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教授主讲“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发布时间: 2022-11-29 浏览次数: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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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7日下午，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3期成功举办。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以“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为主题，给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正绪主持，来自国务学院、经济学院等各院系的复旦师生共50余人以及线上听众60余人参加与了讲座。
文一教授是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学士，美国圣母大学科学哲学硕士，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CCB 讲席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包括发展政治经济学和各国工业化经济史。
讲座开始，文一教授指出他的一系列研究及《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的目的，是提出新的关于西方五百年崛起的思路，将一系列独立事件串联起来，并回答“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的问题，并就后发国家如何超越先发国家进行探讨。
文一教授指出，近代科学的兴起有两个标志。除了大家熟知的17世纪牛顿力学体系，还有18世纪拉瓦锡的化学理论。这两大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大成就，孕育了近代西方的科学革命。随后，文一教授引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直到17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了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为什么近代科学却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文一教授认为，当前流行的关于“李约瑟之问”的观点都存在缺陷，并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注经传统”、“功利主义文化”传统阻碍了科学革命的产生。文一教授指出，法国的科学革命在专制的路易十四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苏联的政治制度一向被西方认为是专制的，但苏联在二十世纪中叶也曾经取得巨大的科技进步。第二种观点认为，古希腊逻辑思维与中世纪一神教经院哲学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科学革命。文一教授则指出，直接继承了古希腊逻辑知识和具有一神教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第三种观点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对思想自由的支持是科学革命产生的原因。文一教授指出，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派别都是排斥科学的。第四种观点认为，科学革命的产生，离不开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两大基础——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文一教授认为，这只能部分解释物理学的进展，而不能解释化学革命；更重要的是，科学革命的产生，需要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在质疑了当前流行的观点之后，文一教授指出，回答“李约瑟之问”需要将科学革命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是热兵器战争下军备竞赛的产物。文一教授认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技术对基础科学的推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对欧洲各国而言，火药的传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造成了更大的军备竞赛和国家存亡压力，迫使欧洲各国加大对军事武器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物理学、化学原理被发现，科学革命便从中孕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的最大特点不是艺术，而是战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最擅长的是军事武器的制造和创新发明；伽利略长期担任威尼斯兵工厂炮击专家和科技顾问，期间在材料力学和运动力学上都有重要突破；拉瓦锡担任法国火药局局长的经历，促使他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
竞争需求促进科学发展的机制，在当今也起着作用，如20世纪美苏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高能物理、计算机、互联网、芯片、航天科学等一系列基础科学的突飞猛进。但是，近代之前，中国长期生活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缺乏强烈的战争（竞争）需求，没有产生对“变速运动中的炮弹轨迹”进行精确数学描述的社会需求与国家意志，没有产生对“火药及其相关化学成分实行规模化大生产”和集中研发的社会需求与国家意志，也就难以产生科学革命。近代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屈辱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才终于激发出了这种意识和需求，科技才取得重大的进步。
文一教授强调，必须认识到，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不是因为中国缺乏科学革命所需的逻辑和科学方法，而是缺乏产生科学革命的战争（竞争）需求。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投身于大国竞争和对星辰大海的追求，坚韧不拔地形成自己的“科学-技术-商业”循环加速器，才能以举国倾城的顶级压力倒逼中国知识创新体系与制度建设，才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产业升级、文明复兴带来巨大的社会推动力量。
最后，文一教授指出，考察“科学革命密码”的时代意义，在于彻底揭穿一切关于科学革命的“言必称希腊”和牛顿苹果砸头发现万有引力的“奶头乐”神话，认识到欧洲文明的基因密码是“不在国家竞争中崛起，就在国家竞争中灭亡”。
在互动交流环节，有两位同学提出了疑问，文一教授进行了解答。一个问题是，古代中国也存在战争，但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革命？文一教授指出，这里所说的战争的性质，应该是稳定的国家竞争体系，这在中国不存在，但在欧洲存在；此外，中国主要面临游牧民族的威胁，而陆上战争中火炮的战争重要性有限，不如西方海战对火药的要求高。另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一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应用场景和需求推动？文一教授指出，国家会强调科技的应用价值，但并不阻碍非应用科技的发展；科学发展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战争起到的主要是催化作用。
王正绪教授最后总结认为，文一教授的讲座启示我们，要跨学科、多学科地去了解历史，获取多种视角和信息；当前的欧洲历史叙事有其特定的逻辑，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叙事。
科学革命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文|陈九霖《 中国经济周刊 》（ 2023年08月30日 第 05 版）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对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水平表达了深深仰慕，同时提出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如此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以下简称《密码》）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全新回答。
《密码》 的新视角
不得不说，《密码》是一本独特的磅礴巨著。作者从一个特别的视角、以一个全新的思路，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
针对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认为，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自由、理性思维，而是因为长期处于和平富足的大一统环境，缺乏参与国际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的意志以及“困而知之”的压力。
《密码》总体逻辑可分解成4个层面：
1.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源于欧洲各国战争造成的需求；
2.战争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形成战争—商业之间彼此需求与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3.国家支持，即所谓“国家竞争体系”；
4.缘于中国的火药、火炮输入。
文一教授认为，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作者从枪炮、战争的角度，推导出西方崛起的“真实”原因是：“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不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也不是流行历史观强调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和‘英国光荣革命’所引起的。”文一先生还说，所谓西方是靠“民主、自由、法治”崛起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西方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巨大神话。
疑窦与迷思
读过文一教授的著作之后，我茅塞顿开，同时，也疑窦丛生、迷思满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果说战争和枪炮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为什么中国在蒙古帝国时期没有爆发科学革命，也没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蒙古帝国时期，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其疆域远超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军队，先后灭亡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多个民族，所消灭的各国军队数超过千万人，所征服的各民族人口数目达6亿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千米，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也不过4400万平方千米。可是，战争中已经使用“枪”和“铳”以及火药的蒙古帝国，为什么没有爆发“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按照文一教授的观点，即枪炮、战争是西方崛起的“密码”，那么，为什么这个“密码”却在使用热兵器的蒙古帝国失灵？
第二个事例是，相比于蒙古帝国的能征好战，公元10至13世纪的并非好战的“两宋时期”，却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科技史的黄金时代。
有人用两个数字来说明宋朝的科技成就，即：一个科学巨人，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一个科学巨人就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沈括；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就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火药配方的改进和完善。
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他不仅试验、研究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还发现了地偏磁角的存在。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地偏磁角存在的学者，比欧洲人哥伦布发现这一现象早了整整400多年。至于三大发明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宋代的科学成就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从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医药、农学等学科，到机械、造船、航海、印刷、陶瓷、建筑、纺织、冶金等技术工程，无不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前无古人的纪录。
我认为，“两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原因是：国家的安定、民族的融合、国际的交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而并非“枪炮、战争”。两宋时期的科技成就，也不是“国家竞争体系下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以及“国家赞助、科学家团体与军备竞赛”那些所谓欧洲科学革命“密码”的结晶。
一家之言
我赞赏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即：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但不认同文一教授把“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画成等式，乃至得出结论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也不一定认可其所说的那种“社会需求”仅仅是“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除了其所言军事与炮弹需求之外，还应该有社会对物质生活和财富的极大需求等。
当文一教授提到“最大动力”，千万不要理解为“唯一动力”。而较长时期所流行的历史观所说的民主、法治、理性、正义、和平、稳定、开放、交融等，也都是科学革命的重要条件，同样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动力。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科学革命最不可缺少和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一教授所言“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二者相互支撑就是明证。总之，一时一事的发展、一个时代的变迁，决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各种综合因素在一个特定时段、特殊条件下合力影响的结果。
我个人不成熟的思考是，和平孕育科学；战争诞生思想。拉长时间轴来看，欧洲17—18世纪（战争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是非常有限的，远远赶不上和平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成就了很多伟人思想家及其作品；中东亚述埃及战争时代成就了两大宗教文明，即是“战争诞生思想”的有力证明。文一教授在书中讲：“其实，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进步远远赶不上相对稳定与和平的“两宋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创新成果。
最后，引用文一教授的话作结束：“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西方近代的辉煌崛起和对东方文明的超越。但是，只有在真正搞懂西方为什么能够崛起和超越时，才能真正读透西方并找到反超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