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庄解放了。三天的庆祝活动过后，对汉奸和伪军的清算运动开始了。这是解放后张庄的第一次群众运动。
“那天，成百上的人控诉了汉奸头子及其帮凶的罪行。张庄一位妇女讲了她儿子金卯时如何被杀害的，当她讲到保安队如何把她儿子塞住嘴捆起来扔到井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群众中也有不少人跟她哭了起来。”（P151）
控诉大会结束前，张庄炮楼的伪军司令温启荣和五区保安队的队长申计梅被判处死刑，大会结束后他们被拉到村边的一块空地上，面对着他们曾经据守的炮楼被枪毙了。
八年抗张期间，汉奸们确实干了很多令人深恶痛绝的坏事，抗日群众对他们的仇恨是强烈的。对汉奸的清算主要是剥夺其财产，罪大恶极的头目会被枪毙。这种清算活动，或者是自发的，或者是有组织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张庄的清算活动主要集中在剥夺汉奸资产上，这是因为张庄群众认为，日伪期间，汉奸们靠欺负百姓掠夺了很多不义之财。抗战胜利后，人们要讨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张庄“反奸运动”的领导并不是农民选举出来的，也不是上级政府任命的，而是由几个抗日青年自发组织的。他们在日本投降后就组建了张庄村公所，是抗日斗争胜利让他们觉得自己具有合法性。后来共产党五区和潞城县委相继承认乐这个年青人成立的村公所，才使得村公所具有了合法性。
“在师福元的领导下，村公所召开全村大会斗争了郭德有（尚石头的继任者）、郭富贵、李同仁和其他许多汉奸骨干。每次斗争会上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放开胆子站出来控诉。控诉中揭发了汉奸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拿出他们的全部财产也不够偿还。他们不仅贪污，还名目张胆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而且强迫别人代替他们出劳役。这些劳役加起来有好几个月，要求还给代他们出工的农民。”（P153）
其实，一开始农民们心有顾虑，对共产党是否能站住脚，是否会胜利没有把握，担心阎锡山打回来，反革命势力会反攻倒算。所以他们既不敢控诉和斗争汉奸，更不敢剥夺汉奸们的财产。本打算分给农民们的汉奸资产没人敢要，村干部挨家挨户去送也没人敢收。在枪毙了几个汉奸头目后，农民终于敢于起来斗争了。这一幕与姜文的《让子弹飞》里枪毙黄四郎的情节颇为相似。长期以来，农民们对统治阶级的畏惧已经刻在骨子里，很少有人敢于造反。可一旦起来造反，往往表现的就没有章法，不讲政策，打击一大片。很多被迫和短暂为日伪做过事的也都被剥夺了资产，哪怕是贫农和雇农也一样被斗争和剥夺资产。这个过火的斗争背后，既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有复仇欲望的驱使。这个特点在早期的土地革命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但那时毛泽东是支持农民造反的，因为毛泽东认为这是矫枉过正，任何过分都有革命意义。
可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国共还在谈判，处于弱势的共产党还期望和平建国，所以并没有放弃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开展面向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所以张庄的运动违背了当时中共的政策，明显表现出无政府主义、混乱无序，乱斗乱打的现象，属于犯了左倾错误。张庄所在的五区的“反奸运动”是在1945年12月结束的，当时的区干部已经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并及时进行了总结，但他们总结的教训是斗争没有体现阶级性，并不是斗争违反了中央统战政策。于是潞城县委在反奸运动结束后，在群众的呼吁下，随即就开展了面向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这种左倾冒进极大地干扰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加剧了紧张局势。在群众起来后，领导力量如果一味顺着群众意愿行动就变成了民粹，所谓的领导就成了群众的尾巴。农民的觉悟是有限的，他们更注重的是眼前利益，如果领导者不能及时制止冒进行为，群众运动就会失控，反过来危害革命本身。
对汉奸的斗争相对是容易，可与教会的斗争却不那么顺利。张庄的教会由来已久，势力很大，是张庄最大的地主。日伪时期张庄的所有汉奸几乎皆为教徒，这让张庄农民自然而然地有了排教情绪。教会头目孙神父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曾与日伪勾结，可信徒们依然信他（这有点像《周处除三害》里那些信邪教的教徒）。几次斗争都不顺利。于是村干部改变了策略，不再批判教义，而是揭发孙神父的非宗教活动，比如勾结日寇、勒索钱财、强迫入教、歧视穷人等劣迹。这个策略很管用，连他手下最忠实的教徒都起来揭发和批判他。
一个叫郭真宽的教徒起来揭发他说：“你让我们穷人忍饥挨饿，不能生气，不能越轨，可你自己天天吃肉吃白面。不合你口味还要让厨子重做。你每天夜里跟修女睡一个被窝，自己不干不净，还让旁人讲德性。”
孙神父被质问的哑口无言。郭真宽继续揭发和质问他：“再说你做弥撒，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做，谁给的钱少就往后搁几天。谁要是没钱，你就干脆不给做。你做弥撒到底是为大伙，还是为做生意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