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439） 第一枪

《剑桥中国史》第15卷（1966-1982）是1991年出版的。主编费正清教授于当年去世，因此这一卷称得上他的盖棺之作。那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苏联解体。由于冷战结束，珍宝岛事件的诸多内幕在其后几年间被陆续披露，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无异于一场“饕餮盛宴”。尽管出于不同考虑，各人在陈述史实时多少会打些马赛克，但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来看，还是基本上能够获得全貌，所以这件事已经不像《剑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扑朔迷离了。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珍宝岛事件乃由中方主动挑起。为了准备这场冲突，中方演习了好几个月，最后于1969年3月2日，将苏联巡逻队引入预设的埋伏地点，给予严重杀伤。这虽与多年来“冲突由苏修事先策划、蓄意制造”的中方立场大相径庭，但并不十分出人意外，因为苏联方面一直坚持“被伏击”的说法，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学者采信。然而旁观者如何旁观，对事件的发展并不重要。“苏修”作为当事方，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伏击。伏击战和遭遇战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当年苏军有十几人逃生，自然会把交战过程向上汇报，且不说事后还有法医尸检。

李丹慧在《珍宝岛事件真相》中说：“３月２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东北还是冰天雪地，我们的士兵都披着白色斗篷，苏联巡逻队过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跳起来就用匕首刺杀他们。根据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回忆，第一枪也是我们先开的。通过事后苏联向东德通报情况上看，苏军死亡的士兵多是从背后近距离被刺死的。”这是一篇讲演稿，李说话比较自由。她在另一篇文章《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则有意含糊其辞：“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的曹建华（战后任司令）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他在《珍宝岛亲历记》的采访中，详细披露了从策划到开火的全过程：

“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了第一个作战命令。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的部队；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一队人马公开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找到了岛南端可潜伏部队的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三十多度， ……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搏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上午8时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12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

“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苏军今天头戴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架式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方包围过来。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准备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

“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向敌人倾泻过去……”

曹建华的回忆具有一个参谋的准确和细致。他虽然属于老烟所说的“中低级军官”，却是战场的最高指挥，由他下令开火符合军事逻辑。尽管当时千钧一发，他对于谁开第一枪并没有含糊其辞。

我之所以对这场冲突的爆发细节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哪一方有所准备”、“谁先开了第一枪”对于分析中苏之间接下来的博弈实属“根本的问题”——如果是遭遇战，苏方有理由认为事发突然，双方战士不过出于本能反应而开火，这种冲突通过事后交涉不难解决；如果是伏击战，性质则全然不同，苏方会认为中方有高层授意，为着一个比珍宝岛大得多的目标，因此倾向于采取加倍报复手段，以收震慑之效，事件将迅速升级。

从1964年起，两国边境纠纷就开始大量增加，原因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不断提高调门，终于对沙俄时代中国失去的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提出要求。其实他并非真想把这些地方要回来（再说也“要”不回来），而是逼着赫鲁晓夫承认沙俄同清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以便给苏共“老大哥”的脸上涂点黑。赫鲁晓夫当然不干：面子就是里子，这么多“神圣的苏联领土”都来路不正，苏共还怎么跟中共继续论战？还怎么领导一帮社会主义小兄弟？毛泽东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此举确实令十几年来相安无事的两国边境出现紧张。

不过在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前，中苏边境的冲突大都发生在苏军和中国老百姓之间，致死事件很少，而且要是较起真来，基本上都可归结为苏军处置失当而非故意杀人——当然中国从来会指责对方蓄意而为。至于中苏边防军之间的较量，则严格控制在“拳脚+棍棒”的范围内，并无一人死亡。唯一开火的一次，是苏军向我军发过六个点射，但未曾有人中弹。这应被视为鸣枪示警，否则苏军的枪法也太不好了。

因此，较之以往司空见惯的两国边境冲突，珍宝岛事件无论从性质还是规模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苏联当局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共怎么突然来了这样一记“惊险的跳跃”？然而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又是确实的：对方打伏击，显然蓄谋已久；没有鸣枪示警，一开始就要致人于死地。这两点足以说明，对方怀有最大的“恶意”。然而这个“对方”是否就代表中国的“伟大领袖”，苏联当局一时并不敢确定。于是柯西金拨通了早已冰冷多年的中苏热线电话，打算找毛主席或周总理讨个说法，却被义愤填膺到胆大妄为的中国接线员给骂了回去。

此后两国关系便呈螺旋式下降：先是苏联放出风来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到了8月，更是在新疆铁列克提伏击了中国的巡逻队，不仅报了珍宝岛上的一箭之仇，而且表明它有意愿把战线扩大到中国西部，甚至直接打击罗布泊的核基地。苏联的一通“神操作”，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核打击”这件事，从“不可置信威胁”成功地变成了“可置信威胁”，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联美抗苏，于是才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冷战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最终解体，都可以从珍宝岛上找到根苗。老烟把它视为“改变中国国运的启动钮”，是有其道理的。

2023-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