaport restaurant”的水边餐馆，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生蚝、青口、大比目鱼等，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欣赏峡湾夜景。 如果你到过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或者上海的黄埔江畔，或许不会觉得冬日奥斯陆峡湾的灯火阑珊的夜色是最美的。此时听不到峭壁瀑布的水流声和峡湾山间的风声，万物陷入沉寂， 一切的声音都是若隐若现的。只有在挪威生活过的人，才知道这是挪威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在这个幽深的产生童话的国度，冬季意味着黑暗阴冷，白天只有四五个小时或者更短，不少人患上冬季抑郁症。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挪威人对生命中阴晴不定的变幻尤为敏感，但凡某个周末或者连续几日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就会当成大新闻上报纸电视，几乎全城出动享受“日光浴”，而且一定要晒得足足的。自然界的绮丽风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激发出维京人澎湃的创作灵感，迄今为止产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此刻非旅游旺季，餐馆里的食客不多，比较安静，就餐气氛很不错。隔壁桌的几个挪威人在热烈交谈，似乎在讲一个熟知的女性朋友的故事，从他们嘴里冒出了好几遍 “Cecilia”这个女性名字。挪威语很动听，单词结尾通常是二声或三声的，像在唱歌。Cecilia的挪威语发音是“瑟-细---Lia／(二声)”，“细”这个音发得特别长。
我在挪威读书时并没有英文名，来加拿大后，入乡随俗，给自己起了英文名 “Cecylia”。加拿大本地人听到我的名字，会开玩笑似地唱起那首耳熟能详的老歌“Cecilia, you're breaking my heart/You're shaking my confidence daily/Oh Cecilia, I'm down on my knees/I'm begging you please to come home” （塞西莉亚，你伤了我的心 ，你每天都在动摇我的信心 ，哦，塞西莉亚，我下跪， 我恳求你回家”。只有几位在温哥华遇到的波兰移民问我，为什么我这个中国女人会有个波兰女人的名字“Cecylia”，而且这个名字是他们祖母辈才用的，如今的波兰父母都不给女儿起这个名字了。我答：“我在挪威留学时遇到了一位波兰船长，他的外婆叫Cecylia，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这回听到挪威人用音乐般的语言叫着我的名字，不由开心笑了。旧地重游的第一天，心里涌起的全是甜蜜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