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验证它的真假，那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只能当做传闻，就像没有去过苗寨，是不知道"苗人不懂礼，煮菜放抓米"的真实情况。人家是因为世代住在山上，十天半月才能去龙岸垌赶圩，好不容易采购回来的鱼和猪肉，在那个年代连县革委主任家都没有冰箱，还在山里点着煤油灯的苗人只能用酸坛来储存鱼和猪肉。我大致知道他们的这种储存方式的做法，就是用蒸好的糯米与鱼和猪肉搅拌在一起，放少许食盐，然后一同置于酸坛中，经过糯米饭发酵产生的米酸，在这种酸的作用下，鱼和肉有了质的变化。当逢年过节，或有亲朋好友到访，从酸坛里捞出些鱼和肉招待客人，酸酸的鱼和肉自然夹带着糯米粒出锅，所以才会有苗人传统佳肴中有米掺和在一起。还真是，在洞坎第一次吃到的酸鱼酸肉，那确实是相当的酸爽。
至于苗人是否真的吃生牛肉和牛肠里的生牛酱，我没有亲眼见过，不敢乱加描述。他们在穷苦的旧社会是不是衣不遮体水深火热，我没得见过，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万恶的地主只会在富裕的龙岸垌生活，绝对不会跑到高山深处的苗寨居住，天天吃酸鱼酸肉也不是个事呀。唯一可能的是，他们在旧社会下山，会和高大泉一样路过地主家的门前时，也被地主崽放狗咬过，这大概是他们在旧社会遇到过的苦难。
我还在想着苗山上七十二洞妖魔鬼怪的时候，大人们吃完饭说是要回去了。坐上车，下山的时候，我不停地往车窗外的高山望去，我在想，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如果不是要赶超英美帝国主义，这高山上如母亲所言尽是古木参天、虎豹出没，那说不定还真有七十二洞妖魔鬼怪存在，至少吃人的苗变婆是曾经有过。这么一想，好在有大炼钢铁，从此苗山没有了虎豹伤人，没有苗变婆吃人。
我是这样结束了第一次的苗寨之旅，从洞坎回来的时候路过地栋村，自然而然的要在外婆家住上一晚，因为二哥已经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县革委的家中需要外婆回去操持。
那天晚上在地栋村住下的时候，刚好外公也从血防站回来。我对外公的佩服也是始于这个时候，因为外公的医术不仅仅是帮龙岸垌和苗山里的苗人看病，他还因为医术被招聘到县革命委员会血防站，专门去革血吸虫的命。我那时不知道血吸虫长什么样，偶尔在围墙边宣传栏看到预防血吸虫病的贴图也没很仔细的去分辨，大概认为它和水田里的蚂蟥差不多，只是蚂蟥要是吸在大腿上，我们会吐一泡口水就能把滑溜溜的蚂蟥给扯下来，流血的口子只是有点痒，对身体没什么大碍；血吸虫不同，听说是会要人命的。外公能把这样的虫子的命给革了，那是很了不起的。那天是外公在血防站开会回来，还带回来一张奖状，大意是表扬他为革命消灭血吸虫的功劳。
那天外公也很开心，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喝了酒，五十表哥也在桌边陪着，大外公也从老村那边过来，高兴的时候，外公唱起歌来，唱的是"送瘟神"什么的。外婆在喂两岁的小妹吃饭，很不屑的嘴里偷偷数落外公，或许是认为外公取得这么一点点成绩，不应该如此得意忘形，吃饭喝酒就正儿八经的吃饭喝酒，没有必要唱起来。可我却看见大外公也轻声的跟着外公唱，五十表哥和以前一样，只要外公他们两兄弟笑起来他也跟着笑。
1975年，地栋村还是点着煤油灯，习惯于这样昏暗的夜晚，尽管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睡在外婆身边，因为外婆身边有了和她形影不离的两岁的小妹。奇怪的是，晚上屋背帽子山刮下来的风声不觉得有多恐怖了，也不觉得苗变婆回来敲门，因为白天看到从邦洞一路下来的山上没有参天的大树，也就意味着苗变婆没有了藏身之地。心安了，在黑咕隆咚的地栋村过夜不再有过去的忐忑。
好了，这才算是有了一个结束，结束了我的保育院生活、结束了送二哥去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结束了对苗山苗人的迷惑，从此才能算是正式开启十五年的学生岁月（那时的小学只用上到五年级，还没有学前班）。
我得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上小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开始，就不是那种特别认真好学的学生，可以说，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对课堂上老师讲的课文一直都是似懂非懂，因此，我不记得我的小学一年级第一节语文课的内容，到底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教导，还是拼音字母"a、o、e"？算术课的第一节到底是"1+1"还是"1、2、3、4、5......"？上课的时候，也不是那种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听老师讲课，倒是没有讲小话，因为我的同桌阿雯总是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都不想和她说话，反正就是无法聚精会神的听一个人在黑板前讲课。
课堂上，会时不时的望着窗外不远处的沙子山，沙子山坡上有二哥和他的革命小伙伴们挑石子和石灰上去写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望着望着就会产生很多幻想来，好像我和革委院里的小伙伴们曾经在沙子山坡上埋伏打击从县城出来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我们一直英勇的坚守阵地，最后就剩下我和小兵哥等少数几个人。我还确定了志峰哥是壮烈牺牲了的，一颗国民党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志峰哥的胸膛，他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的到来，然后就闭上眼死了，最后，还没等到下课，我们就取得了胜利，我们把鲜艳的红旗插上沙子山头，一节课就这么结束了，这样的状态又怎么能学好文化知识？
最让人讨厌的就是，每上到一段时间的课就要小测验，尽管每次都能得到100分，但还是觉得测验很难搞，回去做完家庭作业还不算，还得努力应付第二天的测验，心里总是很慌张。我也就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考试能得100分，那以后，偶尔的一个90分都能让我很嘚瑟。
不过，在课堂上虽然我稀里糊涂的，课文记不住多少，但对围墙上的那些标语口号倒是深深的镶嵌在心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等。不明白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做家庭作业？总而言之，那时候上学最盼望的一天就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大扫除也还可以，至少不用上课。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早上起来，屋外的草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层霜，上学的路上脚趾头冷得发痛。之后，手脚耳朵都生起冻疮来，尤其是小脚趾和耳朵上的冻疮最让人难受，痛痒难耐。每天晚上做完该死的家庭作业在火盆边烤火的时候，外婆会用烤热的白萝卜挤出点萝卜水来给我搽，说是可以治冻疮，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有一天早上起床，听到屋外噼里啪啦的响声，开门看到一幅其妙的景象，屋檐上吊着一根根晶莹剔透的柱子，屋外的树叶树枝也静听剔透的样子，结冰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结冰这样的天气。
那天上学本来是很开心的，走在上学的路上，路边的小天竺桂树叶上结有一层薄冰，在树下或用手摇，或用脚踢，便稀里哗啦的落下一地的冰渣，好玩的要命。我不记得是阿红还是小娜，在摇动第五棵树的时候刚巧路过，一树的冰渣落了一身，显然是被吓住了，还哭了起来，一面哭还一面说要到学校告给老师听。说真的，那时侯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在老师面前告状或检举揭发，我一律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叛徒"，当时还不知道人世间有"蒲志高"，但王连举这一类还是知道的，本来就一点小事，还非得要检举揭发高黑状。所以一听到阿红或小娜要在老师那里告状，整个人心情就不好了，难道在一个院子的玩伴要去做"叛徒"？
到了学校心里就七上八下的，第一节课因为教室里光线很暗，根本上不了课，三个班的孩子都围在教室前的水泥乒乓球台边嬉闹，球台上结有一层冰，家住东门街上的孩子爬上球台作滑冰状，那是真的滑，有人一不留神就从球台上滑倒下来，引得所有人一阵哄笑。我没多大心思跟着笑，而是时刻注意着在教室门口的和老师，她正与另外两个班的老师在闲聊，从她和蔼的笑容可以看出，还没人向她告状或检举揭发。一直到中午放学，和老师也没来找我批评，这才确定阿红或小娜没有去老师那里告状。此时，冰已经融化，整个人也轻松多了。我就说嘛，在革委大院住的人都不是阶级敌人，怎么会去做"叛徒"呢？回家的路上，因为觉得阿红或小娜终究还是自己人，所以心情格外的愉快。
眼看着1975年就在我的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稀里糊涂中度过，意识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只是在这个档口，某一天，在去上学的的路上，经过县人民旅舍前面的报刊栏时，看到好几个人在看报刊栏里的报纸，本来是见怪不怪的，因为这种现象常有，只是那天奇怪的是所有报纸都上了黑框，报纸上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头的照片也上了黑框，与以往的报纸有很大的变化，才好奇的凑过去。听到有个大人念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永垂不朽"，不是很理解，也不知道康生是谁，但既然是革命家，那一定是好人了。起初也不知道永垂不朽是什么意思，等到了学校上语文课的时候，和老师也拿了一张报纸都给我们听，又念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永垂不朽"，我还是不理解，同桌阿雯小声告诉我："这个革命家死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一有"永垂不朽"那就是有人死了。
在我的岁月中，1975年，不管我有多懵懂，但很多事的的确确是有了更多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