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回忆录：“会议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匪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南下，待与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之后，再行共同去解黄维兵团之围。”并滔滔不绝地讲这一方案的理由。
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
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
顾祝同走到蒋介石身边，对他耳语道：“要不，请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介石点头同意。
这里说的很清楚，郭汝瑰的方案是由于由宿县向南不通而决定从左侧东线，经双沟、五河南下回到蚌埠，会合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然后去救助黄维。这个方案和“两淮撤退”方案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再看看两个人离开后会场众人的反应：
有人回忆：
“会议开到了半截子，二人在众目睽睽下离开座位。
刘斐丢了一句：“还能有什么办法，无非是由徐州西南逃跑嘛。”
顾祝同和何应钦听了只是尴尬笑笑：“天无绝人之路，会有好法子的”。”
如果刘婓，郭汝瑰是共谍卧底，肯定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杜聿明有可能从西南方向逃跑，不可能给共党中央传送情报说杜聿明要从两淮撤退。所以，说刘斐，郭汝瑰是共党卧底，完全是弥天大谎。
说共党中央信以为真，是粟裕判断正确，顶住压力，才围住了杜聿明兵团是另外一个篡改历史的谎言。实际上，对于杜聿明徐州撤退方向，中央军委也好，粟裕也好，全部判断错误！网上的那些谎言，包括《大决战》《淮海战役》电影电视里演绎的“粟裕预判成功”显然是篡改了军史、战史。当然，后来唐国强的电视剧《解放》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情节了。
首先，关于杜聿明徐州集团的撤退问题，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11月28日应该是发了两封关于杜聿明撤退的电报：
一，粟、谭：（一）（二）在此情况下，须估计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之可能。（三）你们现在的重心是严密监视徐州之敌，勿使南窜，望你们据此布置今后之工作。
另外，根据粟裕年谱，粟裕判断国军也是向两淮或者向南撤退。
粟裕年谱原文：
同日（11月28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建安电，又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注：这应该是毛泽东的另外一个电报）
11月29日凌晨，主持华野司令部会议，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徐州之敌有不待黄维被歼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判断敌人突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南渡长江，转向京沪；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同时解黄维兵团之围。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因此决定把北线主力集中放在防止徐州之敌向西南逃窜的可能上。（注：这大概就是粟裕准确判断出国军从西南方向逃跑的依据，但是，这样的预测和杜聿明向西逃跑的方向并不一致。而且，这个会议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国军要撤退的电报召开的）
同日申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表示“完全同意中野俭（28日）十七时、军委二十九日六时电示，并补充如下意见”：“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就便南撤，或乘我主力围歼黄兵团未解决战斗，及李、刘兵团南撤我主力南追之机，即集中二等部队向我攻击，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故我中野、华野目前阶段，均宜以全力争取实现续歼黄、李、邱之方针”。“在黄维未基本解决前，以阻击徐之敌保证围歼黄维作战为主。只有黄维大部解决后，再视机诱敌南下，以便聚歼敌主力于徐州外围地区”。为此调整部署：“南线各部，除十一纵（王张）、七纵、特纵配置中野参战外，其余二、六、十及苏十一纵，即集结宿（县）、灵（璧）、固（镇）及宿县东北地区待机，准备适时增加必要兵力，最后解决黄维。同时准备诱引邱、李、孙兵团沿铁路东侧南下至唐河北岸地区，会合北线各纵，由两翼出击，求歼敌于徐州夹沟西侧地区。如敌向东南突围时，我亦可适时机动截击”。（注：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刚开始粟裕判断正确，但并没有报告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而且在几个小时之后，仍然认为国军“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并且以此调整了军队部署，报告给了总前委和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30日17时复电指出：“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12月1日辰时（7点到9点），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复电：“据俘供及各方判断，敌已决心放弃徐州，企图以邱、李、孙倾巢南犯”。认为“在黄维未受我歼灭打击时，北线之敌倾巢南犯，我甚费力”。（注：杜聿明此时已经向西走萧县撤出了徐州，粟裕抓了俘虏，仍然认为杜聿明要倾巢南犯??）
同日（12月1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发出两电：一电给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及华东局，指出：“我们估计当黄维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另电给华东军区、苏北军区，指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被孤立于徐州附近的邱李孙三兵团有向连云港或两淮逃跑之可能。除令粟谭注意外，请你们对地方兵团方面预先有所布置，务使敌人不能向该两个方向逃跑”。（注：似乎年谱里故意把毛泽东的电报放在粟裕电报的后面，以显示粟裕的正确性）
毛泽东电报原文是：
防止敌军向两淮或连云港逃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粟陈张，谭王李，并告刘陈邓及华东局：
外国通讯社透露，徐州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我们估计当黄维兵团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免得临时措手不及。 军 委 一日二时
这份电报，就是很多人认为的毛泽东说的，杜聿明要从两淮撤退。这里，毛泽东的电报里清楚地说，信息是从外国通讯社获得的，和郭汝瑰完全是毫不相干；另外，毛泽东说的是要有所准备，以免临时措手不及。而且毛泽东说的是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才会从连云港或两淮撤退。而此时杜聿明已经向西经萧县撤退接近7-8个小时了。
总之，从粟裕与中央军委的来往电文可以看出，粟裕认为杜聿明将南下与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会合，因此把华野主力在津浦路南侧和东南；11月29日，认为“杜聿明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12月一日7-9点，仍然判断杜聿明兵团的撤退方向是向南而不是向西。即使是抓了俘虏之后，粟裕仍然坚持杜部南撤的判断，“企图以邱、李、孙倾巢南犯”。认为“在黄维未受我歼灭打击时，北线之敌倾巢南犯，我甚费力”。结果杜聿明虚晃一枪，走了萧县、永城方向！11月30日国军全部撤离徐州，12月1日中午12时左右，才确认杜聿明部实乃经萧县西撤，而途中根本没有我军的一兵一卒可以阻击，只能展开尾追。
毛泽东在12月2日的电报里特地电告粟裕和谭震林、陈士榘等华野领导人：“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歼，不能单靠尾追。”粟裕才根据毛泽东的电报重新调整了部署。
根据粟裕年谱：
12月1日华野指挥机关从各种情报渠道得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开始从徐州撤退，向西南方向逃跑。粟裕立即组织指挥华野11个纵队及豫皖苏军区部队追击、拦截，指令渤海纵队进占徐州。他说：对杜聿明要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注：这里，粟裕仍然担心杜聿明南下与黄维会合）
同日12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豫皖苏分局和军区负责人宋任穷、吴芝圃、张国华、毕占云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徐州之敌已于陷（30日）西窜，我各纵正追击中。因我主力在徐南及东南，较敌晚一天行程，追击不及”，豫皖苏各地方部队立即在砀（山）、夏（邑）、商丘、柘城、兰封线布置，阻击迟滞敌人，并控制涡河、沙河船只渡口，利用可能迟滞敌向西南逃窜之一切障碍，阻延敌人”。（注：从这里可以看到，粟裕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在徐州以南和东南，而西部根本没有一兵一卒。“较敌晚一天行程，追击不及”。所以杜聿明一路顺风，畅通无阻，跑到了永城陈官庄。
杜聿明从徐州撤退的路线，实际上一共应该有7个，郭汝瑰方案，蒋介石方案，杜聿明方案，毛泽东的两淮方案，武汉方案和粟裕的向南和向西南方案。
那么，对于国军，哪一个是最佳选择？
当时形势是，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是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缩了回去，让共军打不着；黄维已经是笼中困鸟，无力回天，迟早被消灭；杜聿明兵团，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也是断翅落地之孤鸟，军心不稳，人心惶惶。所以，能够撤出杜聿明兵团的30万军队，是当时国军最迫切的任务。
由于蒋介石制定的是“撤出来再打”的方针，所以，撤退的方向要么是左侧，要么是右侧。
郭汝瑰的撤退方向是左侧，“经双沟、五河南下，待与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之后，再行共同去解黄维兵团之围”。这一方向明显是行不通的，一个是如杜聿明所说这一带河流湖泊??，另外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路途太远，很难不被共军阻击。
蒋介石的方案是从右侧，应该是基本上和粟裕的判断方向一致，就是绕过宿县西部山区，向南攻击前进，配合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南北对进，以解救黄维兵团。
以上两条撤退路线，都是和蒋介石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撤出徐州，绕过宿县再打，以解救黄维兵团。这两个方案，都是以打为原则，以解救黄维兵团为主要目标。但是，蒋介石的“撤出来再打”的方针，不管是走左翼，还是右路，明显是过度自信的表现，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严峻形势，虽然会给共军增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杜聿明的“以逃跑为主”的方案，则是走萧县，永城，涡阳到达阜阳，就是向西然后再向南，到达阜阳之后，再去解救黄维兵团。能救则救，不能救就逃回蚌埠。虽然说明杜聿明当时头脑比较清醒，能够提出“打就不能撤，撤就不能打”。但向西再向南，是所有路线中最不可行的，是真真正正的死路一条。一是因为西南方向共军重兵云集，而且很容易从双堆集，宿县调集部队参与围歼，国军不可能逃掉；二是，他的这一行动方针，是明显违背蒋介石的以打为主的方针的，蒋介石肯定不会同意的。杜聿明在南京的时候，应该是耍了个滑头，表面上答应了执行蒋介石的“撤出来再打，救援黄维兵团”方针的，从西边右侧绕过宿县，攻击前进，解救黄维。可是，到了徐州，又变了卦，实施逃跑方案，以至于蒋介石于12月3日空投措辞非常严厉的亲笔信，要求杜聿明改变方向；三是杜聿明的撤退方向是走弓背，而共军如果从徐州，宿县，双堆集等地出发拦击，是走弓弦，距离更近，更容易拦截。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夺取宿县有多么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宿县左（东）侧是湖泊地带，右（西）侧是山地，只有宿县周围是平原，还有铁路通过。丢掉宿县，国军在整个徐蚌战场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毛泽东的两淮撤退和粟裕预料的南进方案，实际上是对国军是最有利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防止杜聿明兵团逃跑，将国军围歼于徐蚌地区。只要杜聿明不逃跑到江南，在中原地区被歼灭是早晚的问题。这就如同只要这道菜还在桌子上，没有被端走，早吃晚吃就看胃口如何了。但是如果端走了，能不能吃上这道菜就不得而知了。
两淮撤退方案：因为对国军来说，逃跑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最理想的应该是从两淮撤退，也是毛泽东希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有所准备的。虽然两淮地区沟渠河流众多，但共军当时兵力部署薄弱。两淮地区沟渠河流众多，国军逃跑困难，共军追击阻击更加困难；而且距离比较近，还有国军接应，是最有可能逃脱的。一旦国军从这个方向逃跑，共军会措手不及，所以，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要有所准备。可惜国军高层无一人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显然高估了国军将领的军事水平。
第二个就是粟裕的预料的两个方案，是基于国军的打。第一个是蒋介石方案，如果向南经宿县打不通，就从西边绕过宿县山区攻击，解救黄维。但是，这个方案成功率非常低。
粟裕预料的第二个方案实际上对国军也很有利，??就是从徐州倾巢出动，全力向南，攻打宿县，继续执行“南北对进，三军会师，打通徐蚌”??的方针。这个方案就是粟裕所担心的，也正是粟裕以此所部署的。虽然成功率低，却还有一线生机。郭汝瑰在南京的军事会议上讲的“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旷日持久，徒增伤亡”完全是错误的。所谓“进展迟缓”，每天也有2-3公里的进展，而且国军撤退之前的佯攻，实际上进展反而比较大，夺回了好几个村庄；所谓“旷日持久”，其实只有5天，共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用了两周；消灭黄维兵团，用了20多天。大兵团作战，想要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徒增伤亡”，总比全军覆没在陈官庄要好太多了。
可见，徐州国军两个最有可能的逃跑路线，都被毛泽东和粟裕预判在内，而且国军高层还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所以说，徐州国军要想逃跑，真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西南方向和武汉方向当作防御重点？因为国军从西南方向根本不可能逃脱。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就非常清楚了。
国军从11月30日傍晚开始撤退，到12月3日早上，用了三个晚上两个白天，司令部一共行进了大约65公里，后卫部队前进不到40公里。
而共军呢？根据2纵队司令员滕海清的回忆：“2纵队飞兵急进，一天两夜行程近三百里 ”。
李曼村在“回忆淮海战役中的华野十纵”写道：“我纵（十纵）即奉命沿宿(县)永(城)公路回师北上，一夜急行军120里，12月3日占领百善集、李楼、鲁楼一带阵地，堵敌南逃”；
刘少傥回忆淮海激战：“鲁中南纵队出发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太阳已落山了,近百里的急行军，天不亮就越过津浦铁路，已经赶到了敌人的前头了”
所以，在平原地区，共军一个急行军，就能够追上并包围国军。但是，在沟渠河流多的地区，共军的急行军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
在西南方向，即使华东野战军暂时追不上，也不会让杜聿明跑掉，因为当地有很多地方部队在活动，地方部队攻坚可能不行，防守和破坏交通应该是拿手好戏。
看看豫皖苏军区陈明义回忆：“邓政委指示，永城总兵站很重要，要组织好防卫，绝不能让敌人抢占。只要你们（豫皖苏军区3分区）能在永城坚持2至3昼夜，张国华司令员将率4个团赶去支援，华野部队也很快会赶来。我们在永城北沱河南岸构筑了3道防御工事，致使永城总兵站的物资无一损失。直到张国华司令员率领的部队和华野的部队赶到，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陈官庄一带”。
另外，邓小平给位于永城附近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下达了一道命令，告诉张国华：“华野大军已经全面出动，围堵从徐州向永城撤退的杜聿明集团，为防止万一，张国华必须立即率所属部队到永城布防，如果敌人到达了永城地区，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必须坚决把敌人堵住，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把杜聿明堵住”。
位于徐州西南的3纵、8纵、鲁中南纵队及陇海路西侧的9纵，截歼逃敌；位于徐州以南及东南的1纵、4纵、12纵向徐州至肖县间尾敌侧击追歼；
位于固镇一带的10纵沿宿县至永城公路疾进；2纵经宿县向永城前进，作为第二线截击部队； 11纵由固镇西南沿固镇至涡阳公路向涡阳、亳州疾进，占领涡阳，作为阻击敌人南逃的方向筑起第三道防线；华野十三纵已经参加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此时属中野指挥，粟裕请求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总前委批准，将其归还华野指挥。13纵在11纵尾后跟进，北上参加围攻杜聿明集团。
豫皖苏军区3分区陈明义部如果碰到国军，能够阻击2-3天；张国华四个团打到一兵一卒，应该能够阻击更长时间。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用上，华东野战军就已经把国军包围了。而共军在后面部署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也完全都没有用上。也就是说，共军只用了一成的力量，就已经把国军包围了。
可见，即使共军比杜聿明晚了一天，但是，国军在西部和西南方向共军重兵云集??的天罗地网里，根本没有一丝生机，毛泽东有什么好担心的？
很多人把国军的失败归咎于情报，这是另外一个胡说八道。实际上，共军的情报系统相当落后，在追击和围歼杜聿明兵团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根据杜聿明回忆录：“１１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蒋政权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在徐州的蒋家各机关纷纷要求尽先让他们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挤得未能走了，等到２９日早晨才起飞的。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这就是说，28日徐州城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国军要撤退，有钱有势的人都在逃跑。而共军从中央军委到前线指挥人员对此都一无所知，还在开会讨论预测国军的逃跑方向，直到12月1日中午时分才确定国军的逃跑方向，整整晚了三天时间。而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9纵，12纵，豫皖苏和冀鲁豫军区，卧底基本上没有提供一份情报。
关于“共党中央信以为真，是粟裕判断正确，顶住压力，才围住了杜聿明兵团”，这个谬论之所以到处流传，一方面是那些反毛的人为了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水平而编造的谎言；另外一方面是由于粟裕本人晚年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的结果。
粟裕晚年回忆淮海战役时曾经说道：“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对于杜聿明突围的方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正在这时，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我再三分析，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将北线七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西南，如杜聿明三个兵团向两淮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粟裕这里所说的，似乎完全是因为他准确地判断出了杜聿明集团的突围方向，才把杜聿明兵团包围起来的，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1月28号的提示电报的作用；而且毛泽东12月1日的电报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要前线指挥人员注意。即使在这一个自我吹嘘的谈话里，粟裕当时的判断只是和蒋介石的方案一样“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和杜聿明的向西撤退方向并不一致。
所以说，粟裕的这些说法和粟裕年谱里的记载是相互矛盾的。那么粟裕的说法和年谱里哪个更准确？当然是年谱更加准确，因为年谱是很多研究人员根据当时的来往电报，军史记录来编写的；而人的记忆会经常变化的。如同淮海战役的胜利，粟裕在50年代说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挥下取得的；而到了80年代，他却说是他指挥的。而且，即使粟裕当时紧张，最多只有几个小时，因为毛泽东发电报的时间是12月1日早上2点，此时，杜聿明已经撤退；到12月1日中午12点，粟裕给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发电报说从各个方面得到了确切消息，确认了杜聿明向西撤退，实际确认的时间应该稍微更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