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或者木绵这个名称，在棉花和攀枝之间造成困惑。以致于同一作者，在不同文本用这个名称，有时指棉花，有时指攀枝。
唐白居易（772—846）《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里木棉花冷，只可能是棉花，白色、冷色调。攀枝花火焰一样地热烈。白居易这件新做的绫袄，里面填充的可能是丝绵，也可能是攀枝棉。鹤氅，形状像鹤的大衣。他用不起鹤氅和棉花，只能在诗里酸这么两句。又，白居易《早夏游宴》：“未收木绵褥，已动蒲葵扇。”道理相同，但这里白居易用的被褥，只能是攀枝棉。
北宋苏轼《金山梦中作》：“江东贾客木棉裘，会散金山月满楼。”木棉裘应该比较贵重，外面是皮，里面是布，中间可以填絮。面料，棉布好。填料，攀枝絮好。诗中木棉，到底是棉花，还是攀枝，不好确定。
南宋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身衣布衣，木绵皂帐（木绵，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既生，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不薅，则为草所荒秽，辄萎死。入夏渐茂，至秋生黄花结实。…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耳。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身衣布衣，木绵皂帐”数字取自唐姚思廉《梁书·卷第三本纪第三·武帝下》：“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姚思廉这一段，专门赞美南朝梁武帝如何如何节俭。其中所谓木绵，只可能是普通材料——攀枝，不可能是当时珍稀的棉布，后者南宋胡三省都认为是“最上品”。皂，黑色。木绵皂帐，就是攀枝絮做成的黑色粗布帷帐。
“木绵皂帐”中的“木绵”，是攀枝。但胡三省注中的“木绵”，如前所述，无疑是棉花，符合棉花的全部特征。到南宋，南方种植亚洲棉，已不少见。资治通鉴这段，写的是南梁的事。胡三省注中描述的，却是他见到南宋的事，前后差700年。虽然是误注，却无意中让今人了解到宋朝棉产情况。倒是元朝官修《宋史》对宋朝棉产情况只字未提。
有时比较容易判断。
唐朝丁儒（647-710）《归闲诗二十韵》：“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醉宜藷蔗沥，睡稳木棉茵温。”藷（shǔ）蔗，甘蔗。茵，褥子。写福建漳泉的事情。唐代棉花珍稀，而福建攀枝常见。此处木棉，当为攀枝棉。
唐李商隐（813—约858）《李卫公》：“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暖色调，攀枝花无疑！《河阳诗》：“忆得蛟丝裁小卓，蛱蝶飞回木绵薄。”还是攀枝花，更能招蜂引蝶。
五代十国孙光宪（901-968）《菩萨蛮·木棉花映丛祠小》：“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春天开花，攀枝。
宋郑熊《番禺杂记》：“木棉树高二三丈，切类桐木，二三月花既谢，芯为绵。彼人织之为毯，洁白如雪，温暖无比。”长这么高，切类桐木，而且二三月花谢，就是攀枝。
北宋《广韵·下平声·仙·緜》(1008年成书）“棉。木棉，树名。《吴录》云，其实如酒杯，中有绵如蚕绵，可作布。又名曰緤，罗浮山记曰，正月花如芙蓉，结子方生，叶子内绵至蚕成即熟。广州记云，枝似桐枝叶，如胡桃叶而稍大也。”这里所谓木棉，正月开花如芙蓉，枝似桐枝，必是攀枝。但如前所述，《吴录》里的木棉是棉花。而且“緤”字无论古今，都不读叠。有人误读为叠，意指白叠。另有人称攀枝布为緤，简直是错上加错！
北宋苏轼《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上巳日，三月三，花谢。攀枝。
南宋杨万里《三月一十雨寒》：“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方信孺《南海百咏》（约成书于1206年）：“甘溪…夹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侧平坦大路。…甘溪依约旧城东，陵谷迁移一梦中。春尽踏青人不见，桄榔老大木棉红。”春天开花，攀枝。
清谢堃《花木小志·木棉》：“此花惟两粤有之。其树合抱，其花纯赤，花大如盌，开时与馀霞相揜暎，虽张南本亦不能写其形似也。”树干粗、红花，攀枝。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木棉》：“木棉，高十馀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挐，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花绝大，可为鸟窠，尝有红翠、桐花凤之属藏其中。元孝诗：‘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佳绝。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緤，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绵中有子如梧子，随绵飘泊，著地又复成树。树易生，倒插亦茂，枝长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则以枝上多苔文成鳞甲也。南海祠前，有十馀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谓烽火树也。”
关于攀枝，屈大均这里讲得很清楚。他集中提到攀枝的不同名称，木棉、斑枝、珊瑚树、烽火树。此外，攀枝还有斑芝、琼枝、红棉、英雄树等别称。屈大均有一点说的不对，緤并不是攀枝布。
又，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白云山》“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广州北十五里…吴刺史陆胤、唐节度使卢均，常疏浚以通舟。胤传云：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筑堤百馀丈，潴水给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其中木棉“花敷殷艳”，必为攀枝。
《西京杂记·第一》：“赵飞燕【墟：西汉成帝第二任皇后】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攀枝。
还有一个叫婆罗树的名称，乱上添乱。
唐朝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863年成书）“白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这里婆罗，就是婆罗多，印度的别称。棉花和攀枝的原产地，都包括印度。它们的絮都可以织布。缺乏进一步的描述，这里婆罗树，不好说是棉花还是攀枝。
北宋《太平广记·草木一·娑罗绵树》（978年成书）：“黎州通望县【墟：今属四川雅安】，有销樟院，在县西一百步。内有天王堂。前古柏树。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罗绵树，三四人连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后生叶。其花盛夏方开。谢时不背而堕，宛转至地。其花蘂有绵。谓之娑罗棉。”这里婆罗树树干粗，而且先花后叶，应该是攀枝。“其花盛夏方开。…其花蘂有绵。”其实盛夏方开的，不是花，而是成熟张开的蒴果，暴露出里面的絮。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吉贝之名…相传至今不知其义意是海外方言也…盖《南史》所谓林邑吉贝，《吴录》所谓永昌木棉，皆指草本之木棉，可为布，意即婆罗木，然与斑枝花绝不类。”徐光启说的婆罗木，却是棉花——吉贝，具体说是亚洲棉。语言混乱到这种程度，连上海宁，都未必拎得清。
攀枝学名Bombax ceiba中ceiba跟吉贝发音相似。有人据此推测攀枝才是吉贝。《吴录》记录的是三国时吴国的历史，里面有吉贝，指棉花。那会儿有植物分类学吗？纯属添乱。
还是《金瓶梅》好。明《金瓶梅》（成书在1573-1620年之间）：“…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称棉花为棉花，可能就是从明朝开始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古代棉花进入中国的情况，作一梳理。首先关于名称：
- 棉花最早的汉名，是梵名音译。西汉或称罽，三国或称吉贝，南朝或称古贝、白叠。这些梵名音译，有诸多变种，其音近似。后世都有延用。
- 西晋开始有木緜（今作绵）这个名称。宋朝开始有棉字。或写作木棉，或指棉花，或指攀枝，不可一概而论。木棉指棉花，始自西晋。木棉指攀枝，不迟于唐朝。这种混乱状况，到清朝都没有停歇。但根据语言学和现代植物学知识、以及当时社会条件，大部分疑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 称吉贝为“棉花”，可能始自明朝。
关于引进的步骤：
- 中国人见到棉花，应该不迟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 棉花、棉织品进入中国，可能也不迟于西汉。但《史记》里找不到关于棉花的记载。
- 云南种亚洲棉，不迟于东汉。新疆种非洲棉，不迟于南北朝。北方种非洲棉，南方种亚洲棉，以后一直保持这个局面。
- 一直到唐朝，棉花、棉织品，都是珍稀物品，经常出现在国礼当中。
- 到宋朝，棉花种植开始在江南普及。但藩方仍不时进贡棉织品，说明当时棉产普及程度不高。
- 元朝官方推广亚洲棉种植，棉布开始进入日常使用。自此官史不再提及藩方以棉进贡。
- 明朝官方强力推广亚洲棉种植，棉花得以普及。
棉花是人文精神很强的植物。不像攀枝、野棉花，撒了种子，有了泥土、阳光，自己就能开花结果。也不像其它植物，长大后可以年年开花结果。绝大多数棉花都是一年生，须要年复一年重新种。初春给棉籽做营养钵，一籽一钵。出苗后移植到地里，不时除草，防病除虫。干不得，湿不得，很难伺弄。种植棉花要求极高的农业技术和人力投入，是棉花进入中国后长期得不到推广普及的原因之一。
这里给点阅读的奖赏。明《金瓶梅》：“好个说嘴的货，谁信那棉花嘴儿，可可儿的就是普天下妇人选遍了没有来！不说俺们皮肉儿粗糙，你拿左话儿右说著哩。”清《红楼梦》：“他不过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那么，一张棉花嘴儿能说动一对儿棉花耳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