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种姓制的跨文化解读

2011-08-14 来源:乌有之乡

一般说来，种姓制只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独有的历史陈迹，不具有普遍意义，其实不尽然。这种结构分明的社会种姓制度极富跨文化的启示意义：不同文化都是诸构成要素的制度性组合，只是在其中各要素的排列次序和权重各个不同而已。　

婆罗门教种姓制起源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当时印欧语系的白种人部落从中亚细亚涌入旁遮普一带并征服了当地土著。这些入侵者自称“雅利安”人即高贵者，以区别于黑肤色的达罗毗荼人。由于种族矛盾以及雅利安人内部的贫富分化，雅利安的宗教祭司制定了种姓划分而以主持宗教事务的婆罗门居首的种姓制，分别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神话根据见于婆罗门经典《吠陀》：梵天用巨人普鲁沙的嘴造出婆罗门，双手制成刹帝利，双腿制成吠舍，双脚制成首陀罗。　　

婆罗门作为第一等级，为社会之首脑至尊，其他等级包括国王在内的刹帝利对婆罗门都应敬重礼让。婆罗门由主管祭祀的氏族贵族组成，日后成为宗教祭司。他们垄断宗教文化大权，也参与执政和经营管理其他行业。他们常作为国王的顾问，以占卜念咒等方术影响政令甚至随军出征。婆罗门拥有大量土地和奴隶，此外还接受布施。婆罗门接受的这种来自国王贵族的布施和馈赠实际上是对战争俘获和国家税收的分配，从而成为最富有的阶层。　　

刹帝利作为第二等级是由王族和军事行政集团组成，被视为社会之臂膀，即统治执掌国家机器的人员。理论上，婆罗门优于刹帝利，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属刹帝利等级，两个种姓之间的争雄不可避免，其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即是佛教的创兴。刹帝利也拥有大量土地和奴隶，由于可直接支配战利品和税收，有时更富于婆罗门。　　

第三等级吠舍原由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组成，后泛化为从事农牧工商各行各业的平民。吠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其中发家致富者甚至从事高利贷活动。在婆罗门和刹帝利之下，吠舍只有交税服役，供养统治者的义务，却无甚政治权利。但按婆罗门教义，吠舍亦属高级种姓，死后投胎可再度为人，因而称再生族，故可参加婆罗门主持的宗教祭祀和听讲教义。据信再生与非再生的界限就是原有的种族界限的遗迹。　　

首陀罗为第四等级即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最初是由被征服的非雅利安各族组成，后来也包括被贬抑降黜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宗教、政治权利，只能从事农牧渔猎及种种低贱职业，其中少数自食其力，多数为佣人奴仆甚至奴隶。

上述种姓制度终身不变，世袭接替，种姓之间原则上禁止通婚。　　

由于追求灵魂解脱乃是构成印度文化的一种终极关切，因而宗教权威在精神生活领域具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宗教权威尽管在公众政治领域要服从于政治统治者，但在个人灵性生活和道德生活领域则要高于政治权威。婆罗门作为祭司贵族享有精神特权，掌管祭神、教化、知识传授和占卜祸福等属灵事务，故而社会地位最高，可谓之“宗教”种姓；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乃至各级政府官员，享有神权之外的一切国家权力，可谓之“政治”种姓。吠舍是社会中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中下层从事生产人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可谓之“经济”种姓；首陀罗是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属社会的底层，可谓之“生命”种姓。

如此说来，种姓制乃是人类定型文化的宗教版，我们只要调整或颠倒其先后权重顺序，就可以炮制出它的政治版和经济版。详见笔者本论坛《重建文化本体》一贴，不拟赘述。

这里只说一下印度种姓制的西方版——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据说曾经在东方做过奴隶）主张“以德治国”,以哲学家为统治者改造社会和国家,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实现其“理想国”。他认为理想的正义之邦起源于分工，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德行。治国者为德高望重的哲学王，依靠其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以其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劳动者则为国家提供物质生活资料；而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奴隶显然相当于“首陀罗”种姓。由此可见，无论是种姓、等级还是阶级，都不过是宗教、经济、政治（即笔者所谓天地人三才）三种制度化力量的不同称谓而已。　

另据法国传记作家罗曼罗兰，印度哲学家辨喜就曾对种姓制做出过泛化的解读。他在1896年对其美国女弟子克里斯丁娜说，第一是婆罗门的统治，其次是刹帝利的统治，目前“这个世界是在吠舍（商人）统治下的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将要由首陀罗（无产阶级）统治。”

辨喜认为，每种统治各有利弊：祭司陶铸着人们的精神，因为他们通过精神来统治，但极具排他性；武士统治专制而残暴，但不排他，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艺术和文化；商人的统治是默默无声的压迫和吸血，非常可怕，但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尽管此时的文化已开始衰退；也许将来会有工人统治，能将物质利益平均分配，普及教育但会降低文化。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能够保持祭司时代的知识，武士时代的文化，商人时代的分配精神和最后时代的平等理想，而除去它们的坏处，那就是理想的统治。”（《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印度卷）　　

辨喜还预言，中国文化必将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担负起“综合西方和东方”的伟大使命，这与“五、四”后梁漱溟的观点惊人地一致。梁漱溟“以中国文化为中道，认为它可以克服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物质性以及印度文化的内向性和虚无性。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而汤因比也曾预言说，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国文明中的人道主义、合理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使“中国人……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辛向阳等主编《文明的祈盼》）

笔者认为，国人只有先彻底清算“五四”文化虚无主义，才能不负上述中外先哲之瞩望，正确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性跨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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