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伊朗的总统莱希同学在2024年5月19日于公务中因所乘直升机失事而身亡。死是死于直升机，但是……莱希同学算不上“独裁者”，因为伊朗国体特殊，那里的“总统”虽有个“总”字，可其位置在权力表上是第二位的，大统领是那个真正的独裁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那个职位是终身的，“宪”早就修好了，无需连任，是康熙类的位子）。虽如此，莱希同学的死还是和独裁者有关。
独裁者呢，有共性----怕死。
是，世上怕死的人占绝大多数，但还是有个“怕度”。如果，活着的时候并未用暴力残害无辜，并不曾窃取属于社会众人的权力，对死的恐惧不会大到夜不能寐的程度----死后不会有什么窃取的大号利益会失去、死后也不会担心自己的至爱亲朋被逆向残害回来。那个与独裁者连体的“残害”与“窃取”，让独裁者们对死的恐惧达到与其窃取权力同层的超级高度。
回到伊朗，这位总统死于直升机失事。想一想，他时不时的坐着一架老旧的直升机飞来飞去，那位真正拥有独裁权力的“最高领袖”会怎么想？“就你勇敢不拍死是不是？你有勇气，我没有勇气是不是？逼着我‘懦夫侧漏’是不是？”。
在独裁者当道的地界，独裁者因为超级高度的怕死，所以他/她是不敢享用直升机的（直升机的震度、音量、低度与变化烈度都让直升机有比固定翼飞机貌似更高的危险度）。这也让独裁者身边的高级跑腿们对乘坐直升机有了额外挑战----如果你去公开乘坐直升机，你有没有让不敢乘坐直升机的独裁者的形象“懦夫侧漏”？
伊朗总统莱希同学乘直升机失事前的处境。
孤例？
再看一个：
取自1967年春，北京的“北邮东方红”。
文革前的刘少奇刘大人，是太祖身边的第一高级跑腿。太祖怕死是有案可查的。不说乘直升机，就是固定翼飞机也只在进城后初期坐过，但很快放弃，不再享用那个不可控的“危险度”。其后唯一的一次乘飞机，是在1967年夏在武汉被陈再道的手下“准兵变”后仓皇窜出时，就再没有了。太祖的惜命起码达到了世界上独裁者的均值。刘大人这样飞来飞去，太祖会怎么想？“反衬我的‘懦夫侧漏’是不是？”。
得，在这个1966年3月后的几个月，刘大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过一阵，成了“叛徒、内奸、工贼”。
独裁者与直升机的独特关系。
当然，还有另一层。
如果，不乘坐直升机的危险度超出了乘坐的危险度，那还是要坐。
在1989年12月底的那个特定日子前三天，罗马尼亚的“最高领袖”齐奥塞斯库同学是乘坐直升机逃离他的大本营布加勒斯特的。当时不“直升”，就可能会在大本营伏法。可惜，直升机没飞太远，三天后还是“伏法”。
回到文章题目。
给独裁者打工的高级跑腿们，领袖不乘直升机，你也别公开乘。另外，一旦独裁者乘坐直升机，他/她的大本营已经不安全了。
后注：普丁同学的众多热情爱好者可能不服，会说普大帝就常态的乘坐直升机。那个不一样，他是常态性的乘坐直升机在先，成为独裁者在后。而且，在普里戈津大厨飞安事故后，普丁同学的直升机乘坐频率应该会降低。
后注2：清华的博士同学是不会乘坐直升机的。上一位公开乘坐直升机的“为人民服务者”，是温同学家宝，2008年汶川地震后。
后注3：资源有限，如有遗漏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