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县曹边村的梁瑞荣(Leong So，档案中也写为Charlie Hong[1])，生于1881年。未及弱冠，他便于十九世纪末年奔赴澳大利亚发展，先定居于昆士兰省(Queensland)北部的滨海重镇汤士威炉埠(Townsville)，立下脚跟，在1905年获得了澳大利亚的长期居留资格，然后回乡探亲，娶同邑林泗琼为妻。返澳后从1906年开始，他转到靠近该埠北部约110公里处临近海边的小镇英壬埠(Ingham)，与同样是来自香山县的其他六位同乡合股，创办和经营一间名为Houng Yuen & Co.(鸿源号)的杂货商铺，主要经营鞋、五金商品、布料、餐用器皿、文具及化妆用品等，也包括进出口澳中货品生意。经一番努力打拼，生意不错，到1920年代初，已雇有二位西人及八名华人，算得上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商行。
1921年，澳大利亚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准允居澳华人在乡子女赴澳留学，须由居澳华人作为担保人，提交相关财务及亲属关系证明，向中国驻澳总领事馆申请并经由澳洲内务部批复，但这些留学生完成学业后需返回中国。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严格实施“白澳政策”限制华人入境及发展的环境下，这给在澳华人商务发展及事业传承提供了一个机会。在澳已经立足并在商业上已有一定建树的梁瑞荣，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梁门教(Leong Moon Gow)，字锦诏，1906年9月11日在家乡出生，是梁瑞荣的大儿子。大约在1923年上半年，梁瑞荣以监护人的身份，向位于美利滨(Melbourne)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申请，办理时年将届17岁之儿子的中国留学生护照及赴澳留学签证。不过，他不是以上述自己参与经营的鸿源号商铺作保，而是代之以在汤士威炉的查理鸿号(Charlie Hong)店铺作保[2]，承诺每年为儿子提供70镑膏火费，同时也注明，他会根据实际需求增加这笔费用，亦即上不封顶。由此亦可见，梁瑞荣的财务状况较好，底气足。至于儿子来澳留学的学校，他想让儿子进入汤士威炉威时燕学校(Townsville West State School)念书。中国总领事馆收到申请后，依程序予以审理。1923年6月14日，中国总领事魏子京给梁门教签发了编号为284/S/23的中国留学生护照；四天之后，获得澳洲联邦政府内务部核发的入境签证，并在当天就按照梁瑞荣的指引，将护照寄往香港指定的金山庄，由后者负责交给在广东的梁门教并为其安排赴澳行程。接到获签通知之后，梁门教很快便收拾好行装，束装待发。三个月后，待一切安排妥当，他便去到香港，乘坐“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1923年9月17日抵达汤士威炉埠，入境澳洲。这时，梁门教刚满17岁。
在入境时，梁门教曾对海关人员表示要前往父亲所在的英壬埠，入读英壬公校(Ingham State School)。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既没有入读该校，也没有去父亲早前为其安排好的汤士威炉威时燕学校，而是从9月29日开始，就被父亲送往位于英壬埠西南部约250公里处之内陆地区的矿镇车打士滔(Charters Towers)，注册入读加美乐山书院(Mount Carmel College)念书。该校为天主教会所办，是一间寄宿学校，师资雄厚，远近闻名，当然也收费不菲。根据校长的报告，梁门教在校操行良好，学业优秀。由此，他在这里一直念到1926年底，前后逾三年之久。
到1926年，梁门教就要年满20岁了。梁瑞荣想让儿子接替自己，参与经营管理他所投资合股的鸿源号店铺。梁瑞荣于当年4月1日致函内务部秘书，申请将儿子梁门教的留学生身份转为工作签证，协助他管理有十位雇员的商行。他在信中表示，让儿子进入商行，一边做文员工作，处理相关公文，学习管理，最终也是要让他接手这家商行，使其业务能不断拓展，服务当地社会。可是，5月12日，内务部秘书复函，断然地拒绝了上述申请。
虽然碰了钉子，但梁瑞荣并不气馁。他还想利用关系，希望藉由当地澳人出面而使问题有所转寰。而当时梁门教也与澳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赢得了认同和支持，正好可以为之一试。
如前所述，梁门教在加美乐山书院是住校读书，学习和操行都表现得很好，因此，他深得该书院院长莫戈神父(Rev. C. A. Mogg)喜爱。后者在得知了梁瑞荣的想法及申请碰壁之后，深为同情，便很想帮忙，以便能将梁门教留在澳洲。1926年10月22日，莫戈神父刚刚调任到鸟修威省(New South Wales)北部大镇探密埠(Tamworth)的基督兄弟会书院(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担任新职不久，就致函内务部秘书，希望他能考虑到现在梁门教的实际情况，即他已在澳受到了良好的英语教育，本身具备中英文背景，应允许他为其父亲工作，作为其商行职员，处理来往函件等事务。但是，内务部并没有给他面子，对此请求予以全盘否定，并特别指出梁门教的签证条件就是来澳读书，不然他就得返回中国。但莫戈神父并不死心，于11月20日再次致函内务部秘书，告知梁瑞荣希望儿子能帮他做几年文员，协助他处理相关生意，为此他愿意支付一笔钱作为此次转换签证的代价。莫戈认为，过几年之后，这对父子都会回去中国的，让其父子能在一起工作应该是一件好事。他希望内务部再认真考虑这一请求，提供方便；如果内务部不能决定的话，希望能告诉他，应该经由什么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但内务部的回复自然还是一样，并重申如果不继续在澳读书，梁门教就得离开澳洲。因为当时澳洲对中国人的居留限制十分严格，尽可能地阻止来澳的留学生和商人及亲属滞留不归。
莫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教会资深神职人员，内务部的这一回复显然很不给面子。于是，1927年3月28日，他致信曾担任过昆士兰省省长的现任联邦众议员谢铎(Hon. E. G. Theodore)，向其介绍梁门教的情况，表示如能利用其所具有之中英文背景，提供给他一个机会为其父亲工作，也有助于协助教会使更多的在澳华人皈依基督耶稣。为此，他希望谢铎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梁门教获得一个五年的在澳工作签证，甚至使他获得永居权。同时，他告诉这位众议员，梁门教计划在今年4月份返回中国探亲，希望他能尽快给予答复，俾能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莫戈与这位前昆士兰省省长相熟已久，私交很深，故谢铎在接到他的信之后也没有怠慢，即刻将其转到联邦总理办公室，希望能帮忙解决这一问题。总理办公室又将此信转给内务部秘书，冀望能有积极的回应。但内务部长也很绝情，根本不给同僚面子。他在4月13日回复谢铎说，根据《中国留学生章程》的相关规定，无法满足莫戈的上述要求。由是，梁瑞荣想通过教会领袖为儿子留在澳洲的尝试，最终不能得逞。
正如莫戈在给谢铎的信中提到的一样，这一年就要届满21岁的梁门教早就计划在4月回国探亲，或者说，也许他的父亲及家族已给他在家乡订好了亲，只等着他回去择期完婚，成家立业。因此，进入1927年的新学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加美乐山书院上课。按照已修订并在去年实施的《中国留学生章程》条例新规，无故不去上课，属于违规，但梁门教的理由是身体不适，无法返回学校念书。内务部知道了他的这种行为之后，曾表示要问责，但就在内务部与海关和学校之间公牍往返之际，梁门教之归期已近。而这段时间，他也已经离开父亲在英壬埠的店铺，到了汤士威炉埠小住。直到4月20日，等到“吞打”(Tanda)号轮船抵埠，他遂登船驶往香港回国，结束了在澳的三年半留学生活。
此后，梁瑞荣还想办理儿子梁门教来澳工作，数次以自己年老需要退休，而店铺里所雇佣的西人和华人职员皆须有人监管，生意也须有人打理为由，向内务部申请过由梁门教前来代理他的位置，都未如愿。为此，梁门教回国后，就和母亲及妹妹和弟弟去到香港居住生活，也在那里找到工作，并于1931年迎娶小他三岁在香港出生的高少珍，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由此，他设法在香港找到一份在港出生的证明，并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改成William John Leong，这样就为父亲进一步申请他前往澳洲帮工创造了条件。
1936年初，梁瑞荣终于成功地为改了名字的梁门教申请到了入澳工作签证，前来鸿源号做助理店员。5月5日，梁门教搭乘从香港启航的“彰德”(Changte)号轮船抵达汤士威炉，正式成为父亲所在店铺的职员。按规定，工作签证是一年为期，可申请展签五年，但须每年到期后提出申请，内务部视情批复。因一年后鸿源号的年营业额超过二万镑，业绩彰著，表明需要人手，梁门教顺利获签；1938年，鸿源号营业额达34162镑，这样的业绩自然有利于梁门教的展签。[3]梁瑞荣的女儿梁碧云生于1909年，1931年已嫁给同邑去到上海工作的李仕英(他们一家后来去了加拿大)；而他 的小儿子梁门灿 (Leong Moon Tsan)，字锦鸲，生于1919年9月2日，1931年后随母亲到香港居住和读书。到1938年初，梁瑞荣也为他申请到了来澳大利亚读书的护照和签证，于当年3月3日抵达汤士威炉，进入当地的基督教兄弟会书院念书。
此后，鸿源号的年营业额一直都在三万多镑以上，业务繁忙，梁门教也就按部就班得以申请展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在澳的中国雇员和学生等，都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战时三年签证，有效期至1945年6月30日；期满如果战争仍在继续，则自动延签两年。门教和门灿兄弟都获得此项签证，后者还在战时脱离学校，也进入父亲的鸿源号店铺帮工。
战时昆士兰北部处于前线，军队众多，也使得商业生意相当繁忙。梁瑞荣是鸿源号主要股东，也亲力亲为，主持经营。但在1943年11月29日，因在店铺门前搬运货品，准备开门营业时，不幸被自己商铺的货车倒车时碾压，当场身亡，终年59岁。[4]次年，经法院判决，他的近二千镑遗产，由其在澳洲的儿子继承。[5]
战后，鸿源号的其他六位股东退休或另立门户，其股份由梁门教梁门灿兄弟承接，整个商行就成为了梁氏兄弟独家经营。鉴于1945年时的年营业额仍然还有三万多镑，兄弟俩的工作签证得以展签五年。为此，梁门教就在1947年初回国探亲，并将家人申请赴澳团聚。1947年11月3日，高少珍带着三个儿子从香港抵达澳洲。在这里，又为梁门教生了一子一女。梁门灿也在1948年回国，于香港迎娶赵凤贵，并在次年将其带回澳洲，在英壬埠养育二子一女。为增加人手，他们还在1949年将曹边村的两位宗亲兄弟申请来到英壬埠，协助打理生意。鸿源号在兄弟俩经营下，年营业额不得提高，到1957年已达110839镑。到1950年代末，梁氏兄弟已申请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在1960年代全家归化澳籍。[6]梁门教和梁门灿分别在1992年和2007年去世，和他们父亲一样，都长眠于英壬埠。
梁门教和梁门灿的子女都接受良好教育，散布于全澳，且都有了孙辈。梁门教的二子梁子谦(Joseph Leong)，出生于1934年，1950年代进入昆士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到汤士威炉医院工作，为当地著名医生；他热心当地华人事务和公益，是1970年代汤士威炉华人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太太缪凤鸣(Judith Jue Sue)，是中山县隆都水塘头缪祖绍(Mow Jue Sue)的孙女，1940年在汤士威炉出生；其父缪国秉(Mow Kock Ping，或James Jue Sue)，也跟梁门教一样，是1920年代初就去到汤士威炉留学读书。梁缪联姻，亦是相同背景之赴澳中山籍人士加强乡土认同与联系的一个写照。
一九二三年某个月份，梁瑞荣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梁门教来澳留学护照和签证所填之申请表。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梁门教签发的中国留学生护照。
梁门教1948年的照片。
梁瑞荣1928年申请的回头纸。上面标明他回国探亲是1928年4月26日，返抵澳洲的日期是1931年7月31日，显然他是在香港参加完了儿子梁门教的婚礼后才启程回澳。主要资料来源：Gow, Leung Moon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26/17577; Leong, William John, NAA: J25, 1959/2222
粟明鲜 2023/3/10
[1] 澳档里内务部和海关给出的梁门教父亲名字都是Leong So，但梁瑞荣给内务部和海关有关儿子展签和申请居留的信函，落款全部都是Charlie Hong。可见，这两个名字都是指的同一个人，即前者是正式名字，后者则是店铺名，但也是以店名作为在当地的行世之名。而以店名作为人名行于世，在当时也是居澳华人的常见现象。见：Leong Moon Gow, Leong So, NAA: J2773, 362/1924。
[2] 汤士威炉的查理鸿号店铺以梁瑞荣的名字命名，显然是他创办的，即在当年去往英壬埠发展之前，他办起了该店，之后交由别人代为打理或者合股经营，但仍然使用此前的店名。选择用这间店铺作保，而非他在英壬埠参与经营的鸿源号，最大的可能性是汤士威炉为大埠，学校较多，可供选择范围较大。是故他计划让儿子去汤士威炉留学，将其安排住进查理鸿号店铺，以属顺理成章之事。见：Leong Moon Gow, Leong So, NAA: J2773, 362/1924。
[3] Leong, William John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Townsville on Victoria 17 September 1923, NAA: BP25/1, LEONG W J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