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汉阳陵出土了2100年前的芽茶遗存到唐代陆羽总结《茶经》，从白居易的《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到苏东坡的《汲江煎茶》，茶无论作为药材还是饮用自古流入中国文化确切无疑。日本至今还保留着至宋为止还流行的抹茶制作和饮法，当我们了解日常用热水泡茶饮用起于明朝以外，似乎饮茶只有在经典或者文人笔下。至于普通庶民的饮茶习惯在古书里记载甚少，而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几乎以一个正面描述了当时晚唐庶民以及一般寺庙里饮茶习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史料。《入唐记》全文分四卷八万余字，其中提到“茶”约三十处，笔者不以繁琐地摘取试着分析一下。
840年3月13日，圆仁与弟子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务工>四人，在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西行途中，到达蓬莱县境内，从战斋馆出发西行二十五里，“到乘夫馆吃茶”。次日，又从图丘馆出发行十里，“到乔村王家吃茶”。
4月5日到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北>，又西行到“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
4月6日，又西行到醴泉寺果园吃茶。
4月22日，早上行过二十里路程后，到南接刘家吃斋后又吃茶。
5月20日，圆仁一行在五台山，从花严寺向西行七里许，“到王子寺吃茶”。
5月21日，从供养院吃斋后，“到中台菩萨寺吃茶”。
5月22日，在五台山东台巡礼途中，到台东头供养院吃茶。
845年5月15日，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友人送他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正东门>外吃茶。
从以上九次吃茶的情况看来,都是在行进途中休息时吃茶。徒步间隙吃茶，无疑是提供水分有助于休息、消除疲劳。其次九次吃茶有四次是在村民家中，一次是在醴泉寺果园，这都是从事体力劳动者的所在地。庶民家常备有茶，随时可以用来招待来往行人。要知道今天山东半岛一带也非产茶区，村民家中普遍有茶，更说明茶在普通庶民的生活中角色。845年8月，圆仁又到登州，发现“山村县人飧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痛”。圆仁感到“涩吞不入，吃即胸痛”的“盐茶粟饭”，当地村民却养成了“爱吃”的习惯。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将茶叶拌盐作成类似酱菜来下饭。
茶的另一种功能是“以茶待客”。
839年正月3日，圆仁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延光寺，“当寺庆僧正入寺，屈诸寺老宿于库头<食堂>空茶空饭。百种周足，兼设音声”。所谓“空茶空饭”不知其意，后翻阅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先生的解释是“恭敬地捧上来的茶饭”当地俗语<见《入唐记》第106页注释>。既然“百种周足，兼设音声”,可见场面隆重，在此场合以茶饭招待贵客，说明敬茶有以礼相待之意。
4月7日，圆仁一行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兴国寺，“寺主煎茶”招待他们。又行二十里，到名为心净寺的尼寺中，碰到海州押衙，押衙有“勾当蕃客”<办理外事>的任务，自然要招待他们吃茶。“吃茶之后，便向县家去”。
840年3月3日，圆仁等在登州“入州见录事。又入判官衙，从载门入参见使君，邀上厅里吃茶。次日，使君<州刺史>于开元寺召见圆仁等。圆仁被召见时，使君判官正在吃茶。圆仁到来后，就对其“赐茶”，并“问本国风情”。这种日本遣唐僧和大唐地方官员见面饮茶场景。
3月23日，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应萧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茶周足”。因为判官信仰佛教，所以对日本僧人以茶饭招待以表热情。
4月2日圆仁等赴青州节度副使张员外院辞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吃茶，辞别员外，到寺里。”张员外虽然不像萧判官一样信佛，但也以茶食招待。
7月13日，圆仁离五台山到太原府住在华严寺。陪同圆仁离开五台山南行的一位叫义圆的僧人引圆仁等来此居住。圆仁颇为感激义圆，故而在《入唐记》写道：“头陀（义圆）自从台山为同行，一路已来，勾当粥饭茶，无所阙少。”既然从五台山到太原沿途粥饭茶无所阙少，可见当时在今天河北地域庶民生活中喝茶是一个普遍习惯。
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在845年7月9日到达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县长官令“勾当茶饭饮食，且令将见”。
根据以上情况，圆仁一行受到茶或茶饭招待，都是在寺院或官府。这些地方都把他们当作客人，故而以礼相待表示尊重。唐代陆羽在《茶经》“七之事”篇对以茶会友以茶敬客有着重描写。在《入唐记》 还记载将茶作为礼物或献品延流于当时社会。
839年3月3日，圆仁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听说天台山禅林寺僧敬文从扬州来，遂派弟子惟正前去慰问，“兼赠细茶等”。在这里，赠送细茶实际就是成了见面礼。
3月23日，在楚州的新罗人翻译刘慎言，以细茶十斤及松脯等物赠与圆仁。刘慎言虽是新罗人，但他懂得汉语和日文，在日本遣唐使路经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也和来往的日本人之间持有友善的关系。
840年4月1日，圆仁在青州得到官府准许其继续西行的证件的同时，受赐布三端，茶六斤。第二天圆仁致书以表感谢。当时从登州到青州，连遭数年蝗虫灾害，以致“官私饥穷”，面临生活困境，圆仁不得不向官府乞粮。在此情况下圆仁获到官府的粮、茶、布等物的支持实属可贵。
845年5月15日，圆仁准备离开长安回国，到万年县<今西安市东部>办理离境手续。中散大夫杨敬之信佛，故而派人前往慰问，“兼赐团茶一串”。另外，职方郎中杨鲁士又在圆仁上路后派其子“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显然这是以茶等物为礼品送别友人。
在圆仁入唐的时代明记着这些以茶为礼品赠送友人的事例意义极其深长。在这种场合“茶”的物质意义是次要的，因为它并非贵重物品但含有情感意义，圆仁对敬文送茶，刘慎言对圆仁送礼，都是在对方没有任何要求下，主动向初见的客人表示友好。由此可见这种以茶送礼，实际是一种结交朋友的手段。青州官府赐给圆仁茶六斤、布三端，数量也不算多，但在连年遭灾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圆仁到唐巡礼求法的支持。在圆仁离开长安时有人还赠茶给他，绝没有利己成分，因为当时的道别就是诀别，赠送礼物全在于情感。其次当时正值武宗灭佛运动的高潮期，圆仁离境回国实际上是被驱逐出境的性质，在如此窘迫中竟还有地方官府以茶以物相赠勿庸置疑是给予圆仁精神上安慰。
以茶敬佛在唐代也很普遍。茶被佛教界视为“圣物”，按照寺院的规矩，每日都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佛教信众常以茶或茶具作为供品，向寺院献茶以茶结缘。上世纪80年代陕西法门寺地宫挖掘出许多茶具，其造型和纹饰图案也都带有佛教色彩。在圆仁《入唐记》也有供茶敬佛场面，840年5月5日，圆仁在五台山竹林寺内详细观看了该寺的敬佛过程，并亲自目睹了供茶敬佛的场面。他应约“赴请入道场，看礼念法寺。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宝幡、宝珠，尽世妙彩张施铺列，杂色毡毯敷洽地上，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圣贤。”
5月16日又在五台山华严寺看到僧人“吃茶之后入涅道场，礼拜涅相：于双林树下右胁而卧”。圆仁在这里所记的“吃茶”，可以推定是个礼仪过程。
841年2月从8日到15日，长安的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8日至15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所谓“无碍茶饭”即向不分信俗布施茶饭。
如前所述，圆仁在行进途中以吃茶助休息，有三次是在寺庙里，以茶待客的事例也有三次是在寺庙，再加上供茶敬佛等都说明茶和佛教的密切关系。840年6月6日唐文宗遣使抵达五台山，按常例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遣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细帔500领，绵500屯，袈裟布1000端，香1000两，茶1000斤，手巾1000条。皇帝年赐茶1000斤说明五台山年用茶的数量比此还要大。五台山如此其他山头寺院可想而知，这就不难理解法门寺地宫何有这么多珍贵的唐代茶具。其次可以想象茶种地区对皇室的贡茶是何等一个负担。《旧唐书·文宗纪下》载：“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文宗>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贡新茶，宜于立春后造。”文宗“务恭俭”才改变了造茶时间，以表其爱民。可见皇室的大量用茶是对产茶地区的强力索取。
圆仁笔下《入唐记》关于“茶”记叙可以反映出在唐代后期饮茶已相当流行，这种流行除了上层官僚群体以外，底层农村庶民以及寺庙中也相当普及。于是乎唐朝后期征收茶税也就不可避免，782年9月，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793年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建议：“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见《旧唐书》卷49。以上建议都得到了德宗同意。835年10月，文宗又实行榷茶法由政府垄断茶的贸易，“人甚苦之”。11月榷茶使王涯被杀，“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见《资治通鉴》卷245。835年11月，王涯因参与甘露之变失败被杀，同时被杀官员多人，而围观者惟独怨恨王涯，就因为“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见《旧唐书 文宗纪》卷17。由此推测实行榷茶法后直接影响了底层庶民的生活。由此12月废除榷茶法也就事出有因了。
< 待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