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洪湖有个李金玉
作者：白伟志
版权归《国家历史》所有
在三年困难时期，湖北洪湖的人口增长率反而出现高增长。民间传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
公元1960年，农历庚子年，经历过那年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记忆中必定磨灭不去的有一个词：饥饿。
仅河南信阳一地，据其官方志载，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便达50万人之多。距离信阳不远的湖北荆州地区，据《荆州地区志》记载，1960年死亡人数达115844人，远高于往年5、6万人的平均死亡人数。然而，也就在荆州地区，却有这么一个县，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长率普遍趋近于零甚至负增长的时候，人口增长率却达到15.52‰。用民间的话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县就是洪湖县。
为什么会如此？作家朱健国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
寻找李金玉
“李金玉？不晓得！”面对询问，洪湖一位刘姓的出租车司机茫然说，出生于70年代末的他显得有些腼腆,“你到乡下去问问吧，那里老人多，说不定有认识他的。”
在洪湖的石码头镇。一位老人在晒太阳，看到有人上前攀谈，老人连连摆手拒绝。直到听到“李金玉”三个字时，老人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突然泛出灼灼光华：“李金玉？当然晓得！好人呐！好人呐！”
老人名叫周文勤，89岁，1956年担任石码头公社新路大队队长，一当就是20年。在周文勤的记忆中，就是在自己刚刚当上队长的那几年，有一个“个子大些，脸有点胖”的南下干部常来检查工作，这个人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说话慢，一句句搞得清白，声音大，我们一听都懂了。”旁边的人都叫他李书记。后来周文勤知道，这个人就是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
这位李书记作风简朴，平易近人。他下乡时就住老乡家里，“在老乡家里吃饭，要多给别人一点粮票。”
李金玉的这种廉洁作风也给陈汉梅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汉梅，75岁，曾任洪湖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常年跟随李金玉下乡工作：“我们下乡到群众中吃饭，都是要给钱的。我和他在石码头乡一个廖姓农民家里的草屋子里住了2个月。草棚里只能搁两个窄铺，下面码两块砖头，两层竹帘子垫起来，都是自己带的被絮。”
在周文勤和陈汉梅的回忆中，李金玉的形象一点一点清晰起来。这个“身高大约一米七，面色白净，待人说话老笑眯眯的，没有一点架子”的李书记不但清正廉洁，人也非常有才华。“李金玉自幼家境优越，上过私塾，也上过新式中学，文采口才都相当好。他作报告简明扼要，声音洪亮，特别会讲。洪湖的干部最喜欢听他的报告，听时一连几个小时，鸦雀无声。”陈汉梅回忆说。
“三年困难时期，李金玉应邀在武大作报告。武大的那都是学者，都是高材生，都是有名的人，听了他的报告后，全场热烈鼓掌，都说这个县委书记不错，讲得好。”
如果说，李金玉仅仅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的话，那并不会显得有多少特别之处，按照陈汉梅的话说，“那一代的县委书记大都比较廉政，生活作风比较艰苦，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并不是个别现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李金玉从大时代的背景中脱颖而出？
装满坛坛罐罐
1955年，李金玉调任洪湖县委书记。
就在一年前，荆州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因为要保卫下游的武汉，洪湖县被定为泄洪区，结果全境被淹，全县数十万百姓在干部们的组织带领下四处逃难。李金玉来到洪湖，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时任洪湖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的韩耀辉回忆说，当时湖北省有人提议，干脆在洪湖直接搞合作社，不要搞千家万户了。这个提议在当时得到很多领导干部的赞同。也是在同一年，5月5日，毛泽东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强调说：“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
然而，洪湖县委居然坚决反对搞合作社。李金玉直言不讳：“要搞合作社，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思想觉悟，那是空话！”李金玉得到了当时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的支持，加上水灾之后百废待兴，合作社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从1955年开始，洪湖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了1957年，洪湖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5256万公斤，比1949年刚解放时增加了40%。“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全县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7.7%，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1.3%。1956年洪湖第一所中学成立、洪湖师范学院也正式开学……
一切都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李金玉的长子李树棠依旧记得，在1958年之前，洪湖的学校伙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学校吃伙食，3块8一个月，一个礼拜吃一顿野鸭，吃一次鱼块，吃一次红烧肉，这三餐必须有。”不仅在学校如此，“野鸭、鱼、虾，还有藕、莲蓬、菱角，在街上卖的，都一堆一堆的，那真是多！在街上到处是卖这些的，放学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
韩耀辉说，那时候李金玉鼓励农民搞副业，种瓜种菜、打鱼打野鸭子。周围市县不敢这么搞，就非常羡慕洪湖人，说洪湖人生活好。洪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在长江里，洪湖人旗子一摇，那些大船就靠过来了，换点好吃的，那时候一只鸡可以换一条呢子裤子。”
洪湖当时的名气甚至超越了省界。李树棠还记得，当年在放学路上，看得到很多湖南来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自编的竹器。周边地区诸如嘉鱼、赤壁来的人就更多了，集中在新堤附近的一条河边上交易，人山人海。“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洪湖在自己的小天地搞的“特殊化”，也引起了别人的关注。李树棠记得父亲曾跟自己讲过：“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向王仁忠（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告状，你们的李金玉把我们湖南人都拉到你们湖北去了。张平化说我这是‘三自一包’。”
有一天，李树棠走在大街上，听到广播中传出父亲的声音，“当时是在开三级干部会，广播大喇叭，远近都听得见。就是说要老百姓把坛坛罐罐装满。因为粮食不够吃，就要自己存粮。还有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也在大会上也讲过的，好像就是要大家闷头干，莫吭声。”
现在已经很难估量，这个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坛坛罐罐装满”给洪湖人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几年的积累，洪湖的很多家庭很难熬过接下来的困难时刻。
大灾荒来了
1958年到来了。
《荆州地区志》记载：“1958年，全区开始农业生产“大跃进”……7月4日，地委提出要力争完成4万吨钢、36万吨铁的任务，全区上山办钢铁的劳动力达到了50万人……地、县成立伐木指挥部，组织3000多民工大规模采伐木材。”
当时还是学生干部的李树棠在学校里带头炼钢炉。李金玉问儿子：“炼出多少来了？”李树棠不吭声，李金玉说了句“瞎胡闹”，就转身进屋了。
另有一次，学校组织他们去石码头参观，说那里水稻亩产达到了19万斤。“我是干部，还举着旗子带着队伍去参观。我们那时候真高兴，还都感叹原来这是真的啊！”回来后，李树棠和父亲提起此事，李金玉回答：“你高兴个啥，那是20亩地的稻谷搞到一亩田里面去了！”
“大跃进”和“浮夸风”开始对这个曾经为外界艳羡不已的鱼米之乡产生影响。粮食产量、渔业产量、棉产量持续下降，物价却一路上扬。1959年6月开始，因为饥饿患浮肿病人数大幅攀升，洪湖县危在旦夕。
身为生产队长的周文勤对这样的变化最为敏感。“58年之前，生活感觉不困难，后来几年，我们这里就不大好，一个月差大概三四天粮食，群众可怜啊，没有吃的，去挖藕、挖野菜、莲蓬、菱角……吃这些野花式。”
这个朴实的农民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只是觉得奇怪，“粮食在禾场里还没晒干，下面公社里的干部就把它们收起跑了，把群众饿得死。粮食放在粮库里都烂了，他们把粮食收去的时候，上面还有水啊。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啊，烂了好多粮食！”
周文勤不知道的事情，李金玉是知道的。此时，在荆州地委的通报中，周边县市已经出现大面积饿死人，死亡人数一度急剧攀升。李金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顶住压力，尽量将粮食留给民众。
在采访中，记者和当年的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当时的洪湖，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洪湖气候还可以，没有受灾。主要是洪湖县委当时和上面领导发生了矛盾。”
“是什么矛盾呢？”
“上面要粮食要东西，李金玉说我先要解决洪湖自己人吃饭问题，这样就有了矛盾。”
“为什么要跟洪湖要粮食？”
“当时钟祥、荆门这些地方都饿死人了，洪湖没有饿死人。”
“上面开会要粮食，地委书记是薛坦，薛坦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磕头也可以、作揖也可以，只要你们给粮食。’洪湖县那时大概50万人吧。我说平均一个人你给我留下大概三十斤稻谷，剩下的我全部上交。薛坦说你洪湖不能这么搞，最多只给你们27斤。我说这样算下来，一个人一天才几两米？老的小的怎么办？还要生产啊！当时就僵在那里。”
“我走了以后，李金玉接着在那里开会，他回来以后说不行啊又搞成27斤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没得办法。当时地委也确实难，没有粮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洪湖和地委就发生了矛盾。”
这样的历史细节，周文勤当然也不会知道。但他知道，“洪湖受了灾，他（李金玉）把粮食不卖，卖了群众就要饿死。他跟上面走了霸的（叫板、对着干）。李书记说不管咋样都要把群众的坛坛罐罐装满。”
顶住压力的李金玉熬过了最难的三年。这三年洪湖没有饿死一个人，人口增长率在其他地区趋于零的情况下，反而出现高增长。
批斗
大灾荒刚刚过去，李金玉很快就因为自己的执拗付出了代价。
《洪湖县志》是这样记载这段历史的：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召开社会主义教育万名干部大集训……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不仅仅是在三年困难事情的“抗命”，在1958年之前推行搞活经济的一些措施也成为李金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荆州地区志》记载：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堤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而韩耀辉等人，作为李金玉的同事和伙伴也一样受到牵连。《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记载：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查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
史志上的粗线条描述，远远无法显示历史细节的复杂和残酷。简短的数段文字背后，则是个人和家庭遭受的沉痛苦难。
韩耀辉回忆说：“县里开万人大会，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揭发李金玉。把李金玉、徐伟留在大会上，叫他们交代问题。那叫小四清。真正四清在1966年，李金玉被人揭发，说他在洪湖搞独立王国，搞反党。我们几个人就被搞成反党集团了。洪湖的干部90%都搞下台了，大队书记都搞光了。李金玉就单独被关到一个牛棚里面，我跟马香魁被弄到了小岗农场种菜种瓜。徐伟、孙克惕他们在新堤劳动。我们后来都被弄到五七干校，我们不是干校成员，是建设劳动的，在小岗蔡家河。我是整整十年，老李是十五年。到1976年我才安排工作，中间我种过菜、卖过瓜，也当过社员老百姓。李金玉总是一个人，总和我们分开，上面说不能让你们反党集团在一起。”
当年的县委副书记，同遭批判的徐伟，甚至至今都不愿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面对采访要求，他托人捎话：“往事不堪回首，再回忆的话，只不过是将痛苦再重温一次，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而李金玉却恰恰在下放农村的那些年，心情反而舒畅许多。“他和老百姓关系好，老百姓知道这是李书记，所以没有人欺负他。县里的被下放的那些干部，不管离多远，都跑去看他。”李树棠说。
劫后记忆
1978年，李金玉56岁。全国范围内已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李金玉却发现自己处境颇为尴尬且荒诞，因为他居然“无反可平”。
所谓“反党集团”，只是当时在大会上宣布，然后就开始批斗、下放，整个处理过程，无任何正式文件，也没有任何批示、签字，更没有让他看见过。
这个老人1984年离休，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后半生。有关李金玉和洪湖的恩恩怨怨，史志上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痕迹。
当年的一些老人保留下的记忆，也正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消亡。“他好得很，群众很多都念他的呀。我们这么大年纪的都知道，年轻的都不知道，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都不知道。整个石码头就我大一些，其他都死了。”89岁的周文勤是石码头镇仅存的接触过李金玉的基层生产队长。
他一直念叨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七几年的时候，红卫兵斗他，老百姓就护着他，让他在大队里放牛，红卫兵没敢来。群众们都说，这样的好干部再也见不到了，他不贪污，要把群众搞好，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所以我们要保护他。”
2002年10月8日李金玉去世，悼词是这样叙述他的一生：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李金玉同志一九四零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树棠回忆说：“追悼会上，几个老人都到了，走不动的都让人搀着去了。听到这样的悼词，老人家们都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