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真正的精英，有绝不妥协的个性，只是在做人方面，身段太硬了。今日中国的学者若能有他们一分的骨气，学界就不至于如此乌漆嘛黑。
教“微观”的女教授
OU经济系的教授中，年轻教授多是在教基础课，老教授多教专业课。
经济系大部分的年轻教授和我的年龄相似，不过比我大个一、两岁，我因文革被耽误了十年，大学毕业时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又工作了三年、加上生孩子，和这些年青教授属于同龄人。
在经济系做TA，给老教授当助理比较轻省，因为大课少，学生数量也少，教授对学生相对宽松。我是摊不上这种好事的。
第一学期我给一位教微观经济学（本科初阶课程）的女博士当TA，她和她的男朋友都是OU聘的新教授。他们两位都是德国人，平日表情刻板，没有笑容，不像美国教授那么平易近人。女教授的身量和我差不多，比我还瘦一些；她的穿着十分朴素，像普通的邻家女孩，和我一样素面朝天，从不化妆。他男朋友教高年级和研究所的数学，我也在他的班上修课。这样，我第一学期与他们的接触最多。
我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中学，在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时，被财经院校录取，学的是财务专业。1978年大学教的经济学基础课，就是《资本论》，高等数学的课程也相对简单。而这两位德国血统教授的数学课，非常tough。
女教授杀无赦的分数
因微观经济学是所有大一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女教授班上的人数比专业课的人多十倍，有二百多人。她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没有麦克风，其实还蛮辛苦的。她授课又极其认真，每周一小考，还有两次中考，学期末大考，每学期十周之内有十二次考试；而且她出的考试题超多超细。我在中国没有修过微观经济学这门课，帮她改考卷时，这些题中有一大半都不会做，只按照她的标准答案改卷子。
这个班有二百多人，
我帮她改卷子，每次能得A的最多只有一、两位，得B以上的不到5%， 75-80%的一年级新生都不及格。看见学生们成绩这么惨，每次我在阶梯教室发回学生们的考试卷，见他们惊讶甚至痛苦的表情，心里很有些不忍。我就替这些新生向她求情说：“他们都还是十八岁的孩子，要修的课太多，难免顾此失彼。他们玩心也重，先放他们一马，以后这些内容还会学到，常常复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她冷笑一声回答我：“孩子？他们玩得可不是孩子的游戏，保证妳闻所未闻。这里是学府，不是游乐场，想玩的出去玩，别在这儿浪费时间和父母的钱。”
除了不接受我关于放松分数的请求，女教授与我合作愉快，对我的助理工作很满意，态度也越来越温和。我其实也喜欢她做事的一清二白。我本人虽然不太喜欢严苛的人，但对没有章法随心所欲的人，更要敬而远之。
教“数学”的男教授
我在OU的第一学期，一边给德国女教授当助理，一边在她男友教的经济数学课上修课。女老师完全没有德国口音，男老师略有些德国口音，长得也算帅气，一双碧蓝的大眼睛，留着两撇八字胡，只是脸上冷冰冰的，让人不敢接近。我在女教授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也听过他们两位聊天，对OU这种party school的作风颇有微言。想来德国的大学，应该更具备“高等学府”的威严风范吧。
后来我经历了一次男教授“发威”，吓得退掉了这门数学课。数学课是合班上课，既是研究生的基础课，也是本科高年级生的进阶课。因此班上的学生大概有四、五十位，大部分是男生。中国学生只有我一位，还有一位台湾男生，是从加拿大过来的。班上亚洲人也不多，最明显的是五位韩国的男生，他们常常坐在一起讲韩文。
在第一节课教授就明确规定，上课铃声响了之后才进教室就算迟到，迟到三次就算自动退课。每节课在打铃之前，要先把作业交到老师桌上，讲课之前会有一个quiz（小考）。那一天我交好作业、把书包放在座位上之后，先去上洗手间。当我回来、踏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刚响，我一脚跨进门，突然看见老师正在大发雷霆，大喊说这个班上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弊。他讲台上堆着两尺多高的考试作业本，他一掌推向作业本，大约三分之一的作业本哗然撒了一地，然后他愤怒地说：“都应该给你们零分”；又说“谁要是在我进教室之后才交作业，统统零分。”
我吓得站在门口不敢动，等他转身才悄悄走向自己的座位。他发怒说：“你们以为我是瞎子，看不见你们合伙作弊，你们要不就退出我的课，要不就等着我把你们一起当掉。别以为我会装看不见”。后来其他同学告诉我，说这五位韩国男生中有一位是数学系的研究生，他坐在第一排，他身后的四排都坐着韩国学生，每次他快速解题，然后把答案一排一排传到后面，他们合作得很隐蔽，至于老师怎么发现的，就不得而知了。
我自知自数学底子很差（才上初一就赶上革命了），遇到这么暴脾气的老师，恐怕会被“当掉”的，所以当即决定要退了这门数学课。男教授听说我要退课，专门来找我，劝我不要害怕，也不用drop课，说我不会的部分，他可以专门给我解释补课。又说：“那天我不是针对妳的，妳不要怕，我肯定妳能通过这门课。”
我相信教授是正直的人，眼里不揉沙子， 
只是，我已经被那天的暴烈场面吓坏了，对他说“我有自知之明，还是退了为好。免得心理压力太大。如果我的分数过低，恐怕连TA资助也保不住（平均分必须高过B）。”再说我给他的女朋友、刻薄的女老师当助教，已经甚感压力，实在不想再承受男老师的暴脾气。我万没想到这两位“刻薄”的德国裔老师，其实都对我评价都很好。
我退课令这位数学教授非常失望，后来接触美国人多了，才知道，其实很多美国老师不是很在乎女生的成绩，觉得女生学得不好是“理所当然”的。女性首先是要人品好，招人喜欢，如果再加上功课好，当然是锦上添花。
被学生联名告到校方
后来有其他学生告诉我，两教授的严苛态度得罪了太多学生，很多人联合举报说他们的考试不公平、不友善，他们使用不恰当的语言，让学生感到受辱。
还有人对他们的打分标准提出质疑，说他们没有用Scale（统计平均值）来确定班上的成绩，按照Scale，成绩的A、B、C和不及格都有一定的比重，不及格的人数很少。而按照他们的严苛标准，总会有一大半的人不及格。当很多学生联名上告教授，学校对此也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校方找他们二人谈话，希望他们能够改善对学生的态度和打分标准。他们断然拒绝校方的要求，决定一起辞职离开。这事在学生中吵得沸沸扬扬，我们因没有住在大学生宿舍，大概是最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们要完成这个学期的教学，才可以离校。我觉得他们这样有些因小失大，因为从小（从文革）就常处在逆境甚或被整治的状态中，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我试着劝他们做些妥协、保留教职，坚持至少三年，有了经验之后再跳槽。他们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扔持守“宁折不弯”的理念。我很理解他们想维护学术的崇高和干净，但在美国平民化的大学教育体系下很难做到。
或者说他们还活在20世纪前期的精英大学理念当中，又固守德意志民族一丝不苟的传统。他们是真正的精英，在做学问上绝对是好的，只是在做人方面，身段太硬了活着是很累的；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俗人；中国人早就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今日中国的学者若能有他们一分的骨气，学界就不至于如此乌漆嘛黑。
那个学期，我还遇到一位年轻的统计学教授，上课也常常是一头雾水。他也看不起老教授，时不时地讽刺挖苦两句（参考教授群像之二的内容）。他出的试题，也十分tricky，全班一大半人成绩在C之下。
他们的辞职，也让其他年轻教授，比如Dr. Shelbert很不开心，我也没想到，接下来系里让我给Dr. Robert Shelbert当助教（参考教授群像之三：帅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