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回来以后，我呆在一队也觉得安全一些。她对政治懂得不多，但行事极为谨慎，从不乱说乱动，更不会写大字报。在京逗留期间，她知道最新的运动方向已经变成“大联合”，所以哪派找她，她都不参加，只说等着大联合。她平时人缘不错，也没有哪派硬要为难她。我则继续打着“回总场闹革命”的幌子，每周过去看望一两次“818战斗队”的同志们，同样不介入一队的派性斗争。所以在乱世当中，居然把小日子过了起来。】
文燕1967年在杭州的几个月，全国武斗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这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当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当时毛泽东带着一批要员来到武汉，准备现场办公，解决当地保守派“百万雄师”的问题，顺便到长江再游一回泳。没想到武汉军区独立师不服钦命，串通“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把传达圣旨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给抓了起来。毛泽东乱中出逃，亲身体会到“暴民政治”的厉害，于是下决心把自己放出的“天罡地煞星”捉一部分回来，重新打入伏魔殿。
很快，毛泽东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知道光喊话是没用的，与此同时下重手收拾局面，发动了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这个集团和“内人党”一样属于子虚乌有，却牵连了数百万人，断断续续搞到1974年才算结束，其结果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领袖大都被清洗，威胁性、破坏性过大的组织和派别被镇压。再加上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断了红卫兵运动的命脉，文革中为害深重的武斗，到了1969年终于消停下来。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翻云覆雨，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是被迫应付，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要威胁到了他本人的统治安全，他一定不会客气，把谁祭出去都行。从武汉回来后不久，他就将几名替自己发动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政治打手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为此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暗示抓捕三人乃情非所愿，事不得已。他这样做是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同时安抚周恩来——没了这位大总管，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
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并不像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只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始终有主事的权力，并在条件许可时能够把权力扩张到极致。他的过人之处是让毛泽东愿意给他这个权力，不得不给他这个权力，所以才能伴君始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就是周恩来主持的，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不可能在几年时间里系统地清除异己。这些激进的造反派本来是毛泽东极力扶持的革命闯将，如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打倒，他们还要继续闹革命，只能接受“走狗烹”的安排。
曾经让老烟望洋兴叹的金敬迈，运动初期被中央文革相中，在接管文化部后成为事实上的部长，很是叱咤了一阵子，但不久因得罪江青而失宠，并随着王、关、戚的倒台而进了秦城监狱，过了“七年多没见过月亮”的生活（因为晚上不放风）。这份折磨跟乌兰巴干能有一拼，但比罗广斌把半个脑壳摔飞了还是要强。老烟因为写书不成而怏怏，却没意识到作家其实是一个危险行当，尤其出了名的作家，在文革中职业风险更大。
【由于小刚没带回来，文燕不能再加入哺乳班。这时候两派头目都来找她，希望她回小学去教书，说这是众多家长的共同要求。但她和那边管事的杨利娟搞不到一起，宁愿下地干活。最后好说歹说，算是达成协议：由她接着教大班，直到知青来了以后接手。但杨利娟已经让自己的大妹妹杨利红顶了她的缺，后者教书不行，重新打杂却嫌丢人，于是唆使一个四年级的男生往门锁上糊了一坨大便。
文燕那天一早来教室开门，差点就中了招，当下气得不行，跑到队部撂挑子。队长大光其火，马上进行调查，很快就抓住了肇事的学生。杨利红死不承认与此有关，杨利娟更是说文燕教唆学生诬陷自己的大妹妹，结果把队长和两派头目搞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决定让杨利红回生产队劳动，并且警告杨利娟：“再出这种事，你也别干了！”
快到年底，文燕又怀孕了。她接受上次教训，寒假期间没去参加劳动，而是在家保胎。杨利娟也学乖了，不敢再折腾她。开学以后，文燕仍然尽力教学生，但内心里非常不愿当老师。她在杭州目睹过一名怀孕教师被红卫兵弄到树坑里夯土，大受刺激，害怕自己哪天也会遭受同样命运。于是等3月初头一拨知青来队，她都不再和领导打招呼，直接下地干活去了。我担心这样对胎儿不利，她倒是大无畏，每天跟着队员出工。不过队里也比较照顾她，没让她干重体力活。如此一直坚持到6月底，她才挺着大肚子回家歇息。
文燕再次怀孕，给这个小家重新带来希望。女人身上具有造物主的非凡力量，这一点让我膜拜，自叹不如。我十分珍惜此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模范丈夫。除了照料她的饮食，我还做了很多家务。那时我对木工起了兴趣，买来全套工具，跟着队里的木匠老潘学手艺，最后做成了一张炕上使用的小饭桌，又把烧断腿的摇篮安上了两只橇板，为即将到来的新孩子准备好了安乐窝。】
2023-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