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这一天直接与我当年的出国相关，六四运动启动了我们家到美国来的旅程。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想到北京那些死难的年轻人，我当时正是在武汉读书的研究生。
那些场景永生难忘，从北京回到同济的同学所讲述的惨状，我们在武汉长江大桥看到的被学生阻断的京广线，以及我和太太花几个小时从武汉长江大桥走回徐家棚的父母的家。
当时气氛压抑到什么程度？我和太太好多天都说不上什么话。我们看到政府可以如此无耻地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那已经超出了任何有良知的人的想象，谁还愿意在这种地方呆下去？
百般无奈只有想办法逃离，发誓自己应该尽量离开那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就像现在上海人的润潮。什么科学机会少只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做人的基本尊严。
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国洗脑能力在六四的历史述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我们晚10年左右出国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很多还拥有政府的相类观点。
我至今记得，华大香港裔教授当着我的面，对他的从北大来读华大博士的学生说：“她对六四发生了什么，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劝今天有条件的年轻人离开那个没有希望的地方，也尽自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我欣赏美国几十年的自由后，这种感触更深。
但是没有视野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去，就像当年的我，必须看到六四才知道自己需要尽一切力量逃离那里。
真是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国比80年代更腐败，年轻人更看不到希望。80年代赵紫阳还有姿态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现在是全国都在学娘家河毕业生的初心论。
香港以前每年六四都有烛光悼念，今年香港的特首只说那次敏感事件，连六四的名字都不提及。民众更是不允许更换微信头像，在黑暗中打亮手机的灯都被看成是危险的信号。
中国与整个西方的脱钩仍然是进行时，中国老百姓的苦日子正在来临。美国禁中国芯片是14纳米以下，日本最近更进一步，限制级别提升到28纳米，印度摆脱传统盟友加入西方围堵猫儿国。
猫儿比老佛爷慈禧还厉害，慈禧与众多西方强国宣战。猫儿对西方国家实施战狼外交，还借在清华读的法律博士为世界指明方向。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会看到中华民族再次面对流血冲突，他们只有那样才能让自己的政治体制拥有弹性和希望。
参见我在六年前的回忆：“人生的很多事情存在相当的偶然性。我经常对学生说，当我们回忆人生，特别是如果我们欣赏那些杰出人士的履历时，我们会发现影响你人生的关键几步，是在你很年轻时完成的。所以还是中国古人有智慧：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生物所的那天正好在刚从德国回来不久的史教授手下，这就几乎是上帝安排的，当然我也努力。这或许与同济相关，因为那年只有我们两同济的和一位上海的毕业生分到了史老师的研究室，那些中国科大，武大或川大的则去了生产疫苗或血液制品的车间。史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单克隆抗体，这个技术在80年代的中末期在中国是相当先进的，北京都派人来学习。我师兄们申请时我也照着写简历，但是我申请时很自然地把我的单抗染淋巴组织的实验图谱也附上了。科学的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那些脾脏的染色图谱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看得懂，不需要我用蹩脚的英文解释。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十分幸运的，我只写了2-3封信就有华大教授表示兴趣。我当时在家里带儿子，实验室打电话到楼栋说我必须回趟实验室，因为当时六四之后需要人人交待过关，师兄顺便说你还有一封美国来的阳性信，也就是说有美国教授对我感兴趣”。
大家都在谈当年自己是怎么出国的，我也借以前博文说说。当时是1990年8月份，从香港飞美国的单程$1300的机票是我老板买的，我抵美国后还给了老板的秘书。老板还借给我五百美元的现金，以支付公寓等费用，这些都是我以后几个月发工资后需要还的。
“经过当时在德国的史老师的鼎力推荐，信中有句“我在中国的实验室也不错”，我也联系了在科罗拉多读博士的同济前老师，还请从加拿大回去的同事帮我打电话询问，我便得到了来华大做博士后的机会。我告诉我妈妈我要去美国了，她死活不相信，只说要等你上飞机的那天才算数。这事之艰辛还真被我妈妈猜中了，美国的邀请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记忆中超过一个月，明显有被扯开检查过的痕迹。信的延迟使我正好赶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实施的以014号文件命名的限制出国条款，长话短说，我需要赔偿国家的培养费。这文件是政治局在风波之后为限制出国而采取的措施，具体要求是毕业后必须工作满五年才允许出国，否则必须在海外有亲属才行，这已经把中国人分了等级。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他们进一步把亲属分成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他们也需要懂些人类学才能深入细分。直系亲属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爷爷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拥有直系亲属你出国不需要赔偿培养费。旁系亲属则指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拥有旁系亲属你也可以出国，但是需赔偿教育费用，记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币，研究生为每年4000，你还允许用工作年限去抵培养费。当时赔钱美国人好理解，现在的中国也觉得应该，但是我们当时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们读书是免费的，你不能后来强行拟定契约，这在法律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定义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这条救了我。我们家是我妈妈说的“红军长征掉了队，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没有任何资源。当时我师兄戏称我留美是一句歌词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是还是应该细读红头文件，回家与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妈妈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香港，这样我通过配偶就有旁系亲属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当时决定让邻居不时去我们家看看睡觉的儿子，我们赶去汉口的电信楼给香港的表哥打电话，回来后还发现儿子带被子从小床上滚下来了。
“最后算下来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赔偿1.2万人民币左右，我90年读研究生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向全家亲戚加上我妈的同学借。当年传说武汉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划包偷东西，所以我们只能用饼干盒子装钱。赔钱当天，先说好到各家去取钱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这处三千，那处三千。一盒子里装满十块为单位的万元人民币，让生物所的出纳数了好长时间。我出国一年多后，传出生物所会计处有人贪污了万元而被抓，应该有我的部分贡献。
“赔这巨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路长着呢。当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处长的办公室，他烦到几乎可以把我们轰出来。没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现在看似简单的护照，但是同时办出国的同济子弟因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过省教委这一步。就是这位彭处长，他规定不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证明，还作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系亲属必须全额担保我。我有华大教授的全额博士后资助，他说那些东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公民在美国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编造出直系亲属的证明，我们从没想过，彭处长还誓言，这是对国家负责任，误放一人国家会蒙受成千上万的损失。他是纯粹刁难你，你毅志力不强的话，前功尽弃。
“问题是香港舅舅是不愿意担保我的，通过跟彭处长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担保就行。他当时还网开一面，我只要出示中国银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这对于我们穷家小户是个天文数字，人穷只有垦求香港表哥花钱弄份只为满足彭处长官威的担保书。我始终感谢史老师的那句话，他说：“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十分艰辛才拿到中国的因私护照，飞机在1990年8月13日从北京起飞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难的感觉，现在仍然庆幸我当年冲破万难来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