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其实也就是“当天”，因为达成一致都到凌晨6点了。代表们回去睡了三四个钟头，重新回到会场时，已是旌旗招展，锣鼓喧天。面对台下近千名群众，两派负责人用着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庄严声调，共同宣布：“八六七农场——革命造反临时接管委员会——诞生了！”
根据社论教导，两派牢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迅速开展巩固新政权的斗争。按照既定分工，红联到各分场串联，让基层战斗组织接受临管会的领导；捍总则到总场机关宣布夺权决定。
捍总的负责人名叫张杰忠，原为粮食总库的管理员，长得五大三粗，颇有些江湖豪杰的脾性。他率领十几名手执红缨枪、草叉和锄头的队员，闯入办公楼，逐一向各部门宣读“临管会一号令”，完后就开始收缴公章。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各部门像串通好了似的，都说不认识他们，不能随便交出“印把子”。张杰忠也是过于贪功，未曾叫上红联的人一块夺印，现在连个敲边鼓的都没有。威逼不成，最后他只能给自己找台阶，命各部门保管好公章，单等“临管会二号令”一到，就乖乖交出。
离开办公楼，张杰忠一肚子鸟气没处撒，便把八名场级领导从家里揪出来，戴上高帽子在青卫山游街。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晚上临管会开会，王新左先跳了出来，指责捍总游街是搞武斗，与中央精神不符。这让张杰忠意想不到。捍总一直把中学当成同盟军，其实有些一厢情愿。中学夺权十分激烈，“赤卫队指挥部”里的人，无论汤平还是公检法的几位，皆为“外来户”，因此本场红卫兵并无顾忌，在外地红卫兵的撺掇之下，就敢动手。总场两派则不同，均有子弟在中学。它们成立以后，都曾拉中学入伙，但中学以867农场的“革命先行者”自居，不愿放弃独立性，虽在临管会获赠一票，仍然自行其是。
眼下捍总不打招呼就“夺印”、“游街”，自是犯了众怒。中学的一票投给了红联，临管会表决，要捍总就白天的所作所为向革命群众道歉。张杰忠没辙，只得服从，但请求把道歉范围缩得小一些。第二天，各科室派出代表，到礼堂听取捍总道歉。张杰忠能伸不能屈，检查念到一半就开始脱稿，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搞得台下这些人愈发不满。
武装部尤其义愤填膺。丁参谋大叫：“张杰忠到武装部夺印就是夺军权！就是反林彪！就是反革命！”田参谋接着喊：“张杰忠是现行反革命，必须交给有关部门处理！”顿时会场大乱。红联那边有人趁机高呼：“揪出反革命！打倒反革命！”
关键时刻，红联负责人伍涤非起身宣布：“这不是革命组织夺权，我退出临管会！”紧接着，红联其他代表也都宣布退出，中学代表则尾随其后。片刻间，偌大的会场走得只剩下捍总一瓢人。
张杰忠终于明白过味来，咬牙切齿地说：“这是有预谋的反夺权行动，是赫鲁晓夫式的政变！他妈的，里应外合，搞突然袭击，想把革命造反派消灭掉？——没门！毛主席说：‘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也要把临管会的红旗扛下去！”
红联离场以后，马上在办公楼刷出一篇大字报《捍总必须向全场无产阶级造反派请罪》，指责捍总妄图攫取农场党政财大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派就此公开决裂。捍总随即遍发传单，向全场紧急呼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反夺权进攻！”同时重新组阁，把汤平和新任副场长司徒康都作为“革命干部”吸收进临管会。】
关于新生革命政权的建立，中央当时有一个“三结合”的指导政策：“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毛泽东虽然一心要把天下搞乱，但这个乱也要符合他的法度。他不容许任何一派获得绝对的权力，那样会威胁到他至高无上的地位。黑龙江的“革命委员会”能够先于上海获得毛泽东的认可，正是因为打造出“三结合”模式，把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结合了进来。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毛泽东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自我否定”，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原则。全面选举属于普选制，一人一票，谁票多谁当选。这种方式民主倒是民主，但容易出“幺蛾子”，选出不受党控制的“群众领袖”来。本来张春桥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命上海造反派把“一月革命”中产生的新政权称为“公社”，并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声明：领导最终要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三结合”只是过渡性质的权力机构。不想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到了2月底不得不按照黑龙江的模式，将“公社”改称“革命委员会”，并用“三结合”取代了“巴黎公社原则。”
【新政权光有造反派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军人和革命干部。捍总先前得罪了武装部，要获得军方支持暂时有困难，只能先结合革命干部。其实革命不革命，全凭一张嘴。《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红旗杂志的一篇权威社论，里面有写：“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换言之，只要这些干部公开声明，站在造反派一边、并获得接受，他们即为革命干部。在当年，这个程序就叫“亮相”。
但在当权派里寻找“革命干部”并不容易，尤其捍总刚把八名场级领导都游了街。以上两人愿意入伙，主要因为任职时间不长，自觉“罪行”不重，同时急于脱身。即便如此，捍总也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以诚相待，既往不咎。谁知“亮相”了不到半个月，他们便相继离开——这后面都有红联的人做手脚。
先说汤平。“沈阳团”来场以后，分散在几个分场。官办文革期间，这些人被召入赤卫队，成为石涛的御林军。赤卫队解散以后，他们灰溜溜地回到原来的生产队，着实恓惶了一阵，害怕与当权派一起遭到清算。等总场一夺权，这500多人趁势重新集结，成立了“66316风雷战斗大队”（数字是他们来场的日期）。武装部向来与他们要好，特地把自己的训练场腾出，供他们誓师起义。等旗号一打出来，“风雷”马上就临管会夺了副党委书记汤平的权，“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红联写大字报表示支持。汤平见有了依靠，当即宣布退出临管会，回归旧部。
至于司徒康，原为四分场场长，半年前才获提拔。这会儿四分场的革命群众在红联的鼓动下，要把他揪回去批斗，称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不断过来刷他的大字报，搞得捍总不堪其扰。话说回来，捍总也不想为这么一个人而与四分场的造反派完全对立，所以只能劝其自行退出。临管会忙活一场，最后只结合进来两名科长。】
202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