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红联的革命事业倒是风生水起。伍涤非在操办我的婚礼时，已经让我觉得能耐挺大，其实还是小瞧了他。此人胸中颇有韬略。作为红联的负责人，伍涤非并不急于组阁，而是抓紧建立统一战线，“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总场机关与分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党、团、工、青、妇等多道领导关系。如今大家都造反了，红联不能堂而皇之地以“领导”自居，但可以利用旧时的工作关系，进行串联。它在各分场都建立了“红联站”，向基层单位宣扬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才是中央支持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左派，而捍总则是一帮趁机跳出来捣乱、破坏生产的右派。作为“对等外交”，各分场均在红联掌管的招待所里获赠一间客房，用于设立“驻总场联络站”——事后证明，这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
伍涤非的另一手，则是对武装部长严进学大加笼络，奉为上宾。武装部虽是政治部的下属单位，但与“当地驻军”有直接联系，起着军分区联络站的作用，因此地位特殊。总场夺权时，武装部按照军队的做法保持中立，未加入任何一派。但后来张杰忠上门夺印，并且规定武装部“短枪交公安局，长枪可留用”。此乃“筹委会”在讨论枪支管理时、红联一方的意见，张杰忠却抢先拿来用了。这一下惹翻了严进学——“党指挥枪，一个粮库保管员他也配！”致使武装部倒向红联。但伍涤非并不期望武装部加入红联，那样的话武装部就变成“革命群众组织”，而不能代表“当地驻军”了——“三结合”缺一不可。
到了2月17日，临管会接省电报，要我场派两名代表出席“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指定武装部出一人。临管会将此事通知了严进学。严接过电文，第二天竟私自带已被夺权的副书记汤平偷偷溜走参会。待临管会自己挑选的代表到达哈尔滨报到时，严进学叫会务组将其拒之门外，说：“临管会是非法组织，我们不承认。”
张杰忠意识到了严进学的威胁：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索性废了他，免得日后成为大患。于是等严进学回来后，鼓动二分场二队的革命群众来到总场，公布严任该队指导员时所犯罪行，把他在中央路游了个上下，再揪回本队批斗。
此事发生以后，伍涤非通过二分场联络站进行疏通，并借助该场另一派造反群众，终于把严进学解救了回来。其实红联从一开始就进行干预，二队是不能把人带走的，但那样恐怕会酿出武斗来。严进学受了这一场折磨，从此对伍涤非死心塌地，甘效犬马之劳。所以说，救人也要挑时候，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此准备了半个月，红联觉得时机成熟了，决定给捍总以“雷霆一击”。他们拉拢各分场联络员，用电话报数、签字画押的办法，24小时拼凑起一个号称有548个战斗团队参加、囊括了全场三万职工和家属的“红色造反者联合兵团”，宣布临管会为非法，实行“反夺权”。但这个兵团过于庞大，成立不久就发生哗变。不少造反组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场联络员代表了，因而纷纷退出，红联的第一次革命暴动未能成功。
“24小时大兵团”虽然昙花一现，却大大加剧了各分场内部的派性斗争。捍总也被红联的“雷霆一击”惊着了，赶紧派出人员搞串联。于是围绕着总场两大派，基层造反组织选边站队，互相攻讦，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
总场展开的夺权斗争波及到生产队时，我由于下放，又赶上了。一队的两派群众为了显示革命彻底性，轮流批斗当权派。本来我只是看客，没觉得有自己什么事——我被总场扫地出门，在这里做一名普通农工，平时寡言少语，别说大字报，连大字都没过写一个，与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何处惹尘埃？
岂料少数派召开批斗会的前一晚，文燕从李来顺（其时已加入多数派）的老婆那里得到情报：对方准备揪斗我。文燕说这是真正的“揪斗”——少数派都是些平时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主，斗起人来喜欢揪头发，所以要预作准备。我想起自己曾随工作组到一队推行工资改革，并在动员大会上讲过话，也不由得紧张起来：那些家伙们很可能在“两结合”当中吃了亏，现在要借机报复。听说前一阵洪秘书就为此被五分场的少数派揪斗，把脑袋都打破了。要是这里的少数派也如法炮制，剪头又有什么用？得到哪里找个钢盔才是。
胡思乱想的当儿，文燕已经让我坐在椅子上，拿门帘系在我的脖子上，然后用剪布料的大剪刀给我剪了一个质量很差的小平头，途中数度让我胆心自己的耳朵不保。修理了几回，虽仍参差不齐，但用手已经揪不住头发，文燕这才满意收工。
次日开批斗大会，冯立发第一个被押上台，底下喊口号，可劲头不足。这位队长是实干家，在职工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作风正派，老成持重，关心群众疾苦，领导生产在行。总之，要从他身上挑出毛病是很难的。可按现在的革命逻辑，凡当权派非打倒不可，于是造反派给他定了一条罪状：“光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
当大小领导在台上站成一排后，主持人终于喊了我的名字，说我在总场受了批判才下来，没有改变剥削阶级立场。我乖乖地低头站在最边上，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害怕，因为嗅不出太浓的火药味来。但台下有我的妻子，她的窘状让我见了心里不是滋味。接着又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农工被叫上台。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到“当权派”的待遇，都是因为沾了“五类分子”的边。但过了一会儿，几个头目商议一下，又让我回到台下坐了。
几天以后，这派的小头目潘五洲（原为拖拉机手），陪一位分场来的中学女红卫兵到我家，言称要查查有无“四旧”之物。我和妻坐在炕上，旁边躺着小刚。面对两个面目并不狰狞的“红魔”，我们驯服地打开箱子，请他们检查。那位女学生看得很仔细，拿起一个纸筒，里面装的是驱污气的龙涎香。这本是普通之物，可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小丫头却显得大惊小怪，先用鼻子嗅了嗅，对男的说：“你闻闻，一股资产阶级的臭味！”男的点点头，补充道：“纸筒上印的龙也是四旧！”
接下来他们要检查我的藏书，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我的书多，在总场部也数得上，何况在生产队？之前我已经得到风声，说造反派要到出身不好的人家里“破四旧”，于是我和文燕连夜把有嫌疑的东西清理一遍，统统塞进炉子里焚烧掉了。主要是信件、日记、书籍，烧了很长时间，现在想起来都心痛不已。文燕在文工队穿着古装戏服拍的几张艺术照，也让我给撺掇着烧了，令她一直耿耿于怀。
但我的书实在太多，一次清理不完，留下的仍然不少。按造反派的逻辑，凡是文革前出版的书，基本上都是“封资修”毒草。他俩粗略查了一遍，告诉我说：“这些书很多都有问题，回头我们来几个人，把你的书搬到队部去，慢慢清理。”姓潘的随便抽出一本来，正好是《战争与和平》，他挺在行似的让女学生往上面题了三个字：有问题。我估计他俩都不知道托尔斯泰是谁，只不过看到标题中有“和平”二字，就断定此书是毒草。
记得我在烧书时，邻居康拜因手小彭来串门。小彭乃中农出身，加入了造反组织，但他和文燕是四川老乡，因此不会出卖我们。他央求我送些书给婴儿擦屁股，我随手抄起一套三册的《苏联电影剧本选》递给他。又一想这样欠妥：万一他还没来得及使用，让串门的人瞧见了，会认为我在转移罪证——扉页上可都写有我的名字啊！于是赶紧要回，将每一册撕成散页，弄乱后才叫他拿走。这套书我十分喜爱，写作时经常翻阅参考，现在却亲手毁掉，毫不可惜，充分说明一个人在生存环境变得险恶时，为了苟活下去，是可以放弃任何心爱之物的。】
202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