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7) 我也當過密探
反右運動結束，輿論一律了，政治統一了，老太爺又心血來潮，要顯顯奇才。接下去是一場破天荒的大運動 :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所謂「三面紅旗」。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勝利，工業十年内可趕上美國，農村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三大差別，共產主義就在眼前。
全國土法煉鋼，我們家的里弄也煉鋼，家家戶戶的鐵器都要捐出去，在爐中燒紅，用鐵錘打成一糰鐵餅，算是煉出了鋼，美其名曰「煉鋼也煉人」。農村要大躍進，畝產十多萬斤，叫做「放衛星」，全國一片弄虛作假。结果毛澤東的實驗徹底失敗，全國農村餓殍遍野，死了三四千萬，共產主義的幻想破滅。
1958年4月我被指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和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林彪等一起拍了張合影，文革只這張照片成了我的罪證，說劉少奇是我的「保護傘」。
知名度漸漸提高，社會活動多，可以得到一些特權，在經濟困難時期（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作為「市級統戰對象」，每月發給三十張「就餐券」，可以帶家屬去政協文化俱樂部去吃西餐，吃一餐每人用一張，還每天可以買一包中華牌香煙等等，也算一種統戰的「特權」吧。
1962年某一天，市公安局有人來見我，我到會議室，公安局的人姓徐，三十多歲，戴一副眼鏡，文質彬彬。他說一個從台灣去美國學粉末冶金技術的留學生叫嚴志殊，不久前回國到上海定居。上海有關方面安排他住在華僑飯店，最近安排他進重機公司屬下的冶金礦山機械廠當工程師。公安局摸不準他的來歷，要我以同為美國留學生的姿態和他接近。這位公安局徐處長說：「老章同志，我們市局同機電局黨委研究過，認為你是我們自己人，信得過，可以和你直說。嚴是從台灣去美國讀書，學成後不回台灣卻來了大陸。一個學技術的，談吐中從不談技術，卻對政治有興趣。自稱與美國總統甘乃迪的弟弟愛德華是朋友；自己說大陸有老母在西南某省老家，回來後卻不去看老母。他母親地址從未透露過，真假不知，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台灣或美帝派譴的特務。」他們要通過我和嚴接近，從側面了解。公安局徐處長要我同嚴結識，把他的言論思想告訴他們。
公安局懷疑嚴某是特務，要我幫他們當暗探，美其名「是自己人」。但我很清楚，我也是美國留學回來，他們骨子裡不可能真的信任我，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肯定也有人在監視我。所以我必須步步小心，弄不好連我自己都洗不清。
這時我局的黨委書記進來，說公司已和冶礦廠黨委交代好，你今後出去活動，直接和市公安局聯系，不必告知公司。我騎虎難下，只能答允。
冶金礦山廠當時的廠長是蔡北華【注】，蔡在上海「解放」初擔任過市統戰部副部長，後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整風中「犯了錯誤」，被降為冶礦廠廠長。我到冶礦廠找蔡，他已明我來意，就陪我到車間「視察」。
【整理者注】蔡北華(1913-1996)，廣東人，1935年加入中共，「解放」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长，文革後上海工商局黨委書記、社會科學院副院长。
嚴某在化驗室工作，就很自然地認識了。嚴知我也是留美，顯得很親切。我多次下廠後同嚴比較熟識了，也來我家做客。不久他遷入分配給他的一套新工房，他設計用粉末冶金工藝製造軸承，說明他真的懂技術。但他也確實對政治有興趣，主要是對週圍事物和工廠管理去同美國比，就樣樣感到有缺點。工廠對他的技術建議不重視，所以他牢騷滿腹。他對工資和住房也不滿足，這些思想對一個回國不久的留美學生來說，並不奇怪，我看不出有哪點像特務。
我同嚴每次見面後，都向公安局匯報，地點在淮海中路一幢高級公寓大樓內一套住宅。室內陳設完全是一家富豪的住所，全套上等紅木傢俱，柚木地板舖了厚厚的羊毛地毯，牆上掛古畫，天頂有吊燈，皮沙發，玻琍茶几，不同凡響，其實是公安的一個掩護所。後來公安局一個副局長請我在和平飯店吃飯，表示對我感謝。設宴在一個套間，與外界隔離。同座除徐某外，又介紹一個叫祝明的給我。以後就由祝同我聯繫。有一次我坐電車回家，上車見到祝明，他明明看到我，我也看到他，正想同他打招呼，他對我似同陌路人，不露聲色，毫無反應，我頓時明白了這是特務本色。
文革後這夥人再沒來找我，68年我在公安局門前大字報上見到揭發那個副局長是「特務」，跳樓自殺了，嚴志殊要是知道這個故事，一定會笑得跌破眼鏡。
1967年文革高潮，我已受批判，嚴志殊請我們去新雅飯店吃飯，告訴我他已結婚，還當了造反派頭頭，自稱能背出整本毛語錄。四人幫倒台後他來看我，說他對大陸失去信心，已辦了出國手續，決定重返美國，此後再沒見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