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26年7月3日是美国建国50周年庆典的前夜。在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切洛（Monticello），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美国前总统，83岁的托马斯·杰弗逊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杰弗逊好几次问，4号到了吗？身边的人好几次告诉他还没有。终于，他听到了肯定的回答。
在遥远的马萨诸塞州的昆西（Quincy），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90岁的约翰·亚当斯也在生死之间沉浮。4日下午6点 20 分左右，亚当斯去世。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托马斯·杰弗逊活过了我（Thomas Jefferson survives）。”其实，杰弗逊已经在几小时前去世。
两个美国国父和前总统，虽未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段佳话。而更有意思的，是两人关系的起起落落，他们的竞争、敌对和友谊，及其折射出来的建国伊始就刀光剑影剧烈冲突，直到今天都影响各种政治辩论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
2
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一个普通人家，父亲靠务农和做鞋为生。作为家中长子，亚当斯接受了良好教育，从哈佛毕业后成了波士顿一名受尊敬的律师。
杰弗逊的出生地离他的死亡地蒙蒂切洛也不远。他父亲是农场主和测量员，家境优渥，但父亲在他14岁时就去世了。当时的人都是就近念书，所以他上了位于弗吉尼亚的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他也当了律师。
两名律师都关心政治，都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因此都在1776年成为国父们共商国是的第一届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的代表。
当时亚当斯已经小有名气，且能量爆棚，辩才无碍，在大陆会议上十分活跃。杰弗逊相对年轻稚嫩，加上生性害羞，算是小字辈。
但杰弗逊之前写过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以写作才能著称，于是被任命为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小组的一员。亚当斯也是成员之一，还有一名成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另外两名成员完全没有参加独立宣言的起草，我们就不提了。
独立宣言现在大名鼎鼎，但当时大家以为这不过是对他们正在从事的纷繁复杂又艰难危险的革命的一份小总结，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多少因为这一点，起草文件的具体工作落到了最资浅的杰弗逊头上。
杰弗逊不负众望，写得非常好。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只对他的草稿做了一些小改动。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不言而喻”（“self-evident”）是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改的，杰弗逊本来写的是“神圣而不可否认”（“sacred and undeniable”）。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共事，让杰弗逊和亚当斯成了朋友。后来两人又都在独立战争期间出任美国驻欧洲大使，杰弗逊在法国，亚当斯在英国。这段时间两人来往密切，更加深了友谊。
3
1789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为美国总统，亚当斯和杰弗逊都成为他的手下。亚当斯是副总统，杰弗逊是国务卿。内阁中还有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按理说，这帮人因为带领美国人民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但开国大业刚完成，他们就分裂成两派。
一派是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曾亲自带兵打仗，当过华盛顿的副官，深受华盛顿赏识。联邦党的核心主张是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支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建立国家信用和集中的银行系统，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办大事。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个人关系不好，但也属联邦党。
另一派则是杰弗逊为首的“反联邦党”（后来被称为民主共和党）。杰弗逊派认为美国本是农业国家，应保持特色。联邦政府也越小越好，应该尽量让人民自治。
华盛顿倾向于汉密尔顿的主张，与杰弗逊渐行渐远。汉密尔顿的设想得以实行，带来美国经济的腾飞，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杰弗逊在内阁中是受打压的边缘人士，郁郁不得志，任期结束前就辞职回了蒙蒂切洛。
1796年，当华盛顿宣布不寻求第三任时，总统位置成为左膀右臂们角逐的目标。亚当斯领跑联邦党，而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则是杰弗逊。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竞争的总统选举。虽然主角是德高望重的国父，其口诛笔伐、争锋相对的程度跟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并无二致，当然主要是党派出面，主角们自己还是比较矜持的。亲英的联邦党人极力将亲法的民主共和党人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绑在一起，民主共和党人则痛斥联邦党人是保皇派要搞君主制。
亚当斯赢了选举。根据当时法律，得票第二的候选人自动成为副总统，杰弗逊尴尬地走马上任。但他对这份工作兴趣缺缺，把自己的职责限定为参议院议长：他才懒得去给总统出谋划策。他和亚当斯政见不同，说什么亚当斯也不会接受，属于自讨没趣。
四年后，亚当斯和杰弗逊再次成为竞争对手。亚当斯四年总统做得灰头土脸，饱受诟病，加上与汉密尔顿的不和削弱了联邦党力量，杰弗逊赢了选举，成为美国总统。
亚当斯在杰弗逊就职典礼之前就急急忙忙离开白宫，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家。之后12年里，他和杰弗逊没说过一句话。
4
1812年，亚当斯和杰弗逊都是解甲归田的退休总统。杰弗逊住在蒙蒂切洛，亚当斯住在昆西。这里“归田”不是一种修辞手法，两人确实都以农耕为主业。
1811年对亚当斯来说是很悲伤的一年，好几个亲戚朋友生病去世，让他的心变得柔软，政治观点也不如过去尖锐。正好他们的共同朋友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的本杰明·拉什鼓励他们联系。于是，亚当斯给杰弗逊寄去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两卷修辞学演讲集，并附上一张便条。杰弗逊立即回信，两人恢复了友谊。
在下面14年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亚当斯写了109封信，杰弗逊写了49封信。
他们的信件是最高层面的知识对话。他们在信中讨论政府、政治、哲学和宗教，也感叹岁月的沧桑，交换日常生活的悲欢。从这些信件中可以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可以窥视两位前总统的思想洞见。
有时候，两个老总统的通信中甚至流露出一种温柔。比如杰弗逊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残疾的手腕和手指使写作变得缓慢而费力。但在写信给你的时候，回忆起年轻和健康让一切都显得幸福的旧日时光，我忘记了这些感觉。”
5
但他们政见仍是不同的。独立革命那代人已逐渐凋零，作为硕果仅存的国父中的两个，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历史上将有一席之地。他们希望历史善待自己，至少千万别误解自己。但他们又珍惜这份老年的友谊，因此在通信中又尽量避开雷区。但他们对治理美国的不同看法，还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而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联邦政府角色的解读。
杰弗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个人自由，强调个人固有的权利和能力，而政府应该是越小越好。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关系上，他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尽量将权力留给州里。
亚当斯更务实一些。他认识到管理一个刚诞生的脆弱国家的复杂性，相信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联邦政府来保护国家利益。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这些联邦党人争取的联邦权力，比如设立联邦法院、建立国家银行、政府有权发国债等，在今天看来真不算什么。现在的人对联邦政府拥有这些权力早习以为常。跟建国时相比，联邦政府的权力经过美国内战，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进步时代，经过罗斯福新政，又经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已经一再扩大。
今天的人还在争论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全民医保，是否应该保障女性的堕胎权。如果说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有一个理想平衡点的话，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时代，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知道这个平衡点远远没有达到。
把眼光放长远之后，很多棘手问题的答案都很清楚。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要联邦政府做的那些事情，跟杰弗逊给他们戴的君主制的帽子，差了岂止十万八千里。说得唐突一点，就是杰弗逊的观点不对。
美国发展的方向，跟杰弗逊的想法是相反的。在华盛顿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显示出杰弗逊不愿看见的强势作风，汉密尔顿路线占了上风。
1820年，密苏里作为一个西部州加入联邦，引发成为南北战争预兆的著名“密苏里妥协”时，杰弗逊还在世。对于密苏里州是否可以有奴隶制，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也以州权和联邦权关系的形式展开。而主张密苏里州可以有奴隶制的一方，就援引杰弗逊关于州权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
当然杰弗逊的主张也很有价值，直到今天都影响着美国社会及人民与政府的互动，一直是一柄高悬头顶，让美国人民警惕联邦政府滥权的尚方宝剑。
但杰弗逊和亚当斯虽有巨大分歧，他们认识到这些分歧是为了达到同样目标的不同方法和策略。因此，两个曾打得不可开交的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和分属不同党派的前总统，才能在生命后期成为真挚的笔友，肯定对方对美国的贡献，表达相互的尊重。
尤其是他们同在美国建国50年这一天去世之事颇有传奇色彩，简直像一则神秘的政治寓言。在极度撕裂乱成一锅粥的今天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成为已经快要奄奄一息的争斗中求平衡、分裂中寻妥协的美国精神的隐喻。
1826年7月3日是美国建国50周年庆典的前夜。在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切洛（Monticello），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美国前总统，83岁的托马斯·杰弗逊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杰弗逊好几次问，4号到了吗？身边的人好几次告诉他还没有。终于，他听到了肯定的回答。
在遥远的马萨诸塞州的昆西（Quincy），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90岁的约翰·亚当斯也在生死之间沉浮。4日下午6点 20 分左右，亚当斯去世。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托马斯·杰弗逊活过了我（Thomas Jefferson survives）。”其实，杰弗逊已经在几小时前去世。
两个美国国父和前总统，虽未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段佳话。而更有意思的，是两人关系的起起落落，他们的竞争、敌对和友谊，及其折射出来的建国伊始就刀光剑影剧烈冲突，直到今天都影响各种政治辩论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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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一个普通人家，父亲靠务农和做鞋为生。作为家中长子，亚当斯接受了良好教育，从哈佛毕业后成了波士顿一名受尊敬的律师。
杰弗逊的出生地离他的死亡地蒙蒂切洛也不远。他父亲是农场主和测量员，家境优渥，但父亲在他14岁时就去世了。当时的人都是就近念书，所以他上了位于弗吉尼亚的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他也当了律师。
两名律师都关心政治，都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因此都在1776年成为国父们共商国是的第一届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的代表。
当时亚当斯已经小有名气，且能量爆棚，辩才无碍，在大陆会议上十分活跃。杰弗逊相对年轻稚嫩，加上生性害羞，算是小字辈。
但杰弗逊之前写过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以写作才能著称，于是被任命为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小组的一员。亚当斯也是成员之一，还有一名成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另外两名成员完全没有参加独立宣言的起草，我们就不提了。
独立宣言现在大名鼎鼎，但当时大家以为这不过是对他们正在从事的纷繁复杂又艰难危险的革命的一份小总结，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多少因为这一点，起草文件的具体工作落到了最资浅的杰弗逊头上。
杰弗逊不负众望，写得非常好。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只对他的草稿做了一些小改动。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不言而喻”（“self-evident”）是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改的，杰弗逊本来写的是“神圣而不可否认”（“sacred and undeniable”）。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共事，让杰弗逊和亚当斯成了朋友。后来两人又都在独立战争期间出任美国驻欧洲大使，杰弗逊在法国，亚当斯在英国。这段时间两人来往密切，更加深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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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为美国总统，亚当斯和杰弗逊都成为他的手下。亚当斯是副总统，杰弗逊是国务卿。内阁中还有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按理说，这帮人因为带领美国人民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但开国大业刚完成，他们就分裂成两派。
一派是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曾亲自带兵打仗，当过华盛顿的副官，深受华盛顿赏识。联邦党的核心主张是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支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建立国家信用和集中的银行系统，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办大事。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个人关系不好，但也属联邦党。
另一派则是杰弗逊为首的“反联邦党”（后来被称为民主共和党）。杰弗逊派认为美国本是农业国家，应保持特色。联邦政府也越小越好，应该尽量让人民自治。
华盛顿倾向于汉密尔顿的主张，与杰弗逊渐行渐远。汉密尔顿的设想得以实行，带来美国经济的腾飞，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杰弗逊在内阁中是受打压的边缘人士，郁郁不得志，任期结束前就辞职回了蒙蒂切洛。
1796年，当华盛顿宣布不寻求第三任时，总统位置成为左膀右臂们角逐的目标。亚当斯领跑联邦党，而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则是杰弗逊。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竞争的总统选举。虽然主角是德高望重的国父，其口诛笔伐、争锋相对的程度跟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并无二致，当然主要是党派出面，主角们自己还是比较矜持的。亲英的联邦党人极力将亲法的民主共和党人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绑在一起，民主共和党人则痛斥联邦党人是保皇派要搞君主制。
亚当斯赢了选举。根据当时法律，得票第二的候选人自动成为副总统，杰弗逊尴尬地走马上任。但他对这份工作兴趣缺缺，把自己的职责限定为参议院议长：他才懒得去给总统出谋划策。他和亚当斯政见不同，说什么亚当斯也不会接受，属于自讨没趣。
四年后，亚当斯和杰弗逊再次成为竞争对手。亚当斯四年总统做得灰头土脸，饱受诟病，加上与汉密尔顿的不和削弱了联邦党力量，杰弗逊赢了选举，成为美国总统。
亚当斯在杰弗逊就职典礼之前就急急忙忙离开白宫，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家。之后12年里，他和杰弗逊没说过一句话。
4
1812年，亚当斯和杰弗逊都是解甲归田的退休总统。杰弗逊住在蒙蒂切洛，亚当斯住在昆西。这里“归田”不是一种修辞手法，两人确实都以农耕为主业。
1811年对亚当斯来说是很悲伤的一年，好几个亲戚朋友生病去世，让他的心变得柔软，政治观点也不如过去尖锐。正好他们的共同朋友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的本杰明·拉什鼓励他们联系。于是，亚当斯给杰弗逊寄去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两卷修辞学演讲集，并附上一张便条。杰弗逊立即回信，两人恢复了友谊。
在下面14年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亚当斯写了109封信，杰弗逊写了49封信。
他们的信件是最高层面的知识对话。他们在信中讨论政府、政治、哲学和宗教，也感叹岁月的沧桑，交换日常生活的悲欢。从这些信件中可以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可以窥视两位前总统的思想洞见。
有时候，两个老总统的通信中甚至流露出一种温柔。比如杰弗逊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残疾的手腕和手指使写作变得缓慢而费力。但在写信给你的时候，回忆起年轻和健康让一切都显得幸福的旧日时光，我忘记了这些感觉。”
5
但他们政见仍是不同的。独立革命那代人已逐渐凋零，作为硕果仅存的国父中的两个，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历史上将有一席之地。他们希望历史善待自己，至少千万别误解自己。但他们又珍惜这份老年的友谊，因此在通信中又尽量避开雷区。但他们对治理美国的不同看法，还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而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联邦政府角色的解读。
杰弗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个人自由，强调个人固有的权利和能力，而政府应该是越小越好。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关系上，他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尽量将权力留给州里。
亚当斯更务实一些。他认识到管理一个刚诞生的脆弱国家的复杂性，相信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联邦政府来保护国家利益。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这些联邦党人争取的联邦权力，比如设立联邦法院、建立国家银行、政府有权发国债等，在今天看来真不算什么。现在的人对联邦政府拥有这些权力早习以为常。跟建国时相比，联邦政府的权力经过美国内战，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进步时代，经过罗斯福新政，又经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已经一再扩大。
今天的人还在争论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全民医保，是否应该保障女性的堕胎权。如果说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有一个理想平衡点的话，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时代，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知道这个平衡点远远没有达到。
把眼光放长远之后，很多棘手问题的答案都很清楚。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要联邦政府做的那些事情，跟杰弗逊给他们戴的君主制的帽子，差了岂止十万八千里。说得唐突一点，就是杰弗逊的观点不对。
美国发展的方向，跟杰弗逊的想法是相反的。在华盛顿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显示出杰弗逊不愿看见的强势作风，汉密尔顿路线占了上风。
1820年，密苏里作为一个西部州加入联邦，引发成为南北战争预兆的著名“密苏里妥协”时，杰弗逊还在世。对于密苏里州是否可以有奴隶制，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也以州权和联邦权关系的形式展开。而主张密苏里州可以有奴隶制的一方，就援引杰弗逊关于州权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
当然杰弗逊的主张也很有价值，直到今天都影响着美国社会及人民与政府的互动，一直是一柄高悬头顶，让美国人民警惕联邦政府滥权的尚方宝剑。
但杰弗逊和亚当斯虽有巨大分歧，他们认识到这些分歧是为了达到同样目标的不同方法和策略。因此，两个曾打得不可开交的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和分属不同党派的前总统，才能在生命后期成为真挚的笔友，肯定对方对美国的贡献，表达相互的尊重。
尤其是他们同在美国建国50年这一天去世之事颇有传奇色彩，简直像一则神秘的政治寓言。在极度撕裂乱成一锅粥的今天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成为已经快要奄奄一息的争斗中求平衡、分裂中寻妥协的美国精神的隐喻。
