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6）

在此同时，国民党空军唯一的中型轰炸机第一大队对解放军搁浅在海滩的船只轮番轰炸扫射，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也亲率太平舰赶来，用舰炮轰击那些船只。金门战役成为蒋军在国共内战中极少数成功的三军联合作战。解放军押船官兵见势，纷纷跳船投入战斗。船队燃烧起火，熊熊火焰有几十米高，在大陆一侧看得清清楚楚，第二梯队的指战员急得跺脚流泪，但一条船也未返回。

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时，高魁元的十八军全力投入了战场。起初他不敢把兵力用尽，担心解放军在一点红和古宁头方向是佯攻，尔后从金门东部登陆。他布置了一部兵力密切监视金东，直到确认东部安全无事。

十月二十五日十三时，《厦门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解放军进攻金门的消息，大标题是：“解放军登上金门岛，不日即可解放”。这是金门战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诸大陆报端（金门战役就此成为机密）。

十月二十五日十四时，解放军两个助攻团面对蒋军的优势兵力，血战不退，在林厝、观音亭山、安岐和埔头一带与蒋军激战。解放军控制着古宁头村周围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地区，一个无名高地先后易手七次。胡琏与高魁元亲临前线，冒着枪炮给官兵打气，拿酒和烧鸡亲自喂负伤的士兵吃。蒋军再次冲锋，举着青天白日旗冲上了无名高地。

十月二十五日十八时，解放军退守古宁头。十兵团从厦门、晋江等地火急筹得的几条船，大部份被国民党空军炸沉。军指挥所里，肖锋问众人：“部队是增援还是不增援？” 八十二师副政委龙飞虎说：“我们已经犯了罪，不能再添油似地增援。敌人兵力那么多，增援一两个营能有什么用？”肖锋打电话向叶飞请示，叶飞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琏兵团打到底！”肖锋遂决定派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四个连增援金门。增援的官兵均知此一去必不复返，但个个义气凛然。

十月二十五日入夜，因整日鏖战，双方伤亡极大，就在此刻，李良荣仍命令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进攻，师长下到营，团长下到连。四十二团团长李光前赤膊冲锋，高叫：“今晚是我们二十二兵团生死存亡关头，天亮前我们如果不把敌人赶下海去，我们就要下海了！”李光前是蒋军战死者中军阶最高的。

十月二十六日凌晨，孙云秀的增援部队登上古宁头，与刘天祥和徐博会合。孙云秀立即率部发起攻击。战斗起初进展顺利，解放军又逼近了金门县城，金门城守军死战不退。天亮后，高魁元的十八军铺天盖地而来，孙云秀们寡不敌众，边打边撤。当时蒋军的总兵力已增至四万余人。

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时，解放军又一次被逼回古宁头。胡琏到前线视察，参谋问：“哪支部队进攻古宁头？”胡琏曰：“当然十八军！”十八军多由江西人组成，胡琏常说：“正气在江西。自文文山（文天祥）先生之后，江西文风至盛，正人君子，辈出不穷。”

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时，在古宁头刘天祥的团指挥所里，电台一直与大陆指挥所保持着联系。扬声器里不停传来大陆指挥所的声音：“坚持！坚持！”可就是不见一兵一船过海。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肖锋给坚守古宁头的部队发了一封电报，节录如下：

“敬爱的邢永生同志、孙云秀同志、刘天祥同志、田志春同志、徐博同志、陈利华同志并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船工：亲爱的同志们，自十月二十四日晚二十一时，为了解放祖国东南沿海岛屿，……为歼灭蒋介石的残余溃众，付出了宝贵的鲜血，不少同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由于领导错误判断了敌情，我十个战斗建制营遭到失败，写下了极其壮烈的史篇。……为保存最后一份力量，希望前线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归建。我们在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你们。……”

十月二十七日七时，孙云秀负伤后饮弹自尽。

十月二十七日八时三十分，蒋军对古宁头阵地发起总攻。蒋军海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的海上，用重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飞机也出动了。十时许，古宁头陷落。

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登陆，却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统一指挥。竞渡时已十分混乱，除主攻团在大嶝岛海面完成全团战斗编队外，其它两个团的登陆地点大都偏离了预定目标。大家上岸后一个劲朝纵深猛插，没有立即修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只有在古宁头突破的助攻团留下了一个营巩固登陆场，正是由于在古宁头留下了一个营，才能以该点做为支撑点，坚持战斗达三天之久，增援部队的四个连也正是在这个地段登陆的。无统一指挥即无协同作战。三个团上岸后，由各团的首长直接接受军指挥所的命令，互相间缺乏沟通联系，终被敌人各个击破。

胡琏登上湖南高地观战时，一个师长告诉他，敌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率两万余众来犯，已遭痛击，肖锋谅巳被击毙。胡琏微笑不语。蒋军将一部解放军包围在垄口，一边进攻一边高呼：“活捉肖锋！”这时有一名解放军干部跃出堑壕，大喊：“我是肖锋！”随即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一时间，敌酋肖锋毙命之说盛传。胡琏则做出了两个判断：1）解放军登陆金门的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人；2）根据解放军攻击凌乱、协同不好的情况看，上岛的指挥官估计不会超过师级，很可能最高是团级，事实证明胡琏的判断极为精准。十月二十七日，金门守军向台北报捷，称毙敌军长肖锋以下师长五至六名，连远在北京的周恩来都以为肖锋牺牲了，胡琏却在电报中称：“解放军仅虏得隶属不同军、师之四个团长。”

在金门战役中，蒋军付出了伤亡约三千七百人的代价。

十月二十七日十时，解放军十兵团命令撤消战斗。

二五一团政治委员田志春在二十七日晨被俘，后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一九五0年初被害。

二五三团政治委员陈利华在二十七日被俘，化名混入蒋军，被查出后遭处决。

二五三团团长徐博在二十六日晚突出重围进入东部山区后，一直藏在北太武山的山洞中，靠挖红薯等充饥，等待解放军第二次登陆。一个当地农民向胡琏抱怨他种的红薯常常在夜间被部队偷吃，胡琏遂出动一个师的兵力搜山。直到一九五0年一月，“长发长须，形同野人”的徐博被国军发现，后被押到台湾处决。

金门战役中，解放军被俘五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年龄较大或受过伤的九百多人于一九五0年被台湾用渔船分批遣返大陆。这些人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审查之后，一律被开除党籍、团籍以及军籍，大多数被遣返老家种地。二五一团副团长马绍堂在台湾集中营内拒不接受敌人的招降，曾受过电刑，回大陆后却被判了五年徒刑。另一回到大陆的团级干部、二四四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也被判五年徒刑。助攻团的教导员之一陈之文，被俘后在集中营里组织斗争，回大陆后却被定为叛徒。一九八三年，通过复查，为其恢复党籍，三十余年的冤屈得到申张，陈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陈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过。命薄啊！”在十年文革期间，这批人统统受到批斗，纵是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一九八三年后，中共为这批将士平反，补发了一点钱，按复员处理军籍，党员恢复党籍。其中不少人由于饥饿、病患、批斗或年迈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

二五一团二营十九岁的卫生员胡清河被俘后，在一九五0年八月靠着两只篮球球胆，在海上游了十二个小时回到大陆。但历尽艰辛回到祖国的胡，由于做过俘虏，因此先是被部队严格审查了三个月，在确认没有在被俘期间投降国军和做特务后，仍然被开除了军籍和党籍，回乡务农。在文革中，胡多次被扣上间谍、特务和叛徒的罪名，被游街批斗，他的子女也受到牵连。一九八五年，胡被平反和恢复了党籍，享受了老兵该有的待遇。

大多数被俘的士兵原是先前在大陆作战时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因此在“新生训练营”训练数月后，就分配到各部队归建为国军。留在台湾的战俘在大陆都被列为烈士，家属享受了数十年烈属的优待。等到两岸开放探亲以后，一些“烈士"从台湾返乡，成了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热烈欢迎的台商。

肖锋在作战失利后的第二天来到兵团司令部，见到叶飞时，“面色惨白，失声痛哭”。金门战役是这位红军老战士的第一千三百六十五次战斗，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战斗。一九五五年授衔时，肖锋仅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一年，由毛泽东特批晋升为少将。他离休前是副军级的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那级别与他在金门作战时的一样。

叶飞自请处分，但毛泽东原谅了他，他的地位始终未受影响。

金门战斗后，十兵团专门召开会议检讨战役。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二十八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军十二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坚持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亲笔以“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为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华东野战军暨各野战军：“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

金门战役之后，在一段时间内，解放军一直在做重战金门、解放台湾的准备。蒋介石则一直让胡琏当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一九七七年胡琏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胡遗嘱将自己水葬于金门和厦门之间的海底深处，声称“长眠海域，魂护台、澎”。

李良荣在一九五二年退役后经商，常居马来西亚，因车祸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高魁元在一九七三年出任台湾的国防部长，与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林彪等同。高魁元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年纪最大、任职时间最久的国防部长，也是国军中年龄最大的现役将领，号称“最长寿的上将”。高魁元享嵩寿一百零五岁。

无金门之战，便无今日的台湾。当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国军一部在西南，一部在海南岛，一部在中越缅边境，台湾实际是个空岛，胡琏认为台湾岛上的总兵力不会超过十万，而且“官比兵多，枪比人多”。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了泪。他太知道金门战役的意义了。他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

金门战役奠定了国民党经营台湾的心理基础。本来共军打蒋军，左右都是赢；蒋军打共军，横竖都是输。到一九四九年，蒋军更是士气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金门战役象一针强心剂，注入了国民党濒死的肌体，这个党又活过来了。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国民党的转折点。”胡琏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马英九在纪念金门战役六十年时说：“古宁头战役改变了两岸命运，台湾在一甲子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与政治双重奇迹，但大陆一路走来血泪斑斑，比台湾更加曲折艰辛。”

民进党上台后继续接过“古宁头精神”的接力棒。吕秀莲称：“古宁头大战，两岸变两国。”

台湾省戒严令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赋予总统不必通过立法院而宣布戒严及发布紧急命令的权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台湾省政府与警备总司令部公布了“台湾省戒严令”。这个戒严，不是二二八时谁都不许上街的戒严，而是法律层面上的戒严，就是说，宪法与法律靠边站了，一切由警备总司令部说了算。

有了戒严令，还要有些具体的管人措施，于是在同月又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这个条例里有一大堆“卖国罪”、“内乱罪”、“通敌罪”和“暴动罪”等该杀之罪；惩治条例里还有一条：“散佈谣言或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动人心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据中华民国法务部的公开资料，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白色恐怖高峰期间，台湾有三万多人被捕，四千五百多人被枪毙，无辜受难者约十四万人。

一九五0年六月，金日成决定挥师汉城，美国第七舰队立即进入台海，毛泽东架在国民党脖子上的刀被推开了，危如累卵的台湾大大地松了口气，然而戒严令却一直延续了三十八年。国民党全靠戒严自保。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彰化人蔡孝乾年轻时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受瞿秋白和任弼时等人的影响，加入了中共。一九三四年，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随红军长征。他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后，蔡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一九三七年，蔡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

蔡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奉命返台，在台北与台共的党员开会，传达中共的指示，于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省工委成立以后，在台北地区组织了中共台北市委，随即陆续在基隆、台南、台中、嘉义、新竹和高雄等地成立了省工委下属的各个市工委。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省工委尚属初创时期，党员仅七十余人。在嘉义起义中武装反抗陈仪政府的台湾自治联军的张志忠是省工委副书记。二二八事件后省工委快速发展，至一九五0年三月蔡被捕时，全台省工委成员约有九百余人。

一九四八年六月，蔡与省工委核心干部奉中共指示，前往香港参加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台湾代表蔡、谢雪红、张志忠、陈泽民和杨克煌等十六人。会议决议对台工作需从长计议，以“台人治台”为号召，并团结外省人共同支持台湾的解放事业。

省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学运及统战，领导了“救苦、救难、救饥荒”运动和四六事件。

（自一九四七年起，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里发生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该运动在一九四八年传到了台湾，改头换面成为“救苦、救难、救饥荒”运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台大与台师大的两个学生在台北合骑一辆脚踏车，被交警拦住，惹起纠纷，结果两学生被打，还被抓进了警察局。警察打人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这次正巧学生在搞运动，于是不少学生把警察局给围了。警察见来了大批学生，赶紧把人放了，还道了歉。可是学生不但喊出了大陆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类的口号，还在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了一个覆盖全台北的学生联合会。在学联成立的晚上，台大法学院举办了营火晚会，晚会中演唱了“你是灯塔”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红歌（“你是灯塔”的歌词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要解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会上唱此曲时，与会的苏联代表表示此曲类似苏联的追悼歌，因此在十月下旬被禁唱了）。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省党部已经换了蒋经国当主任委员，陈诚任省长兼警备司令。蒋经国暂时有名无实，人在大陆还没过来。陈是蒋介石亲信里的亲信，所以台湾就陈一个人拍板。陈政治敏感，又大权在握，台湾的学运既然有共产党的背景，还在向大陆学运的模式发展，于是陈出手镇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六两天，国民党军警进台大与师大校园抓人。其中四月六日去师大抓人时，学生弄点了餐桌椅之类挡住楼梯，并向军警扔餐具等杂物，结果军警“攻坚”，抓了二百多学生。

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先后将“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的有名的“傅大炮”、台大校长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迳行进入台大校园逮捕师生极为不满，亲自找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说：“若有证据，该抓就抓，若无证据就不能随便进学校抓学生！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尽力保护涉案学生，要求军警不得对遭捕的学生上手铐，并保留了那些学生的学籍，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复学。

事后有八个学生被枪毙。这就是四六事件。

陈诚和彭孟缉等抓学生进而杀人，基本上是出于恐惧。台湾的国民党有大难临头的恐惧。毕竟，台湾是国民党无法放弃的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而解放军说打就可能打过来。）

省工委武装工作委员会专职从事绑架勒赎、暗杀、抢劫等活动。

省工委曾提出“攻台建议书”，建议解放军于一九五0年四月进攻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省工委秘密发行的《光明报》遭当局破获。十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大法学院和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查，多名负责人被捕。十月三十一日，省工委高雄市委被侦破，其后相继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更加严重削弱了省工委的活动能力。

十月，保密局发现了省工委委员陈泽民的行踪，随即将其逮捕，陈泽民招供后，保密局依据其供词，在一九五0年一月逮捕了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用计脱逃，不过于四月再次落网。他在一周之内向当局投降，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的中共特工名单。蔡的叛变直接导致岛内四百多名中共党员被捕，牵连一千八百余人入狱。

一九五0年春，省工委山区游击武装被破获。

随后蔡与省工委委员陈泽民及洪幼樵联名发表了“为宣布解散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告全省党员书”，劝告尚未遭捕的党员迅速向政府自首与坦白一切组织关系，并停止组织活动（蔡之后加入了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陈泽民和洪幼樵受封上校）。

一九五0年五月，省工委副书记兼武工部长张志忠被捕。蒋经国曾多次到狱中劝其投降，遭到拒绝。张于一九五四年三月被枪决。

同月，台南市工委成员陈福星等人重新整合组织，退入苗栗三义山区与当局对抗。

一九五一年春天，陈福星成为省工委首脑。

一九五二年四月，省工委再次遭到摧毁，陈福星在当年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组织。

一九五三年底，陈福星获得国防部“核准自新”，先后在台北区调查处、第三处和基隆海员调查处任职。

在解放军无力攻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大力整肃中共势力，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省工委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