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听讲英报知大势 酒楼校友留大陆
三月下旬一个星期六下午，英文老师来我班检查学生做练习的情况，我班几十个同学完成了作业，他很高兴，我看见他又夹着英文报纸，大家希望讲总新消息让我们听听！
他说：“这些消息，中文报纸是不登的，我讲了你们如果传播出去，我的饭碗就砸了，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可得管我饭吃！”
“请你讲给我们听，我们保证不乱传！”大家说。
他讲了《四平街三进三出》，并在黑板上用粉笔绘制了地图。
他不但水平高，而且胆子不小，我们的班主任——体育女老师，杜馥也进来听了！
我听完之后，好像自己年长了六七岁，比兴隆哥大了。张姐在国棉十一厂细纱车间干活，只有星期天在家中能见到！其他都是早晨出（我还没有起床），晚上回，那时我已经睡觉了。
一个星期天，我对张姐说：“我知道将来的事情，比你和赵哥都大好几岁！”
“什么事都可以吹牛！年龄可不能吹牛！”张姐说。
“我猜到将来……”我刚一张嘴。
“小三，我带你去城隍庙有事！”爸爸在喊我。（他心里把表哥看成老大）
爸爸手里拎着一捆书，我跟他到了电车站，乘十六路电车到了江西南路，又走到城隍庙，进了一品仙酒楼楼上。
楼上的里外间共放了八桌酒席，有六、七十个座位，会长是我小学毕业时见过一面的束云章总经理，他站起来对大家说：“还有几位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宴席是我感谢大家近三年来与我同心协力的工作表示谢意，除中国纺织公司的人之外，还有十几位别的单位的，但都是曾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学友，我知道大家都接到政府的通知，要大家去台湾，许多人拖儿带女都不愿意去，而我身为总经理，在其位，不能不去，愿意去的到里屋就餐，不能去的就在外屋就餐……”他说完就进了里屋。
爸爸数了十三个灰皮的纪念册，叫我送到里屋去，我进了里屋，束总经理摸了摸我的头说：“个子还没有长高，上几年级啦！”
我说：“上初中二年级了！”三名迟到者也上楼来了，就是从杭州来的浙江大学校长苏步青，还有另外两个教授，因为外屋六桌都坐满了，所以就坐到里屋来。
束总经理说：“坐下来，坐下来，不会拉你上海轮！”
我出了里屋到爸爸的身边坐下，一盘热腾腾的菜由服务员端了上来，他说：“这个菜叫做《蚂蚁上树》淮山药是树，黑芝麻是蚂蚁，非常形象！”
一位与束总年纪相仿的长者说：“现在是树倒猢狲散，猴子都跑掉了，蚂蚁上树能起什么作用呢？”
大家都附和他的说法，心有灵犀一点通，外间没有人去登记去台湾的船票！
吃完了饭已经下午两点，每人领了一本纪念册就离开“一品仙”酒楼。
（六）按装浴室仅半天 一别不知何日见
又过了四、五个月，一天深夜，赵哥跌跌撞撞的到了我家，原来，江阴要塞的司令逃往香港，下面的两派内哄，赵哥属于少数派，少数派失败，他逃出来，乘了装螃蟹的鱼船到了西郊漕河泾，步行了十个小时，才到家中。
第二天，传来了解放军打过长江，江阴要塞近两千官兵投诚的消息。
爸爸到中纺总公司开会去了，赵哥、张姐问妈妈：“我们俩怎么办呢？”妈妈也是一筹莫展！
赵哥对张珍说：“要塞官兵起事前夕，司令官逃跑了，他上直升飞机时，我在他跟前，许多人都误会我，说我把起事消息告知了司令，我只好夜里乘渔船逃到白茆镇，再换卖螃蟹的船到上海西郊，步行走到家来！”
我说：“上海很大，七、八百万人口，你一个小兵，谁能找到你，张姐在我家，赵哥在乡下躲一阵！”
“胡说八道，乡下在壮丁，他俩才结婚，再分开，如果见不上了，怎么办！”我姐说。
忽然我发现在小茶几的下面有一个信封，原来是一封信与两张船票！
信上写着：“姚先生，你是东京工大同学会副会长，又是中纺公司的专职委员，你在上海不好，还是去台湾吧，附上船票二张，别耽误了日期”。夜里，爸爸来了一个电话，他说：“总公司的地下党员委托我负责文件档案保管，所以我决定留在上海！而且这几天住在总公司！”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船票给了张姐，一看最后上船日期是五月十日，也就是后天。赵哥对妈妈说：“我把浴室按装好，请给表哥打个电话，借一个钻机……”姐姐马上把电话打了，中午，它就被送来了！赵哥忙了七.八个小时，到夜里就完成了！
五月十日中午，表哥开了一辆中型吉普，接张、赵去公平路码头，我与姐姐去送他们！
在码头上，我们四人低声合唱了雍兴小学校歌：“太白山麓，渭水之浜，巍巍雍小，三厂之光，智、体、群、美、五育并进……”
赵哥把李老师的诗词汇编（手抄本）送给了姐姐，张珍把我抱着说：“这一分别，不知哪一天才能重逢！”
海轮开走了，表哥把车也开走了，我与姐姐坐电车到小沙渡，步行回家的路上，姐姐说：“看你与张珍的热乎劲，你是不是爱上她啦！”
“你说什么呢？我才是初中生，谈恋爱还早呢！你有男朋友之后五年十年再说？”我说。按下这头不表，且看海轮如何？
海轮开了三十多个小时，达到了台湾的基隆港，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赵哥用五块银元换了一些台币。
忽然一连开来5辆大卡车，车的玻璃上贴着宜1、宜2、宜3、宜4、宜5，这是宜兰驻军运粮队的卡车。
日本投降后，政府任命魏道明为第一任台湾省主席，进驻军队十几万，最小的县也有三四千人，像台北市就驻扎了两万人，总之，每天就需要20—30万斤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