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谔失踪
1955年暮春的一个早晨，几位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林家，带走了林一谔。紧接着，他们将林家在福州后曹巷的老宅仔仔细细搜了一遍，拿走一些属于一谔的书信、药方和其它文字资料。
十三岁的凤鸣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华玉满面泪痕，六岁的大弟炳凡似乎受了惊吓，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袖不放。不到两岁的小弟炳诚坐在床头大哭，母亲也没心思理他。
看到凤鸣回来，无助的华玉像见到了救星，立刻拉着女儿的手说：“依妹啊，依爹被抓走了，我们怎么办？”
凤鸣其实心里也很害怕，表面却故作镇定，安慰母亲说：“依妈，不要惊，凤鸣帮你去打听。依爹是好人，没有做过坏事，很快会回来的。”
凤鸣已经上学半年多了，学会了普通话，比起只会讲长乐方言的华玉，她去政府部门办事显然有着语言优势。解放战争未期,北方都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后,占领了南方各省份,但江南历来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严重缺乏共产党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到南方地区担任领导职务，以巩固胜利成果，这些人从此留在了南方。解放初期的福建省市政府部门里就有很多南下的干部，不懂福州话。
凤鸣找了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局等诸多部门，拼命打听父亲的下落，希望有关部门给个抓人的理由。一开始，尽管她流着泪苦苦哀求，仍旧没有人告诉她任何实情。凤鸣不死心，每天早早地下课后，往各个政府部门跑，对着工作人员死磨硬缠，试图“撬开”他们紧闭的嘴，哪怕他们只给一个父亲被关押的地址也好。
回到家后，凤鸣帮母亲纺纱、做家务和照顾弟弟。坚强的华玉做了最坏的打算，不再哭泣，默默经营着纺织厂。凤鸣晚上一钻进被窝，泪水就扑簌簌往下落，不断在心里呼喊父亲：“依爹啊，你在哪里？你还活着吗？”
……
第二篇：苦儿寻父
一谔失踪一个多月后，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被凤鸣的执着和孝心感动了，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白沙镇土河村闽侯看守所。
工作人员对她说：“小妹妹，你去那里找爸爸。不过，你要答应我，一辈子不许告诉别人这个消息是我透露的，不要给我惹麻烦。”
凤鸣拼命点头。她对那个工作人员充满了感激之情，几十年来守口如瓶，迄今为止没有对任何人说出恩人的名字。
可是，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呢？
凤鸣对母亲说：“我要去找依爹，查明他被捕的原因，为他伸冤。”
华玉问：“看守所在山沟沟里，大老远的，你一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怎么去？”
看守所离福州不到五十公里，但毕竟是乡下地方，在交通不便利的五十年代，可是一段不小的距离。
凤鸣的态度很坚决：“依妈，我会想办法的，一定能见到他。”
华玉从凤鸣的身上看到了十五岁时的自己。当年她的父亲暴毙，她毅然决然推迟婚期，做了家族生意的女当家，一个人巡夜，孤身闯贼窝等，见识和胆量不在男人之下。华玉惊讶地发觉，女儿凤鸣也继承了她胆大的性格。自从遭遇大变后，外表娇小孱弱的女儿一夜间长大了。
华玉心里颇为安慰，不再阻拦女儿。
个头小小的凤鸣换上男装，戴上工装帽，将粗辫子盘起塞在帽子里，背着行军水壶，往随身的布包里塞了三四天的干粮出发了。
她先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了闽侯的白沙镇。土河村离白沙镇中心不到二十公里，但没有公交车，凤鸣必须步行。
“既然看守所设在土河村，肯定是平常人不去的犄角旮旯吧”，凤鸣一边在心里胡思乱想着，一边行走在乡下的黄沙路上。不识路的她好几次走错了，绕了一圈又一圈，双腿几乎要累断了，似乎永远走不到目的地。行军壶里的水喝完了，她就弯腰在路边的溪涧里取水。她担心带的干粮不够，一路上省着吃，在半饥半饿的状态下长途跋涉。
十三岁的凤鸣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平时穿着花衣裳走在福州城里，常常惹来异性火辣辣的目光。这回她穿着难看的男工装走山路，几乎没人正眼瞧她，凤鸣暗自庆幸自己的一身男子扮相相当成功。
夜幕降临，身上没有几毛钱的凤鸣舍不得去旅馆投宿。再说，这荒郊野外的似乎也找不到旅馆。她也不敢去敲民宅的门，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私入民宅不是羊入虎口吗？她灵机一动，走到了村边的一片墓地，和衣躺在墓碑旁的茅草堆里休息。凤鸣深知乡下人怕鬼，天黑时一般不走墓地，墓地是最安全的地方。
全身酸痛的凤鸣躺在茅草堆里，披上一件厚外衣，耳边是呼呼的山风，天上只有几颗暗淡的星星。她满心酸楚，想起儿时在家族私塾旁听时，教书先生用长乐话念的几句木兰辞：“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今时今夜的情形和古乐府诗词里描述的何其相似？自己什么时候也化身成花木兰啦？可怜的依爹，女儿如何才能找到你呢？凤鸣满腹心事，眼角挂着泪水似睡非睡。
晨曦微亮，凤鸣又启程了，走走停停，又向几个农民问路，终于在傍晚时分来到了隐在灌木林里的一片由花岗岩砌成的四方形院落前。这应该就是解放前建的闽侯监狱吧？凤鸣猜测着，不敢冒然闯入，于是躲在灌木林里，耐心地观察四周的情形。她在密林里和衣过了一晚，内心五味杂陈，又激动又害怕，几乎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清早，凤鸣趴在灌木林里，屏住呼吸，双目死死盯着前方的关押所。
终于，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从看守所里出来了。凤鸣激动得从树丛里冲了出来，朝他们奔去。
驻防看守所的解放军丝毫没料到有人会“突袭”，见到一个小小的黑影扑过来，吓了一跳，立马举枪，子弹上膛对准了凤鸣……
第三篇：父女重逢
凤鸣惊恐万状，嘴上却不停高喊：“不要开枪，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叔叔从来不杀好人。我是来给父亲送吃的……”
她举起了随身背的布包，扬起的手不小心打落了戴在头上的男工装帽，两条粗黑的辫子垂了下来。
喔，原来是个小姑娘。解放军战士松了一口气，放下枪，仔细打量凤鸣。凤鸣满脸尘土，衣服又脏又烂，显然走了很远的路。即使如此，露出女儿面目的少女凤鸣仍是如此的清秀，满眼是泪，眉目传情。解放军动了恻隐之心，赶忙问凤鸣：“谁是你父亲？”
“林智荣。他就关在看守所里。”凤鸣急切地回答。
解放军战士将凤鸣领进了看守所内的一间办公室，几个公安模样的人进来和凤鸣交谈。果然不出凤鸣所料，他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告诉你林智荣在这里的？”
凤鸣坚守底线，不肯透露恩人的名字，她拐弯抹角地答：“我去了派出所、居委会和公安局，他们说的不会有错吧？”
公安人员笑咪咪地，对凤鸣很客气，但一再否认这里关着一个叫林智荣的嫌犯。他们对凤鸣说：“小妹妹，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但你的父亲确实不在这里，你快回家吧。出来这么久，妈妈要担心了。”
他们执意把凤鸣送到了门口，无论凤鸣如何苦苦相求，就是不肯松口透露林智荣的讯息。凤鸣急火攻心，差点要给公安人员跪下了。难道见依爹一面那么难吗？
凤鸣失望地离开了土河村，走出几公里后，越想越不甘心，于是又折回了村里。她知道看守所里的犯人有放风时间，如果能守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犯人都出来走动了，说不定能见到依爹呢？
凤鸣悄悄地走进看守所附近的灌木林，又在那里和衣过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凤鸣一下子清醒过来，打起精神，目不转睛盯着前方的看守所。
不知等了多久，太阳终于爬上了山岗，光芒四射，空气中有一股初夏的清新味道。看守所的铁门开了，几十个犯人（包括嫌犯）在几个持枪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朝着不远处的荒山走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低着头背朝灌木丛林，凤鸣看不清犯人的脸。
凤鸣从灌木林钻了出来，远远地尾随其后。犯人们在荒山里的一片长着稀疏灌木的红土地边停了下来，拾起地上的工具劳动，有的在搬石头，有的在挖地，他们是在开荒垦田吗？凤鸣不是太明白。
几个解放军战士以为荒山野岭的，不会有外人来，放松了警惕，坐在林地的另一头休息聊天。
凤鸣仍是一身男子打扮，戴着男工装帽，如一只机敏的山猫，脚步轻盈，不发出一点声响，钻到了犯人堆里，一个个瞅过去，想看清哪个是她的依爹。
犯人们个个神情麻木，男子打扮的凤鸣走过他们身边不停打量时，也引不起他们额外的好奇心。他们只是一个劲埋头干活。
终于，凤鸣在一棵小树旁找到了弯腰锄地的一谔。才消失了不到两个月，一谔瘦了不少，头发剔得短短的，胡子拉碴，不复当年风流潇洒的模样。
凤鸣的泪水夺眶而出，凄厉地喊了一声：“依爹！”
一谔一抬头，满脸错愕，但他很快认出了男扮女装的女儿。父女二人紧紧相拥放声大哭……
解放军战士闻声赶来，见到凤鸣后，一脸无可奈何，又带着几分欣赏的口吻说：“小妹妹真是机灵啊，让你找到了。”
他们将一谔父女领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给了半小时的独处时间。
第四篇：特务嫌疑
凤鸣搂着父亲哭了一阵，突然想起此行的目的， 赶紧擦干眼泪，强忍着悲伤问父亲：“依爹，他们为什么抓你？”
一谔说：“他们说我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要我老实交代。”
凤鸣全身打了一个冷颤，这是她料想不到的回答啊！三年前他们全家从长乐龙岭村迁到福州长住时，父亲还特地改名林智荣，试图掩盖（或者说淡化）解放前的历史。见到父亲前，凤鸣一直猜想英明的公安机关把一谔这个落魄地主给抓了，是不是要清算他解放前“剥削贫下中农”的旧账呢？
什么时候，父亲又成了潜伏特务啦？这可是罪加一等啊，林家要死无葬身之处了！经历了家庭巨变的凤鸣有些草木皆兵，脑子开始飞转，惊恐、焦虑、绝望等各种负面情绪参杂在一起，让她无法冷静。
仔细一想，“特务”嫌疑似乎也有些根据的。自己的父亲在解放前是长乐金峰镇的参议员，与国民党高官和军队的要员来往频繁称兄道弟的。父亲对家里人说这是生意需要，林家在金峰镇有电厂（长乐唯一的电厂）、米厂和酿酒厂，规模不小，控制了长乐地区的民生。父亲老是说时局不好，需要政府和军队的保护，才能免遭恶势力的盘剥，因此刻意与政府高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难道他也被“同化”了？
另一方面，父亲对国民党的昏庸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凤鸣清楚地记得，1948年的某一天，父亲带着她在龙岭村闲逛，遇到了一群村民。父亲和他们闲谈当下的局势，说到激动处，跳到村里的小土台上高声演讲，热情地赞扬共产党的主张。他当着几十人的面说：“你们都不要怕，不要逃，我也不走。共产党一来，穷人有好日子过了。”
六岁的凤鸣立在土台边，凝视着父亲英气勃勃的脸，内心充满了敬佩。父亲是如此善良，每年辛苦挣到的钱，拿了一大部分做慈善。林家盖了好多房子给穷人住，还捐棺施药，家中的田地让给穷人耕种，还免去租息…… 父亲又是如此正直，敢公然抨击国民党的暴政。不久，他又获得妻子和母亲的支持，决定在共产党坐定江山后将家中大多数的田地都分给穷苦百姓。这些言行表明父亲还是拥护共产党的。
在学校里受了半年多正规教育的凤鸣也有了些觉悟，知道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她狐疑地扫了父亲一眼，将嘴凑到他耳边，轻声地，一字一句地问：“依爹，你给我讲真心话，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有没有做错事？”
一谔说：“我不是特务，我是被陷害的，你江叔叔也被抓了，他也是被陷害的……”
一谔匆匆讲了事情的原委：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潜伏下了一批特务，有个叫“应变会”的组织，可能是属于反共救国军的。公安系统在肃清潜伏特务的行动中，将一谔的一位朋友逮捕了。此人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与一谔和老江的关系不错。老江也是学中医的，比一谔小两岁。国民党军官在狱中供出老江和一谔是他的同党。
老江和一谔几乎同时被抓走。审讯将近两个月，一谔无数次大呼冤枉，但至今没有定论……
凤鸣再次仔细打量父亲，发现他裸露在衣裤外的手脚并没有被人殴打的痕迹，但她还是不放心，紧紧追问：“依爹，你在里面受苦了吗？挨打了吗？”
一谔摇摇头说：“他们没有打我，只是一直要我坦白交代。我说，我不是特务，没什么好交代的。后来，他们在我们的宅子里搜到一封雷老师的讣告，非常奇怪，问我和雷老师的关系。我在读中医学校时，雷老师教过我。后来他去了北京，在卫生部任副司长。他去世时，所有的学生都收到讣告，被邀请去参加葬礼。审查人员一直认为我是特务，很奇怪我怎么会认识共产党的高官。审问了好几轮，我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他们又暂时查不到我的罪证，以为我嘴硬狡辩，非常恼火。有一天晚上，他们说我认罪态度不好，把我吊在房梁上，不给我吃晚饭。那一晚，我放声大哭，哭了好久，想家想你们，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的霉……”
说到伤心处，一谔流下辛酸泪。凤鸣搂着父亲，好容易收回去的眼泪又开始泛滥了。
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到了，凤鸣必须离开。临走前，她将布袋里剩下的干粮分了一半给父亲，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依爹，你放心，女儿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你救出来！”
因为认路了，回程很顺，凤鸣徒步走到白沙镇，再坐公交车回福州。
华玉望着又瘦又脏狼狈不堪的女儿，心疼不已。待听完凤鸣的叙述后，华玉叹了一口气：“这个老江啊，说是好友，更像是霉友。你依爹碰上他，什么古怪事都碰上了。”
第五篇：老江其人
凤鸣这才从母亲的嘴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老江。
老江年轻时贪玩贪杯，性情幽默，爱捉弄人。比如说，他和一谔有医学常识，知道鬼火的原理，却偏偏和人说世间有鬼。一谔比较憨直，无数次当着一群朋友的面纠正老江的说法。一谔和华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信鬼，家里没有任何迷信的摆设。因为绝大多数的家族实业在乡下，城里只有商行和酒库等，他们福州、长乐两头跑，少不了走乡间夜路的。一到天黑，乡下的坟墓四周不时有阴森的“鬼火”，乡下人迷信，几乎无人敢在那个时段到墓地周围闲逛。只有一谔夫妇不信邪，夜半时从一座座坟墓边走过，泰然自若。
老江为了让一谔出丑，在一次喝酒时故意同他打赌：欲证明世间无鬼，请到乡下那座废弃的菩萨庙里睡一晚，看看能不能活着回来。据乡民说，那间破庙经常闹鬼，很多人亲眼撞见过。
二十几岁的一谔血气方刚，为了证明自己的“无鬼论”是科学道理，拿着草席、枕头和被子，到了残破的菩萨庙里，在一片狼藉瓦砾里睡了一晚，睡得很香，第二天安 然无恙走了出来。老江有些扫兴，于是向一帮朋友们逞能，说一谔做到的事他也能做到。他也抱着被子草席去了破庙里睡觉。夜半时分，庙里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应该是夜间活动的老鼠发出的），庙的四周是呼啸的山风， 听起来十分骇人。老江越想越怕，不等天明，从庙里仓惶逃了出来……朋友们笑作一团。
一谔的朋友们非富即贵，只有老江是学中医的，家底并不厚。一谔很关照老江，想让他也挣一笔。华玉的纺织厂有一大批织好的土布，一谔让老江送货去外地，赚到的钱大部分归他，亏了算一谔的，等于给朋友一个无本经营的机会。一个多月后，老江狼狈地跑回来，告诉一谔货全被土匪劫走了，自己腿快，拼命逃，才捡了一条命回来。
一谔亏了一大笔。几个朋友不忿，偷偷对一谔说：世道虽乱，但总不至于第一次送货就遇到土匪吧？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老江该不是和外人勾结，私自把货吞了吧？这样的朋友不可交。
一谔笑笑：“我相信老江，生意嘛，有亏有赚，我不怪老江。”
一谔依旧把老江当成好朋友，自始至终没有责怪他一句。
这回老江又和一谔一起坐牢，华玉苦笑说：“沾上老江，尽是倒大霉。”
凤鸣决定每个周末去探监，给父亲送好吃的和干净衣裳。一谔是富三代，从小锦衣玉食，根本不会做家务。他在看守所里呆了将近两个月，不会洗衣裳，脏衣服轮换着穿，全身都发臭了。凤鸣上回离开看守所时，将父亲所有的脏衣服带回家清洗。她解开脏衣服的衣扣时，发现衬衫的内里除了汗渍，还有一层薄薄的皮肤碎屑。一谔告诉她，看守所的嫌犯几乎每天要在地头从事重体力劳动，在烈日下暴晒，汗流浃背。汗水里的盐渍粘在衣服上，干了之后，上衣紧紧贴着皮肤。他必须用力，才能将上衣从身上扯下来，肌肤表皮也顺势被扒了一层下来，火烧火燎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凤鸣一边为父亲洗衣裳，一边流泪，心想：“依爹啊依爹，你受罪了。”
每个星期五晚上，凤鸣在家里用心地做了几款福州地道小菜，用牙缸装好，塞进帆布包里。家里虽然穷了，但凤鸣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挤出一点生活费给父亲买好吃的。
星期六凌晨四五点，凤鸣又将自己打扮成假小子，带着美味佳肴和干净的换洗衣裳出发了。她一路急急赶赶，在中午前抵达闽侯看守所，陪父亲说一会儿话，留下所有的东西，又匆忙往回走，争取在夜半前回到福州家中。
在父亲面前，她故作轻松，尽捡好听的说。她告诉父亲，困扰她多年的哮喘病已经完全好了。
她自幼患有严重的哮喘，经常在夜间发作，折腾一整夜也睡不着。一谔对女儿的顽疾也束手无策。凤鸣十二岁半时，有人向一谔贡献了一个偏方：用新鲜的童子尿，加上一点草木灰，炖一条活鲤鱼，将鱼汤喝了。
一谔将信将疑，如法炮制，逼着凤鸣喝下了味道怪怪的鲤鱼汤。
自打服了偏方后，凤鸣已经一年没犯哮喘了。她认为自己痊愈了，将这个奇迹归功于父亲的妙手回春，特地在探监时说给父亲听，让他高兴一番。
其实，儿童哮喘有一半的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可以自愈，剩下的人终生不愈，凤鸣的童子尿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白吃了。
她还对父亲说，自己已经很会做家务，很会当家了，两个小弟弟也是她帮手照看的，尽量不让母亲累着。
只有一点她始终不告诉父亲：这个家她当的好辛苦。福州缺粮，居民们全是一半大米凑上一半的地瓜（番薯）当主食的。为了节省家用，凤鸣跑了老半天，总算在离家几公里的一个菜市场找到了一个最便宜的地瓜摊，每斤地瓜的价钱比西湖附近的地瓜摊便宜一分。凤鸣一口气买了几十斤地瓜，装在两个竹篓里。她向菜场里的另一位菜农借了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晃晃悠悠地往西湖家中赶。
凤鸣是小个子，十三岁的她身高不到140公分，体重五十多斤，瘦的跟猴子似的。几十斤重的担子压着她的双肩沉甸甸的，一路娇喘吁吁。她走一阵歇一阵，几公里的路，竟然磨蹭了好久，才走回家中。临睡前换衣服，她发现自己稚嫩的双肩全被担子磨破了，生疼生疼的。可她认为很值得，她为家里省了好几毛的饭钱啊。
一谔一边听着女儿的宽心话，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可口的饭菜，却禁不住泪水哗哗往下流。
“凤鸣，依命啊（长乐人对孩子的爱称），呀秀歪（长乐话，好可怜的意思），依爹拖累你们了。”一谔是何等聪明之人，怎会觉察不出女儿的辛苦？他满怀愧疚，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女儿面前呜咽几句。
第六篇：一谔越狱
凤鸣去看守所见了父亲两三次后，一谔趁看守人员没注意，悄悄在女儿耳边说：“凤鸣啊，这大牢我受够了，依爹想越狱回家，你帮帮我。”
凤鸣历来崇拜父亲，对他言听计从。父亲说要越狱，她根本没想过后果，马上问：“依爹，我怎么帮你？”
“你替我把牢里的私人用品全部带回家，记着，要不动声色，别让人看穿了。”一谔吩咐。
其实，一谔在看守所里的所有私人用品只不过是几套衣裳。凤鸣将它们装进了随身带的布包，看守人员也没有怀疑。
凤鸣回到家后，不停寻思：“依爹准备怎么越狱呢？我能帮什么呢？”这个想法让她觉得很刺激，周身热血沸腾，以致彻夜难眠。
第二天晚上八九点钟，凤鸣正在家里和母亲聊天，忽然听到了急切的敲门声。华玉开了门，一谔的身影忽然闪了进来，吓了母女俩一跳。
凤鸣好纳闷：“我还没帮手，依爹怎么就自个逃出来啦？”
似乎是猜到了妻女心中的疑问，一谔赶紧解释：“我只是嫌犯，还没有定罪，他们看管得不紧。今天上午我趁着放风，找个机会越过荒山跑了。一路上，心里想的念的全是你们。”
一谔说得轻松，但去过土河村几次的凤鸣深知，看守所位置偏僻，又远离车站。她第一次去找父亲的时候，一直迷路，腿都走软了，被迫在墓地旁过了一夜。父亲也不识路，身上没钱，放风时又有解放军持枪放哨，能成功逃出来，又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回家，实在是身手矫健、机敏过人啊。
凤鸣想起父亲少年时的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十四五岁时坐船去台湾开辟红糖市场，跑到船头看风景，一阵大风刮过，将他吹落在水中。一谔略识水性，无奈海里风浪太大，他只有挣扎的份，眼看要沉入水中了。船尾的艄公发现了他，赶紧将长竹竿伸到水面救他。一谔试图两次抓住竹竿，全落空了。按当时出海的行规：落到水里的人三次没被救起，船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将船开走了。
此时一谔的头已经没入水中生死不明。艄公本着职业道德，最后一次将长竹竿伸到水面。沉入海里的一谔看到了水里的一片亮光，正想朝着亮光游去，忽然想起老辈人的一句话：有亮光的地方是海底深处，反射的是天空的颜色。落水的人必须往黑暗的地方游，只有海面是不反射亮光的，所以呈现漆黑的颜色。
一谔意识到他游错了方向，赶紧一翻身，努力往黑暗的地方冒头，终于浮出海面，抓住竹竿获救了。
一谔回到家中，轻描淡写将溺水的经历告诉母亲，还说自己虽然水性不佳，但落水时一点也不慌张，脑子清醒得很。母亲陈氏吓得半死，从此再也不敢让大儿子跑水路做生意了。
父亲少年时落水能保持清醒自救，中年深陷大牢又越狱成功，可见他有多么的机智矫健。
凤鸣想到这些，对父亲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十三岁的她用一份少女热切的纯真，拉着父亲的手说：“依爹，你回来了就好，我们永远不分开了。”她完全没有考虑到，共产党的大狱是那么好逃的吗？天网恢恢，他们能去哪儿呢？
凤鸣打来一盆热水，亲自拿着湿毛巾为父亲擦去满脸尘土，又拿来一身干净的旧衣裳让父亲换上。华玉赶紧炒了两盘菜，一谔狼吞虎咽地吃了。凤鸣坐在饭桌旁边，一眼不眨地盯着父亲风卷残云，内心涌起深深的幸福感，有父亲在身边是多么的甜蜜啊。
一谔吃罢晚饭，不计形象地用手抹抹嘴，对华玉说：“我越狱回来，是特地向你们告别的。我林一谔愧对先祖，母亲没了，兄弟散了，家业一败涂地。如今深陷大牢，每天被狂轰滥炸地审讯，还要做苦力，吃不消啊。与其被折磨死，不如逃出来，在祖墓前上吊，以死向先祖谢罪。依姐，明天我就动身回龙岭了，念在夫妻一场，为我收个尸，和林家的先人埋在一起。凤鸣、炳凡和炳诚几个孩子就拜托你啦。你对林家的大恩大德，一谔来世再报。”
说罢，一谔泪如雨下，站起身，对华玉深深鞠了一躬。
他一副慷慨赴死的神情吓坏了妻女，华玉和凤鸣大气不敢出，也不敢相劝。华玉打起精神，温和地对丈夫说：“依弟，你累了，我替你铺床，赶紧休息吧。”
父亲睡下后，凤鸣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辗转反侧，一夜默念：“老天啊，保佑我的依爹。让公安人员早些出现吧，把依爹抓回大狱。在牢里呆着也是受罪，但至少有人看着，不会死啊。”
第二天清早，一谔还在酣睡，华玉起床为全家煮早饭。凤鸣也醒了，在厨房里为母亲打下手。华玉轻声问女儿：“你说公安人员会不会赶到我们家，将依爹抓走呢？”
凤鸣冲母亲挤眼，暗示母女两人其实是心意相通的。
“依妈，你手脚慢些，慢工出细活。”凤鸣特地将语速慢了半拍，话里有话。
一谔吃早饭时，凤鸣劝父亲：“依爹，粥好烫，用嘴吹吹再食。多食一碗，吃饱了才有体力赶路。”
母女俩你唱我和，想方设法拖延一谔离家的时间。一谔全然没有看穿妻女的心思，还在饭桌上和华玉说坐船回长乐在祖墓旁上吊的打算，华玉支支吾吾的，顾左右而言其他。
早饭还未吃完，几个公安人员赶到林家，用手铐将一谔拷走了。
华玉母女长吁一口气。
“老天有眼，依爹不会死了。”凤鸣一脸凄楚，温柔地安慰母亲。
第七篇：凤鸣上访
一谔被抓回看守所后，凤鸣知道父亲一定会被盯得牢牢的，再无逃跑和自杀的可能性。但他的意志已经垮了，大强度的体力劳动迟早会摧毁他的身体。
凤鸣绝不能让自己的父亲死在大狱里，她要为他洗刷冤屈。
再次到看守所探望父亲时，凤鸣问：“依爹，你仔细地想想，你和江叔叔什么时候和那个特务结下冤仇的？为什么他会平白无故地陷害你们？”
一谔冥思苦想半天，给不出答案。他和那个国民党军官是同一个朋友圈的，他一向待人宽厚重情重义，怎么可能得罪他呢？
凤鸣接着说：“不如你把事情经过写在纸上，我去替你上访。”
一谔写了一份草稿，交给凤鸣。
凤鸣将父亲的手稿塞进内衣口袋，临走前再三叮嘱：“依爹，你一定要撑着，等女儿救你出来。”
一谔被抓回看守所后，只是被严厉训斥了几顿，看管人员并没有打他，这让凤鸣略感欣慰，共产党干部果真和国民党的不一样啊。
凤鸣八岁前在自家私塾旁听了几年，打下不错的语言功底，会用长乐方言背诵很多古诗古文，也认了不少字。十二岁半在福州上小学后，她写起文章有条有理，文笔胜出同班同学很多。她将父亲的草稿润色一番，重新誊写一份。
担心信寄出后石沉大海，凤鸣打算亲自揣着上访信去见市委领导和省委领导。她自小看了多出闽剧，听过不少评话，熟悉“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等情节。
谁是福州乃至福建省最大的官呢？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叶省长。他是著名的开国上将之一，当年率军南下解放了福州。既然他说话最有份量，凤鸣决定先去见他。
可省长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凤鸣不知道他的长相，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办公地点和办公时间。
她找来一张横幅般大小的白纸，用毛笔蘸着墨水写上“冤枉”两个大字，将白纸对折，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
她来到省府大院门口，等了许久，终于看到一辆黑色小轿车驶了进来 － 这是省长才有资格享受的专车啊。
凤鸣无比激动，冲着小轿车奔了过去，离车头只有一米的距离时，她突然双膝跪地，将手中的横幅展开，举过头顶，大呼：“冤枉啊！”
小车司机没有想到有人会突然拦车，赶紧来个急刹车，车头几乎撞到了凤鸣的胸口。凤鸣吓得一抖嗦，差点瘫倒在地。
省长从车里跳了出来，弯下腰，伸手搀扶凤鸣。
“小妹妹，你有什么冤屈，到我办公室去讲。千万不要再拦车了，太危险啦。”省长亲切地说。
凤鸣跟着省长进了办公室。她面色苍白，激动得全身发抖。省长让工作人员给凤鸣端来一杯热茶，客客气气地对她说：“来，先喝口茶压压惊。你有什么委屈，我替你做主。”
凤鸣喝了几口热茶后，胆子大了些，抬起头直视省长。省长四十岁左右，一幅典型的闽南男子长相，皮肤黝黑，剑眉，双目炯炯有神，身板笔直，不怒自威，透着一股军人气质。但他同凤鸣讲话时，态度是那么真诚和蔼，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和宣传中的人民公仆形象一模一样。
凤鸣的那颗因受伤流血而结了一层层痂，开始变得有些冰冷的心突然被融化了。尤其听到省长说他可以为凤鸣作主时，她哇的一声，痛哭流涕，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写好的上访信，交到省长手中。
省长仔细读了信，紧皱眉头。他许诺凤鸣，自己一定会亲自过问林智荣的案子。共产党绝不冤枉好人，若林智荣真的是被冤枉的，政府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省长，您要快点查清真相啊。我的父亲身子撑不住，会死在大狱里的。”凤鸣哀哀切切。
省长安慰了凤鸣一番，亲自送她出了省府大门。
接下来的日子里，凤鸣又去找了许市长和省公安厅的郑厅长。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凤鸣还是跪在地上喊冤。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好女子不也一样？为了营救深陷囹圄的父亲，凤鸣也顾不得那么多，一见大官就下跪磕头，涕泣连连，那是她人生最心酸痛楚的一段日子。
那时的共产党干部个个清廉，高风亮节，见到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跪在地上，头上顶着上访信，知道冤情不小，赶紧将她扶了起来，告诉她：现在是新社会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小妹妹有冤情，尽管向政府反映，千万不要给他们下跪。
凤鸣前前后后见了十几位省级和市级领导。
第八篇：真相大白
在多位省市级领导的过问下，一谔和老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五个多月后，终于被证实是清白的。但这个建国后的特务案性质特别严重，牵涉到好多人，还没有完全结案，一谔和老江暂时还要被关押在看守所。
看守所免去了一谔和老江的重体力劳动，根据他们的专业背景，将他们分到了监狱中的医务室，日子过得很清闲。
一谔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凤鸣每个周末来看他，父女俩像过节似的，有说有笑，非常开心。他精湛的医术和开朗的性格也很讨共产党干部喜欢，很多公安系统的干部来找他看病，成了他多年的客户。
又过了一年半，凤鸣收到风声，案子马上要结了，一谔很快要被无罪释放了。
凤鸣找到省公安厅的郑厅长，向他请求：“我父亲被抓走后，引起了周围邻居的误会，我们全家都抬不起头。我也不敢将此事告诉学校，怕老师和同学会歧视我欺负我。如今他恢复清白，出狱那天，公安局能不能派人到我家附近的派出所放放鞭炮，为他接风洗尘？鞭炮一响，就表示他是无罪释放的，我们全家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凤鸣以为郑厅长不会答应她的略显过分的请求，没想到郑厅长爽爽快快地同意了。
可一谔和老江为什么会被他们的国民党军官朋友诬陷为特务呢？
不久，凤鸣看到了公安局的对外通告，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老江年轻时生得风流俊俏，高高的个子，很有女人缘。一谔和老江关系甚好，他医术比老江高，老江不时向他讨教。一群朋友中还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老婆很漂亮，不知怎的老江和军官老婆暧昧上了。军官被戴了“绿帽”，表面不吭声，心里却咽不下这口恶气。
解放后，军官潜伏下来做了特务。共产党清查特务组织“应变会”时，他被下线供了出来。公安机关让他老实交待同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说了几个名字后，忽然想到如果自己坐监了，老婆岂不是可以大摇大摆和老江风流快活吗？不行，绝不能让奸夫得逞。军官心生歹念，一口咬定老江也是同党。
咬出老江后，军官又想到了一谔。他深知一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个性，如果老江被抓，一谔一定会四处奔走为朋友鸣不平。无毒不丈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一谔一起坐监好了。于是，军官又对审查人员说一谔也是同党。
在公安人员的严厉审查下，国民党军官最终如实招供。因为诬告，他被加判13年，总共20年的刑期。
凤鸣将通告拿回去给母亲看，华玉叹了一口气：“哎哟，老江还有这等风流韵事，传到亲戚朋友那里可不好听啊。”
凤鸣十五岁时，一谔和老江被无罪释放。他在押期间，凤鸣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刻苦自学，掌握了高年级的课程，连跳两级，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从小学毕业了。
她毕业时正值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公私合营是大趋势，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被并入公家单位，私营企业在中国被彻底消灭。华玉开办的纺织厂被并入福州纺织厂，华玉成了纺织厂的会计。凤鸣辛苦的纺纱生涯终告结束。
第九篇：别了老宅
一谔释放回来的那一天，几个公安人员陪着他，特地经过了家附近的西湖派出所，放了几串鞭炮。邻居们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只见一脸喜气洋洋的凤鸣挽着一谔的手，到处“广播”：“我依爹回来了，他是清白的，政府全查清楚啦！”
“清白”二字，是她用血泪拼出来的。
凤鸣帮手母亲做了一桌的好菜，开了一瓶青红酒为父亲接风洗尘。
饭后，凤鸣拉着父亲去逛西湖公园。进入公园大门，依旧是一谔熟悉的长堤卧波垂柳夹岸，一弯新月挂在天空，将淡淡的清晖洒向人间。这样的夜晚可思念、可放歌、可垂泪，叹不尽人间悲欢离合。
凤鸣挽着父亲的手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父女俩聊着寻常家事，心情分外轻松。
劫后余生，后曹巷的老屋却再也住不下去了。紧接着公私合营后，福州市政府于1957年开始实行房地产改造。一种是让私房业主仍住在原宅，但居住面积变小甚至住进地下室，其他房屋或作为军政机构办公室，或作为公房，由房管所管理，出租给一般居民；另一种是业主已经不居住在里面的私人出租房，要没收为公房，由房管所管理出租。
林家的西湖老宅的地契上仍旧是林慎独的名字。其实早在民国38年（1949年）初，慎独就将老宅卖给一谔了。他从南京急匆匆地回到福州，告诉一谔，他打算带着一家老小迁往台湾。他投资的生意失败了，家里很缺钱，想低价出售西湖老宅应急，如果一谔有兴趣，价格好商量。
一谔一直没有忘记林开来老前辈对自己祖父的提携之恩，也深知兵荒马乱的，好些有钱人在不断降价抛售田地和资产，想离开大陆，因此慎独的老宅并不好卖。
重情重义的他很想帮慎独一把，于是大气地说：“老宅我用市价买下了。”
慎独有急事要赶回南京，只能在福州呆三两天。一谔先把一大笔钱汇到了慎独的账户，让他去救急，两人约好：几个月后慎独回福州办契约转让手续。
慎独一去不返，他随着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永远失去了音讯。一谔无法向房管所证实西湖老宅是自己的。政府工作人员认定他们一家只是借助别人的房子，而房主又去了台湾，限令他们一个星期内搬走。
他们匆匆收拾了行李，搬到三坊七巷附近的澳门街，在一个大宅院里租了一套平房。西湖老宅被政府没收，改做政府机关办公室。
离开老宅的那天，凤鸣满心酸楚，知道失去的东西永远拿不回来了。她舍不得老宅的一砖一瓦，还有院中的那棵茂盛的桃树，以及关于老宅的所有的美好的或者古怪的记忆。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再加解放后穷困的家境造成的营养不良，凤鸣十四岁才开始发育。家里只有一面模模糊糊的铜镜，看不清五官，凤鸣每天对着镜子匆匆梳完头，就去为全家烧早饭，然后跑到学校上学。她几乎没时间在镜子前面仔细打量自己。
她只是知道班上的男生似乎个个喜欢她。每次逛到西湖附近，他们都会拐到凤鸣家。即使家境败落了，林家仍保持着好客的习惯（这是长乐人骨子里天生的）。同学一来，华玉热情地留饭，西湖公园那时不收门票，凤鸣带着每个男生逛西湖公园看风景，有说有笑。
凤鸣十四岁时和好友一起去拍小学毕业照，拍照前，好友拉着凤鸣去裁缝店取她定做的衣服。好友试衣服时，也拉着凤鸣和她一起试。凤鸣穿上好友的新衣，第一次站在了一块非常明亮清晰的全身镜前，不由地呆了：镜中的那位少女一头浓密的黑发，两条麻花辫粗粗的，皮肤如雪一样白，小巧的鹅蛋脸，柳叶眉凤目，微丰的嘴唇，简直像画中的仙女。
“这是我吗？我真的有这么好看吗？”凤鸣忍不住问站在身旁的好友。
好友说：“是啊，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吗？”
凤鸣满脸羞红，下意识用双手捂着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美貌。难怪已经有校外的男生开始跟踪她，四处打听她的消息了……
世上的事有时蛮凑巧的，一谔一家竟然搬到了公安局宿舍旁边。一谔关在闽侯看守所时因为医术高明，在公安系统已经小有名气了。搬到了澳门街，好几个公安局的邻居找他看病，他的病人慢慢稳定起来。
住在林家隔壁的是一对结婚才两三年的年轻夫妇，男的当警察。凤鸣从没有见过感情这么和美的夫妻，他们从来不吵架，家里整天都是笑声。
一天傍晚，那个女人突然开始流鼻血，血流不止。男人送她去省立医院，几个小时后，男人回来收拾东西，特地来敲林家的门，告诉一谔夫妇：老婆在医院里血流尽了，死了。
男人非常爱老婆，为她买了一口棺材，棺材里放上老婆生前喜欢的布料，还有织了一半的毛衣。
凤鸣非常感动，那时家家户户都很穷，很少有人舍得给死人买棺材。况且家家缺衣短布的，更舍不得拿布料和毛线做陪葬品。男人只有深爱一个女人，才会舍得动血本送她最后一程啊！
凤鸣将这件事记得牢牢的，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个相类似的意外，让她的大女儿水盈窥探到了尘封许久的家族秘密。
第十篇：爱的传承
2001年，定居加拿大的水盈把父母接到温哥华。
凤鸣在加拿大幸福地生活了十几年。一天，她的左脸颊上的一个小小的血管瘤爆了，血流不已，两三个小时都没止住。水盈慌了，赶紧送妈妈去急诊室。
母女俩在急诊室里焦急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仍未见医生来止血，医务人员说还有比凤鸣更急的病例，她们就耐心等着吧。凤鸣坐在病床上，轻轻摩挲着女儿的手，说起当年住在福州澳门路时的那对邻居。男人是警察，与老婆无比恩爱，老婆突然流鼻血没有止住，几个小时后死在了福建省立医院的病房里。
水盈有些纳闷，母亲为什么在这时候同她说这些呢？妈妈的肚子里好像有无数的传奇故事，时不时就冒出一小段，水盈从小陆陆续续听了不少。
凤鸣接着交待女儿：“盈盈，万一待会儿我的血止不住，和那个女人一样，也走了，有些事一定要让你知道……”
她开始详细讲述自己的父亲受冤屈蹲大狱的经历。水盈以前只是从父母的交谈中略微知道一些细节，然而今时不同以往，母亲的叙述如此完整和震撼，说到激动处，她泪如泉涌，水盈也哭了。
水盈差一点告诉妈妈：那个亲自过问外公的冤案的叶省长有个小外孙女，是水盈的小学同学。她俩同年级不同班，经常打照面。叶省长的外孙女非常开朗活泼，皮肤黝黑。以前水盈一直奇怪，这个女同学的皮肤怎么比其他的福建女孩更黑一些？查阅了叶省长的生平后，水盈才知道，她的同学有八分之一的菲律宾血统。
凤鸣的故事讲完后，医生来了，处理了她的伤口，血马上止住了。一个星期后，凤鸣又去了一趟专科诊所，脸上的血管瘤被割除，永远消除了后患，她高兴极了。
水盈也很开心，母亲得到了圆满的治疗，她则意外收获了一个好故事。
几年后，水盈的大儿子唐国正十三岁生日，水盈将外婆十三岁时的传奇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儿子听。
国正十四岁时，受到这个真实的家族故事的启发，创作了一篇英文小小说《勿忘我》，女主人公露易的原型就是他挚爱的外婆林凤鸣。
水盈翻译的中文版如下：
“冷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流浪汉。可以听到远处的炮火的轰鸣声。 露易坐在她的卧室里，因护理工作而精疲力竭。她的窗帘布被充公了，变成了军旗。尽管她的兄弟雅各布正在服兵役，她却并不为他担心，她已经太心力憔悴了。
每天，这个国家都命令更多的民众去打一场不会赢的战争。所有的中年人都已经被征召入伍。空旷的街道让 露易 想起往昔和邻居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她的国家的货币已经一文不值了，还不如中央市场的尘土值钱。露易唯一的安慰是她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了足够养活自己的食物。
据报道，她的兄弟目前‘失踪’；然而，官僚机构混乱不堪，许多家庭的亲人会出现在他们的葬礼上。露易希望官僚机构犯了一个错误，她的兄弟还活着。她无法忍受他下落不明的事实，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想要知道个所以然。
寒夜将尽，露易无法入睡。她不愿面对兄弟可能阵亡的事实。突然，露易从床上跳了起来。如果官僚机构混乱，他的档案会不会因为工作人员的错误而被移交到作战部呢？他还有活着的希望吗？ 露易铁了心，决定潜入作战部。潜入战争部门很危险，但 露易 认识合适的人，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作战部位于一个完好无损的社区中的混凝土加玻璃板建筑内。里面的人员通过下三滥手段‘哄骗’囚犯说出真相，并销毁含有令人发指的信息的文件。这座建筑很隐秘，必须被摧毁，以免敌人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露易 从一个叫 珍妮丝 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关于它的信息。珍妮丝是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隐瞒自己的职业，但珍妮丝喜欢八卦，把她的工作告诉了 露易。她说，可以从附近的一条小巷直抵她的部门的一个无人看守的后门。在战争的混乱中，建筑物的蓝图遭到意外毁损，这意味着安全小组不得不自行搜索建筑物内所有的薄弱环节，自然错过了珍妮丝那个部门的隐蔽的后门。珍妮丝很开心地找机会在上班时间开小差，所以这个门仍然无人知晓，无人看守。 露易认为最好选在午饭时间潜入，可以混在人群里不被察觉。
第二天早上，露易 打电话请病假，说她发烧了。然后，她关了灯，锁好自家门窗。露易悄悄溜了出去，朝着作战部进发。她溜进大楼旁边的小巷，拉开覆盖着常春藤的后门。 露易进到珍妮丝 的办公室，开始搜索。珍妮丝曾经负责处理过 雅各布的档案。她向 露易 透露了雅各布下落不明的消息，并可能保留了一份失踪报告的副本。
珍妮丝的办公室乱糟糟的，露易只好自己慢慢寻找。很快地，从文件柜后面探出的一份档案引起了她的注意，被她抽了出来。这些是珍妮丝的朋友圈的亲友群的报告，珍妮丝把每份报告中的每个人的现状都刮掉了，附上随机的信息以保护资料。突然，露易听到了脚步声，惊慌失措。她认为从原路返回是不安全的，于是跟着一些工作人员朝餐厅走去。 露易 找到了火警装置并拉响了它。恐慌蔓延开来，每个人都朝大门跑去，庞大的人群让保安人员应接不暇，露易趁机溜了出去并安全回到家中。
露易在她家花园里的长凳上坐定，从口袋里掏出雅各布的现状报告。她得知雅各布已经逃跑并在一个中立国寻求庇护，他还为 露易 申请了庇护，下周她就可以去边境了。 露易笑了，看着勿忘我花兀自生长。命运把她的兄弟送去了远方，但她知道，即使分离，他们的心也永远在一起。”
这篇小小说获得加拿大全国中学生写作竞赛大奖，水盈从儿子的文字里读到了爱的传承。
附：国正的英文版小小说：
Forget-Me-Not . . . Though Others Might
Cold wind blew in from the open window. The street was empty, save for a few stragglers. The firing of artillery could be heard from far away. Rue sat in her bedroom, exhausted from nursing. The cloth from her curtains had been confiscated and turned into flags for the milita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r brother Jacob was serving, she could not feel worried for him. She was simply too depleted of energy and strength.
Every day, the country demanded more from the populace to fight a war that they were losing. Anybody of middle age had been drafted already. The streets’ emptiness reminded Rue of better times when her neighbours were still present. The money of her country was already worthless. Even dirt could fetch more at the central marketplace. Rue’s only solace was her garden, in which she grew food that sustained her.
Her brother was currently reported to be “missing”; however, the bureaucracy was in disarray, and many families had loved ones reappear at their own funeral. Rue’s hope was that the bureaucracy had made a mistake, and her brother was alive. She couldn’t bear the fact that his whereabouts were unknown and, like many others, wanted closure.
As the cold night passed, Rue couldn’t fall asleep. She wouldn’t face the fact that her brother might be dead. Suddenly, Rue shot up in bed. If the bureaucracy were in disorder, could his papers have been shuffled in the war department from a clerical error? Could there be hope he is alive? Rue steeled her nerves and decided to sneak into the war department. Sneaking into the war department was dangerous, but Rue knew the right people, who could get you anywhere.
The war department was a slab of concrete and glass in an intact neighbourhood. Its personnel “coaxed” the truth out of prisoners through unsavoury methods and destroyed files containing outrageous information. The building was discreet and had to be destroyed lest enemies knew about the happenings within it. Rue had gotten information about it from a friend called Janice, a clerk working there. All clerks were to hide their occupation, but Janice liked to gossip and told Rue of her work. She said there was an unguarded back door to her department through a nearby alleyway.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war, the blueprints of the building were accidentally destroyed, meaning that the security team had to search for all weak points manually. They naturally missed the hidden back door in Janice’s department. Janice was thrilled to have a way to sneak off work, so the door remained unknown and unguarded. Rue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sneak in was during lunch as the traffic would allow her to hide herself.
The next morning, Rue called in sick and explained that she was suffering from a fever. Then, she turned off the lights and locked the windows and doors of her home. Rue slipped out and quietly sneaked towards the war department. She slipped into the alleyway next to the building and pulled the back door free from the ivy covering it. Rue entered Janice’s office and decided to search it. Janice was the one who had handled Jacob’s files. She had broken the news to Rue about Jacob’s unknown whereabouts and may have kept a copy of the missing report.
Janice’s office was a mess, and Rue resigned herself to search slowly. Soon, a file peeking out from behind the filing cabinet caught her eye and was pulled out. It was a collection of reports from relatives of Janice’s friends. Janice scratched out every status in each report and replaced it with something random to protect them. Suddenly, she heard footsteps. Rue panicked. She decided that it was unsafe exiting the way she came from and followed some clerks towards the cafeteria. Rue located a fire alarm and pulled it. Panic spread as everyone ran out the door. The security guard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sheer number of people, so Rue managed to slip out and reach home safely.
Rue rested on a bench in her garden. Taking Jacob’s status report from her pocket, she read that Jacob had deserted and sought asylum in a neutral country. He had also applied for asylum for Rue. She was due next week at the border. Rue smiled and watched her forget-me-nots grow. Life had sent her brother away, but she knew that even while they were apart, their hearts would never be separ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