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偶尔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方方：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关于方方，我想大可不必再介绍了。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期，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方方，就出版了关于对武汉疫情的《方方日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声讨。

彼时，我因为轻信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以及各路专家的辟谣，也积极投身和加入到声讨者方方者的行列。我阅读了《方方日记》的一部分，对于方方在笔下讲述的关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武汉惨状，我以为“极尽夸大事实之能事，极尽污损堂堂中华美名之能事，极尽讨好西方思维之能事”。

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新冠疫情必将会很快拨云见日，烟消云散。

然而，当全世界都已经恢复自由流动甚久之后，堂堂中华还深深地陷在“动态清零”之中不可自拔，以致这场大疫被人为地拖了长达整整三年之久。

这三年来的亲眼所见，亲耳听闻的人间惨剧，迫使我痛苦地反思。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认为，起初那些声讨方方之人，应该向她表达真诚的歉意，如果不是因为方方此类勇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士的努力，尚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尚不知道还会制造出多少悲剧。

正如方方所言，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方方在这篇长文中，讲述了4个家庭的故事。

第一个家庭的故事，方方家的邻居何伯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何伯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

何伯伯年轻时英俊潇洒，脸上颇有几分傲气。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

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

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

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第二个家庭的故事，是许叔叔和许婶婶、许伯伯和许阿姨的故事。

许叔叔和许婶婶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

曾经英武洒脱热情的许叔叔是工程师。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只是，他站错了队，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

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

而那些人抢救许伯伯的目的，无非是“把他抢救过来进行再批斗”。

而许妈妈率儿女们写了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第三个家庭的故事，是善良一生的花伯伯的故事。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当了医生。抗战期间，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的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花伯伯的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人的身上，已经见不到了文人应有的骨气，反而，处处可见文人不应该有的傲气。

关于文人身上应有的骨气，建国之时还是有的。当时提出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大提意见，我知道的是，有好些文人满怀赤诚的心，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公车上书”，他们幼稚地以为，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时代……不料，他们万万意想不到的却是“引蛇出洞”，几被一网打尽。

1977年8月4日，中国恢复高考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的院长、副院长们都来了。

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知识分子们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

这些知识分子们被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给整怕了。作为运动的幸存者，他们的身上看不到半根傲骨，一个个都患上了俯首称臣、唯唯诺诺的软骨病。

各位校长副校长们相互推让一番后，一致意见是“谁年龄大谁先说”，就把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老先生给推了出来。只见杨石先老先生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检讨说：“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崔杼弑其君”的历史典故。

齐庄公和崔抒的妻子棠姜私通完事之后，还把崔抒的帽子拿走，四处炫耀，崔抒就把庄公给杀死了。

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

崔抒杀死了太史。

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杀了他的国君。”

崔抒杀死了太史的二弟。

太史的三弟接着写：“崔杼杀了他的国君。”

崔抒叹口气，没再杀人。

而此时，齐国的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皆被杀害，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要前赴后继，接替太史兄弟将崔杼的罪状记载史册。于是史书上便留下了这样的话：“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终于将崔杼的恶行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而齐太史兄弟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秉笔直书的义举也永载史册，为历代所传诵。

齐太史秉笔直书和崔杼欲盖弥彰的故事给后人的鼓舞和启发是很大的，它永远鼓励着人们实事求是，勇敢的去追求、坚持真理。

我听到的最在骨气的一句话，是“文死谏，武死战”。而今，屈辱地活着已是不易，只有方方，还写下了《武汉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